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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官派留学，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是著名的“留美幼童”。而私人留学还要早些，策划幼童的容闳，跟着传教士去美国，距鸦片战争结束才不过数年。
从人数上看，留学自然是越往后越多，越往后越普及。据统计，自1890年代至1950年代，60年间，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过40余万。除了清末的短暂时光，尤其是有了“庚款”之后，留美始终是留学的主流。
留日学生多数还会嘲笑日本的贫穷、破旧与俭省（打起仗来才知道人家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民国的留美学生，不论是公费还是私费，几乎是一面倒的赞叹。他们大抵像经济学家何廉那样：“我在美国的头一个星期……睁大着眼睛到处逛，对看到的事物常常感到惊奇，印象深刻，一切都使我兴奋。”（《何廉回忆录》）
▲ 何廉
如果在国内，就是上的清华这种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学校，那在踏上大洋彼岸之前，“听说”早已灌满一耳一脑：
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普通工人每天总有三四块钱的工资，吃的大餐，穿的西装，住的洋房，比我们中国有钱的人，着实舒服得多呢！
又听说人民的知识程度也是很高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读书，不识字的。……
又听说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交通最便利，铁路最多，公路最长，恐怕也要算美国了。
听说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要看奇闻壮观，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那时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所以那年毕业清华预备上美国的时候，我心中的快乐，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呢！（陈鹤琴《我的半生》）
陈鹤琴赴美时，是1914年。同船的旅伴是陶行知。这两位，后来都成了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家。
第二年，江苏无锡的一位母亲变卖心爱的首饰，送儿子去美国留学。钱不够，她儿子在马萨诸塞半工半读了一年，才考上洛杉矶波莫纳学院。这位18岁的年轻人到达新大陆时，兴奋得将空间换成了时间：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的面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
如果说这些民初留美的学生，是为美国的文明、先进、自由深深折服，民国在战火与艰辛中挣扎了三十多年，美国仍然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榜样。第一个竞选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华人邵品剡在1948年一踏上旧金山的土地，立刻觉得“街道整洁而有序，楼宇高大宏伟，很富有现代感。我马上就感受到了旧中国与这个新天地的差别。我自言自语道：‘在这片新国土上，我期盼着享受新的生活。’”（《回忆在中美》）
▲ 20世纪30年代的旧金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大批留美学生归国。我们以往简单地拿爱国主义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设身处地想一想，一次、二次大战对欧美社会的冲击，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因为对外战争的苏醒与凝聚，全球争取民族独立与反殖民浪潮，加上对欧美式资本主义的反省，同样也会影响中国的留美学生。
这种心态的代表言论，反而是留学英国、1943年才初度访美的费孝通。早在1930年代，感受到“全盘西化”威胁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大有人在。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率先提出了“没有了中国”的命题：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 费孝通
这份宣言引发了一场“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十年之后，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又重复了相似却更深入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至少，中国的教授们有了《访美寄言》里夜谈时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整体，你不太可能只要文明、富强，却拒绝文化背后的一套容易格格不入的法则，“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费孝通不是不喜欢美国的“自由”，不过他认为liberty更应该译作“解放”。美国独特的建国历史，留下了极度崇尚经验主义的民众性格，比如他拜访过的一位叫杜洛斯的农民。作为主人，杜洛斯对中国客人们很热情，但他不会说“中国人怎么怎么”（就像很多中国人认为法国人都浪漫、德国人都严谨那种），也不肯随便恭维客人的祖国。他摇着头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到过中国，我也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过。有很多东西，好的或是坏的，我不能相信，我没有意见。”费孝通很赞美这种“拓荒精神的余绪”。他认为，正因为美国民众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所以美国的广告/媒体才会如此发达（如果民众好骗的话，传媒就不用那么讲技术，花那么多钱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哪怕千钧一发的危机中，美国还是有反对派的存在。
然而，费孝通认为这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爱好，有时会流于“孤僻与忧郁”，不觉得有跟别人合作的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因此也特别厌恶政治与权力。这种精神适合拓殖时代，但在科学发达时代，个人越来越变成社会中的一个配件，成果依赖集体活动的配合，“美国精神”有可能让个人与社会处于对立地位，这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裂痕”。
在1945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已经看到了“老龄化社会”的危害。因为整个社会重新，重标准化，不重经验与传统，所以虽然美国生产速度惊人，却是“年轻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狱”。费孝通说：“在一个使人会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你想：若是你明明知道你总会被人奚落，掉在冷宫里受罪，而且这运命一天近一天，你能平心的过日子么？一个人若把老年看成不幸，我觉得，他决不能真正安心过日子的。”
▲ 20世纪30年代的旧金山
由此出发，费孝通对母亲节也很反感：“‘一年只有一个母亲节！母亲们还是这样高兴。’我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幸亏不生在美国。’”费孝通觉得在中国社会可以“不怕老”，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不轻的代价。
其实，也很难说中国社会就“不怕老”了。四年之后拍摄的《哀乐中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石挥饰演的陈绍常是如何不肯做享福的老太爷，而要努力焕发人生的第二春。虽然这在其时还是一种比较前卫的主张。但在接下来相当激进的社会/家庭现代化实验中，从近代以来“崇新”“重少”已经逐渐深入骨髓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地变得比美国更美国，更信仰“新就是好”。
费孝通们在中美文化比较中的困惑，并没有在随后的七十年中得到解决。相反，美国化作为全球化的实质，变得越来越强势与庞大。与1935年相比，2017年当然是更加的“没有了中国”，这不是靠推行《弟子规》和汉服时尚可以扳得回来的。一个在文化上消失了的中国，一个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美国摹本（大都市最为典型）的中国，还有什么理由与意义，让留美的学子看到美国的好之后，还能转身回到故乡呢？——非要说有，大概就剩下舌尖上的中国了吧。
这里面微妙却显著的文化变异，可不是“以前的人更爱国”或是“教育的失败”这种不着边际的说辞能解释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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