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 如何深化超大城市韧性安全智能技术治理？西政“廌会笔谈”专栏

韧性城市强调城市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损失，并合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打造韧性城市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大力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韧性建设水平。由于超大型城市在公共安全方面所存在的风险隐患较之其他城市更加复杂，这就迫切需要在这类城市的韧性建设过程中，深度推进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重庆市考察时指出，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这为超大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效提升韧性安全建设水平提供了明确的指针，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其一，通过做好预案和精准管控，尽可能减轻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从而避免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其二，通过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切实减轻超大城市公共安全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并促进城市机能迅速恢复；其三，通过经验总结和全面复盘，有效弥补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漏洞，并为做好预案和精准管控提供明确依据。

整体来看，以上三个层面环环相扣，共同构成超大城市韧性安全建设过程中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升的有机要素。然而，三个层面居于核心的应定位于第一层次，也即需要优先强调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预案准备和精准管控。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总体要求是完全契合的，也即必须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而不宜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超大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的被动应对。

为了有效开展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预案准备和精准管控，就特别需要在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发展背景下大力提升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强化韧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数智监测和预警，以有效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机率。具体而言，需重点部署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既有公共安全风险和事件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并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前瞻性排查，为基于数智技术的监测预警的开展提供基础。二是充分应用数智技术，对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精确分析和运算，明确城市治理重点领域、区域、行业的风险识别和分类分级，为监测预警的工作部署提供操作指引或运行方案。三是强化基于数智技术的深度学习算法应用，更为清晰地把握公共安全风险和事件的预期发展和规律性认识，促进数智监测预警工作的优化，将韧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超大城市具有生产要素高集聚性、高流动性、高异质性等特有属性。新毒情形势下，毒品供应和流通数量“双降”直接导致部分吸毒人员寻求麻精药品和非列管物质进行替代。毒品及其替代物更迭速度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严重威胁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通过科学技术与决策部署，构建智慧毒情管控体系，是提升超大城市韧性安全的重要路径。

一、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精准掌控毒情形势

在超大城市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中，毒品滥用问题犹如暗流涌动，其影响范围广且难以直观监测，需要搭建毒品滥用智能化动态感知、监测、预警多元系统，多渠道捕捉涉毒活动动态，抓取涉毒活动信息，分析处理涉毒数据，实现对涉毒活动的分级预警。在监测层面，利用先进传感技术监测城市污水中的微量毒品残留、通过监控能源消耗揭示用电异常活动与潜在毒品制贩场所间的关联，宏观评估滥用状况及趋势。在信息识别层面，借助网络监测手段实时抓取和分析依托互联网进行毒品交易的信息，有效阻断涉毒信息在虚拟空间的流通渠道。在风险预警层面，运用先进算法对毒品替代物进行毒理预测与成瘾性风险评价，并依托毒情监控预警模型，主动抓取异常行为或风险事件，提前预警滥用趋势与风险点，实现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监管。

二、平急结合与分级管控：灵活应对毒情变化

传统毒品监管模式多依赖事后报告和被动响应，难以适应超大城市多变量耦合突发的毒情形势，可依托毒品监管智能化多元系统，完善毒情风险防控平急结合转换机制，构建指挥高效、处置精准、保障有力的协作体系。这一机制应集网络作战、人力调配、基础保障等为一体，在毒情风险识别的前提下，制定评估标准，确定风险等级及管控策略。低风险区可侧重毒品预防教育，增强公众防范意识；中风险区应密切关注涉毒重点人群，加强毒情监控和涉毒情报收集力度，做好涉毒人群戒毒、帮扶工作；高风险区则应联合多部门开展清查行动，加强边境和交通要道的检查。

三、智慧联动与综合治理：全面打造毒情管控新生态

在超大城市毒品问题治理过程中，单点技术突破远远不够，需构建智慧联动与综合治理体系，打造政府主导、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社会参与的毒情管控新生态。一是要强化政策支持，将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整合多部门资源，形成流畅的跨部门协作体系；二是可以依托数智技术，分析预测毒情趋势，提高涉毒情报分析的精确度，提高毒情防控效能；三是要彰显法治权威，提高对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能力，从根本上压缩毒品犯罪空间；此外，也要借助新媒体，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公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形成社会共治、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打造更加安全、有韧性的城市环境，保障社会长治久安。

据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精神障碍者已超2亿人，其中严重精神障碍者(下称“重精患者”)在10年前已超1600万人，当前实际在册管理的重精患者仅660万。重精患者常基于不明或怪异的动机暴力袭击他人，具侵害行为目标随意、突发性、重复性等特点，管控难度大，近年来震惊世人的“上海浦东杀人案”“重庆观音桥砍杀案”“K435列车杀人案”均为精神障碍者所为，在具有高集聚性、高流动性、高异质性、高开放性等特有属性的超大城市中成为社会治安的高风险因素。当前大部分超大城市以卫生健康委牵头管理服务，主要关注精神障碍者的诊断、治疗与康复工作，但我国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匮乏，在其犯罪预防领域中存在管理数字化程度低、缺乏专业智能分析与暴力行为预警体系、多管控部门间信息交互协同困难等问题。为提高基层整体智治水平，需高度重视超大城市精神障碍者风险预警与精细管理服务。

一、对重精患者的管理服务需提升至保障社会安全的战略高度

在超大城市重精患者存在巨大安全风险的背景下，这一战略应推动建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社会安全为保障、大信息导向为基础的重精患者智能精细管控体系，创新智能化筛查、管理手段，发展相关领域应用技术开发、专用设备研制、技术标准制定，全面提升特殊人群智能管理服务体系的现代治理格局。

二、打破“认知论局限”，发挥侦查学的犯罪预防功能建立重精患者暴力风险预警体系

精神卫生领域对“精神障碍者犯罪预防”存在多方面认知局限，如涉案知识局限、治疗范式单一、预防策略不足等。侦查学研究犯罪行为的预防、侦查、打击和犯罪情报等方面，其犯罪预防功能包含对潜在犯罪行为识别和干预，对预防重精患者暴力危害行为具重要意义。需结合有侦查学背景的法医精神病学与犯罪心理学专家，展开深入调研并进行研发指导，通过对精神障碍者行为特征、模式和动机进行分析研究，识别其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的预警信号，构建精神障碍者肇事肇祸大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对潜在暴力行为的及时分级预警和精准干预，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