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班级：《高三》镜头之外的十二年

2006 年，纪录片《高三》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这是纪录片导演周浩的第二部片子，他在获奖后表示：“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几乎与每一个中国家庭，甚至是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故事。这部影片，每个人的解读方式各异。对中国有兴趣的朋友，我相信他们能读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2004年初，周浩就试图以黄冈中学为蓝本拍摄一部关于高考的纪录片，遭到校方拒绝之后，在朋友的引荐下，周浩进入到了武平一中——位于福建贫困山区的一所高中。他说“选择这所学校、选择王锦春真有点像押宝一样。”

纪录片《高三》的主角，武平一中高三语文老师王锦春。来自视频截图

《高三》讲述了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班的真实生活；一群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少年，以及一位以帮助学生完成高考来确认自我价值的教师王锦春。

周浩用了一年时间，以班主任王锦春为线索，平行地记录了“尖子生”林佳燕、“差生”钟生明、“早恋生”张兴旺以及学生的父母等人物的生活，影片呈现了在试图平均分配公平机会的高考体制中，学生们的叛逆与归顺、老师们的焦虑与教化。

在命运的骰子落下之前，那些有用无用的知识、或高或低的分数、没完没了的考试，完全代替了他们自由的成长，几乎虏获了他们全部的青春时光。

自1999年开始，中国加快了高校扩招步伐，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困境也随之而来。在《高三》上映十二年之后， 我们重访纪录片中的主角，去看那些被虏获的青春换来了什么，命运的骰子是否落下。

“尖子生”的北京生活

5月12日中午，在北京市西城区财富广场的咖啡馆，林佳燕准时出现了，她穿着职业装，身形消瘦，目光中有些人到中年的疲倦。

十二年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林佳燕还是面庞黝黑，齐耳短发的朴素学生，她侧着身子偷听着上一届高三毕业班的报考消息，“638分报北大可不稳”，对于高分，她总是很敏感，却又总是不露痕迹。

镜头里的林佳燕捂着耳朵大声地诵读政治课本，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开夜车读书，而她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孤独地跑圈。

武平一中的教学环境在十二年之间发生了很大改善。王一然 摄

林佳燕六七岁开始干农活，十来岁已经可以打零工了，帮母亲挑一天的砖，能赚十二块钱，贫穷让这个农家少女显得内向、不自信。在弟弟出生以后，家里更加拮据，但母亲告诉她：“妈妈拼了命也会供你读高中，考大学。”

纪录片的结尾，林佳燕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对外汉语系，这是一所985级别的名校，按理说，母亲的愿望已经成真了。

初到大学，同学们依据兴趣爱好迅速地成为朋友，角落里的林佳燕虽以高分被录取，但在特长/爱好一栏却空空如也。她又比许多同学多填写了一张表格——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

她通过做家教来挣取生活费。一次，她为了鼓励一个略显疲倦的小学生，就对着学生的一双修长的手指说“等高考结束了，你可以去学钢琴。”没想到学生的钢琴早已经过了十级。林佳燕一时语塞，想起了自己只有学习与农活的童年。

她也一直关注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她告诉搜狐号《后窗》：“我听说重点高校针对农村学生都放宽录取了，我觉得这是教育资源趋向公平发展的开端。”

她说的放宽录取是指教育部在2015年下发了关于“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规定了重点高校面向农村贫困地区招生人数为5万名，服务对象是832个贫困县。

不少媒体联系林佳燕，希望她再谈谈《高三》之后的命运变迁。林佳燕总是婉拒，并不是因为她性格内向，而是“在北京十二年了，我还在为生计奔波。如果说改变阶层，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和运气才行。”

2009年，全国611万大学生毕业，这是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第一次超过600万，林佳燕就是其中之一，她选择留在北京工作。这一年的《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指出，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环比上一年下降11%，为2746元。并明确地指出，家庭阶层差异影响学生就业，在就业质量上，来自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家庭的毕业生处于弱势地位。

作为名校生，林佳燕的月薪只有2000元出头，还不到平均薪资。为了省钱还助学贷款，她住在月租500百元的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空气潮湿，她永远记得自己裹在发霉的被子里，而床下是一阵阵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她记得一次给母亲打电话，聊得久了些，母亲就责怪地说：“没有事情不要浪费电话费。”而重要的事情就是她的弟弟辍学了，她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在北京的信息与金融行业奋斗了几年，林佳燕的收入终于从2000过了五位数，但在物价与房价飞涨的北京，她似乎又慢了很多。王一然 摄

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几年，林佳燕的月薪终于过万，她也想在北京安家，但高高在上、还一路攀升的房价，让她可望而不可及。她盘算过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一个小区，2005年的均价在一万左右，2009年就到了3万，如今在7万以上。

当社会上的资产性收益远远大于劳动性收益时，阶层就开始慢慢凝固。

2014年，林佳燕嫁给了同在北京工作的同乡，为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们租下了北京昌平的两室一厅，月租近五千，北京买房无望，林佳燕与丈夫在老家龙岩交了新房的首付，每月按揭之余还要负担父母的养老，儿子也一天天地长大。

“孩子跟着我们在这里北漂，他没有户口，最后还是要回老家走高考的路。”

她在北京也有一些过得不错的老乡，有的人早年靠着父母在北京买房落户，有的人已经决定了孩子以后去国外接受教育。他们都在努力让下一代摆脱与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命运。而林佳燕却清楚，自己的儿子多半要重新回到武平，继续自己曾经在《高三》里的故事。

“差生”的逆袭

在纪录片中，钟生明是“差生”的代表。钟生明在宿舍旷课睡觉，半夜翻墙去网吧打游戏，在父亲与老师的对峙中摔门出走，对于这种“坏”，王锦春至今还耿耿于怀：“他说他打游戏能赚八九千，这不是笑话吗？”

钟生明确实挣钱了，只是这种方式，王锦春已经不能理解了。钟生明和同学帮别人代练游戏账号，他们获得的游戏币可以兑换成人民币。

高考失败了，但他和同学赚了四五万元。在普遍贫穷的班级里，他成了班级里最早用上手机的学生。

如果说林佳燕是当年那个班级里的一，那么在另一端的钟生明，则是班里那个不重要的零。

钟生明并不笨，他上初中时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但乡镇学校的教育水平与县城的水平有差距，他记得初中的不少科目的老师都无法凑齐。

“钟生明入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可能是因为从农村上来（县城高中）跟不上，巨大的落差感让他厌学。”王锦春回忆，高一入学时学生的座位号根据名次确认，钟生明的座位号是7。

他知道玩游戏挣钱需要密集的熬夜与飘忽的运气，他也想走出大山，他也知道人生很长。2006年，他在泉州复读了一年，考入了一所在泉州的三本大学。

进入了城市，钟生明的视野开阔了起来。在工商业发达的泉州，大学里的一次偶遇让他进入一家知名物流公司。当时，电商刚刚起步，物流业在泉州还没显现出繁荣，钟生明是公司内为数不多的员工之一，靠着电商的高速公路，钟生明成为副总经理，带了一百多人。

2010年是阿里巴巴创造“双十一”购物节的元年，也是钟生明的毕业之年，网络购物进入新的时代。他记得自己和老板一起扛箱子，包快递和装货，一天的流水就达到了八千万。

接下来的一年，团购的兴起让钟生明的事业直线上升。据钟生明的朋友说，钟生明的学习能力很强，常常琢磨行业的诀窍。在物流公司摸透了电商行业，就转行做电商。

毕业后，钟生明（左）成为了一家知名物流公司分公司的骨干。王一然 摄

“物流的很多高管白手起家，身价千万。我也已经比我出去念大学回来教书的弟弟过得好了。”钟生明有时也羡慕教师职业受到的社会尊重。

钟生明生活和工作都在泉州，他并不知道在北京的林佳燕过得怎么样，但对尖子生和北京还是有些羡慕与想象，“她不一样的，留在北京的人见过的终究比我们多。”他还是后悔“如果能考上北京，那平台又不一样了。”

钟生明已经有在泉州买房子的打算，他想把在武平的母亲接过来生活。对于那段武平的高考岁月，钟生明有些不堪回首，但他的手机锁屏密码正是他高中三年来的座位号。

沉默的大多数

当年留书出走的张兴旺，现在每天往返五十多公里的车程上下班，他留在了武平，是十坊镇的一家线路厂的技术小主管，另外，他还是三个孩子的家长。

中等生是最不易被老师和同学记住的群体，他们似乎比别人更辛苦，但既没有优等生的成绩优异，也没有差生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关注，似乎不论多努力，最终都要落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张兴旺本身就内向，结果刚上高一，母亲再婚，张兴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显然对于那个极为平庸的高考结果，中等生是能够感知到的。在距离高考还有十四天的时候，张兴旺坚持不下去，他留书出走，成为了“坏学生”。虽然班主任王锦春最终把他劝回学校，他也考上了一个私立大学的中文系。

张兴旺并没有钟生明灵活和运气。2009年，他大学毕业，投出的简历如石牛入海，第一份上手的工作是在厦门打豆浆。这是一份和中文完全没关系的工作，在豆浆机旁打豆浆促销，张兴旺每天累得腰都伸不直。三个月之后，他便转去做市场营销，同样与中文专业毫无关系，工资还不到2000元。

在城市的不如意与婚龄的逼近，将张兴旺逼回了武平。他也想过留在厦门，当年厦门的房价就在9000元左右，而现在的武平县的房价还未到4000元。

当年留书出走的张兴旺，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已成为武平十坊镇的一家线路厂的技术小主管。王一然 摄

到武平的张兴旺，进入工厂从事技术类行业，同样，还是与中文专业毫无关系。张兴旺从事的CAM工程师，被很多人认为小学学历就可以胜任。有一次，张兴旺负责招人，他问对方英语四级过了没有，对方很吃惊。“啥是英语四级？”

媒体找张兴旺是在两年前，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计划着多赚点钱，像其他有钱人一样，把孩子送去城市读书，到龙岩甚至去厦门。但他最后的梦想被第三个孩子的降生彻底扑灭了，不断的加重的负担挤压着他对孩子的教育梦想。

“现在就是心甘情愿，留在武平。”张兴旺吞吐着烟雾说。张兴旺仍会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参加高考，但对比自己的命运，他还是把“让孩子开心”放在了前面。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南方的山雨打落了一地白色的梧桐花。张兴旺盯着路边的花瓣说：“春天百花开，已经注定秋天结不一样的果。每个人的命都是注定的。”

武平的天路

王锦春带了26年高三，在纪录片出来之后，被邀请到全国很多地方去讲课。“我也很焦虑，很多尖子生都跑到龙岩市、甚至福州、厦门去上学了，那边的教育资源比我们这里好。武平一中是出状元的学校，拿什么来保住状元呢？”

2009年是武平县高考的最后的巅峰。那一年武平一中包揽了福建省文理科的双状元，仅高三两个实验班就有47名学生考入全国排名前20所的重点大学。在那之后，武平一中仅在2016年有一名学生被保送至清华，同样在地形闭塞，经济欠发达的龙岩市的其他各县区也日趋沉寂。

为了留住好学生，捍卫“名校”的尊严。武平一中开始选拔初三的尖子生，组成实验班，提前进行初中到高中的过渡培训。“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王锦春把这段写了29年的话又一次写给了即将成为武平一中新一届的实验班，他们稚嫩的面孔被老旧的吊扇吹得模糊，仿佛回到十二年前的高三七班报道的第一天。

5月8日，王锦春给保送进武平一中的实验班学生讲课，他说：“没人在乎穷人的自尊”。王一然 摄

“家里希望我能上北大，”穿着白衬衣的男生侧过身小声地说，“我看过那个纪录片，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像我们这种家庭……不高考现在连地也没得种。”他的模样与当年张兴旺相似，戴着黑框眼镜，本子上记着密集的笔记，并在“从高一打基础”上面画了重重的线。

十二年，高考是武平人眼中的走出大山的救命稻草。现在，则是这个贫困县高级中学的超级任务。

在武平一中的走廊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高三学生在走廊快速噎下一个饼，就匆匆走进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已经不到1个月了。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十二年前，王锦春以“杀身成仁”的气魄来朗诵这段话以鼓舞学生通过高考走出武平，而那段话的作者是诗人汪国真。现在，他常说的是“现在基本都能上本科，你们最次要考上‘985学校’才有出路，因为没人在乎穷人的自尊。”他说，后半句的出处是比尔·盖茨。

王锦春1989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时的老照片。王一然 摄

十二年来，《高三》出现在中国许多高中毕业班的投影仪里，网络的播放量超过上百万，在武平更是放映了许多遍，学生们在电影里寻找武平的今昔变化，有些变了，有些又没变。

王锦春在电影的开头的那一段对白“你说铁路，铁路也不从我们这边过。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也没有。这样的地方，要说资源也没什么资源，待在武平能有什么出息？”

根据官方消息显示，2020年，第一列火车将开进这座大山里的县城。

作者：王一然

编辑：龚龙飞

稿件来源：搜狐号《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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