作者 | 段志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听说喜马拉雅推出了一档重量级的节目，包弼德、傅高义等几位学者主讲的 《中国文化课》 。一看主讲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书都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候的必读书。所以看了这个节目大纲，让我一下子有回到课堂的感觉。

这几位主讲人大部分都在美国工作，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我感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中美脱钩也好，大国竞争也好——这样的节目有它特殊的意义。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无论从地理、历史、制度还是文化来说，差异都堪称巨大的国家，到底能不能互相理解，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能带给大家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不但可以互相理解，而且这种来自异域的眼光还能带来很多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洞见。也就是说， “异域之眼”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说到互相理解这个话题，说起来简单，真要实践起来那是非常难的。 单说语言，就是一大关。

有这么一个故事，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吧，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因为冷战的关系，他没办法来中国大陆做研究，汉语也是在美国学的。后来他想办法去了台湾，先是坐船到基隆港，下了船，要买票去台北，但是他因为研究的是明代历史，所以学的都是文言文，他以为汉语就是文言文那样的，所以他跟人家说： “吾欲至台北” 。结果当然是搞得对方一头雾水。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大概学术圈里很多人都听说过。其实想一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光语言至少就得学两种，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吧，民国时期的汉语，共和国早期的汉语和现在的汉语区别又很大，我就听过有的日本学者说起汉语来满口的革命语言，因为老一辈日本学者有很多是在文革时期跟着《人民日报》学的汉语，革命词汇运用得非常熟练。

除了这两种“普通话”，对于有些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还得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周边国家的语言等等。 因为这些额外的困难，所以我们对研究中国的外国人常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

一种是说，哎呀这个外国人怎么这么厉害，汉语这么难学的语言他都能学懂，而且在很多事情上简直比中国人懂得还多。我有一位同事，他是俄罗斯人，以前跟我一间办公室，他的汉语就超级好，还能听得懂一些我都听不懂的方言，我经常向别人介绍，说他的汉语比我还好；但另一种印象呢，就是说汉语这么复杂微妙，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真正懂得其中的妙处呢？

但我要说的是，语言能力其实只是起步，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在这个层面，我想所有的专家应该都承认，今天我们用来理解中国的概念、逻辑、方法，乃至一整套思维和表达方式， 早已深刻地打上了海外中国学的烙印，中国学早已成了世界学术的一部分。

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传统中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农商社会？历史中国到底是个早熟的文明，还是个落后的文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到底遵循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如果有这种规律的话——还是沿着自己特殊的轨迹？

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中国史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世界历史、人类历史的问题。只有在大量的外国学者带来了比较的视角——套用一句俗话，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理解中国——这些问题才能被提出来，也才能有讨论的可能。 全球视野、比较视角，这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一种革命。

第二个 ，现在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实际上靠的是一套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这套概念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比如研究中国过去的宗教，我们有宗教学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中国过去的性别，我们有一套性别理论和性别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我们有现代语言学的一套技术和手段，研究中国过去的经济、社会，我们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体系。

这些知识体系、概念、理论、方法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绝大部分也不是海外中国学家发明的，但最早是他们从现代西方学术的庞大机体上学来的，然后应用到中国研究当中。 概念术语、理论体系，这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二种革命。

第三个 ，传统的观念里面，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华夏的文化，汉人的文化。经过现代学术和思想的转化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当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人群共同创造的，他们有的是农业民族，有的是游牧民族，有的是主要从事渔猎，也有的主要从事工商业。

历史上，这些人群之间不全是和平的友善的关系，但同样都为中国贡献了丰富的文化和文明成果，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是复合的、多元的中国，不再是那种华夷之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国了。 这种多元、平等的观念，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三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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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就举这么多，要说下去当然还有。因为有这些视角和方法的不同，所以海外中国学就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 即便有些在语言上不像母语是汉语的人那么熟练，但提供的理解和洞见是非常深入的。 比如那位“吾欲至台北”的学者，他对明史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等你听了这档节目，应该更能体会到几位主讲人在概念方法和比较视野方面的长处。

我得声明一下，我说这些外面的学者、外来的知识，对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带来这么多的改变，这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学者就多么聪明，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知识背景，而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巨大的知识世界，在过去的一两百年中，成了人类知识的主流。

所以海外中国学的产生及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渐融入世界知识主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外来的概念是不是真的就能完全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现象，其他文明的历史经验能不能涵盖中国的文明历程等等，但无论如何，我们实际上是凭借着现代人类文明的整体成果，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不过呢，时代发展到今天，又有点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在思考现代学术、现代知识带来的洞见，一方面也在寻找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大家首先关心的是学者个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贡献，而不是学者的国籍了。

在环顾自己的学术领域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领域里面有价值的学者往往分布在世界各地，每个人的文化背景、教育历程和生活经验不一样，甚至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都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学术观点。国籍当然仍然有意义，但也就是和其他的背景一样有意义而已， 可能会影响到学术风格，但不会决定水平的高低深浅。

中国的一部古籍《列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说会相马的高手发现了一匹千里马，结果他回来报告的时候，把这匹马的颜色和性别都说错了。为什么？因为他只关心这匹马是不是好马，颜色、性别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事情。

我想今天我们来学习学者们的见解，道理也是一样的。非常肯定的，《中国文化课》这档节目邀请的这十位学者，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海外学者”，所以值得我们去听，而是 首先因为他们是“优秀学者” ，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中国的重要阶梯， 这才是我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真正原因。

这种态度的变化，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讲这个课的主讲人和听这个课的你，都处于这个历史性进步的过程之中。 在这个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悲观的年代，让我们一起守护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