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传 |新媒介、老基础：技术的物质性与其在农村扶贫中的运作逻辑

内容摘要：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贫”项目中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 分析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运作状况。与以往主要在发展传播框架内评估信息技术应用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不同 ， 本文尝试综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 聚焦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 ， 去探讨这一物质性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文化逻辑及其现实效果 ， 以进一步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经典议题。笔者认为 ， 会理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当下中国贫困地区在“脱贫”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困境。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反而协助再生产了孕育原有贫困问题的结构。因为“信息扶贫”中的传播技术首先体现为基站建设的物质性存在 ， 地方政府与村民更倾向将其笼统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临时工作机会 ， 并从中获得短期利益,而非如国家设想的那样将农民变成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以改变经济活动中的不利地位。而且，在当下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内，外来投资往往会强化这些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结构性贫困和贫富差距。本案例从物质性角度回应了技术的社会形构(formation)如何在特定时空内生产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

关键词： 技术的社会形构 ， 物质性 ， 媒介基础设施，信息扶贫

通过传播技术、行动和媒介来推动社会发展，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议题。这一路径尽管在学术研究中已经衰落，但仍影响着现实政策的制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明确了通过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的策略，优先发展以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与传播技术，使信息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也刺激了东部沿海与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成功经验的影响之下，为缩小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重视。2016年年初，国家在“精准扶贫”政策中加入了“信息扶贫”项目，主要内容是在连片贫困地区建立起完善的移动通信与宽带网络，意图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信息鸿沟”，借助时下风行的互联网经济概念为当地特色产品在全国范围寻找市场，各地方政府在政策和宣传层面也都将“农村淘宝”置于重要地位。这正呼应了黄宗智所指出的：“对于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户来说，最关键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他们在流通领域中与大批发 商、大中间商以及大流通公司间不平等的‘流通关系’。”

由此说来， “信息扶贫”政策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 贫”为个案，探讨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运作状况。我直接要处理的问题是：“信息扶贫”政策在实践中能否，或者在何种程度 上能够实现制定者的意图，协助贫困地区和个体摆脱贫困？ 而背后的理论关怀则是：传播技术，或者普遍意义上的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历史地说，以传播技术来变革农村社会是中国政府的常规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露天电影与有线广播都被大规模地用于塑造社会主义主体和组织集体生产生活，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也被视为弥合城乡差距的公共服务。但是，以上政 策的实际效果与国家意图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这种距离在市场化 之后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学者在关于少数民族电视观看的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从发展传播和媒介效果角度，以上研究指出电视中有关 现代社会的信息并未被观众按照传播者的意图接受，特别是那些国家认为对促进社会变迁更有益的科技与政治信息，总是被忽视或为他们熟悉的地方性理解模式所置换。意图与效果之间的距离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普遍情况。约翰逊在关于电 视与印度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指出，虽然电视促进了现代文明意识 的传播，但也扩散了消费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展现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加深了观众的焦虑，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困境。

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电视的这一影响揭示了达拉斯􀅰斯迈思所说的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或者技术的社会建构性。也就是说，技术既不独立也非中性，它从研发到应用的过程都是政治性的，不同的社 会权力在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而展开斗争。所以，在任何时空中，技术都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现有电视技术，主要用于把移动影像和其他商品 卖给坐在屋子里的消费者，使得有潜力被设计为双向系统的广播电视成为单向，并反过来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 在斯迈思的基础上，赵月枝进一步指出，中国民用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 包含了将社会去政治化为纯粹经济领域的意图，协助跨国资本与广大本土劳动力的结合，并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向弹性积累方式转型。其中的典型是智能手机产业、移动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普及了新自 由主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又将消费融入生活场景，并通过网络向经济地 位更弱的群体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息扶贫”所建设的移动 通信和宽带网络，可能只是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牢固地植入贫困 地区，并将其更为深入地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而无助于解决贫困和由此而生的诸种社会问题。

不过，赵月枝并不完全认同斯迈思的立场，她认为科技固然有其自 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但是消费者并非消极和原子化的，特别是对于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互动传播科技来说，各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传播 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比如底层民众可以运用新的媒介技术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抗争，维护自身利益，而这些做法很难通过依赖传统大众传播技术的主流媒体实现。而且，从新媒体技术的另类运用中挖掘多元可能性差不多已经成为批判研究的一个常规动作。但是，相对于其在现实中主流应用范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效果，这 些传播技术社会应用的多元可能性仍然是微弱的。研究者无法否认， 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更多地被用于资本和消费的再生产 而非社会化抗争，而且正是前者刺激和塑造了技术的基本形态。具体 来说，主要是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对准确定位到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催生了可融入个体日常生活、高度个性化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而今天的网络设备和互联网服务，也更适应消费与娱乐的需求而非社会抗争。以上分析可以用雷蒙威廉斯有关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总结：“科技条件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到什么样的程度，更主要的因素，并不取决于需求本身，而是这样一个需求，在当时的社会形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比如无线广播的出现，就与20世纪初“大众社会”的转 型加强了对社会、商业和政治上的操纵需求息息相关，而它不仅使得这 种操纵成为现实并且将其进一步渗透到原属私人领域的家庭空间当 中，组织起了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全天候的生产/消费者。

威廉斯在他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分析中，同样强调了技术的文化/政 治/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但他与斯迈思的差别在于更 强调具体的社会语境，以及其中个体的“意向”（intention），而非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比如后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必然服务于个体需求的二元化判断就受到了赵月枝的质疑，因为在某些情况或 特定条件下，集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体的需求并不能截然分开。而在威廉斯的框架之中，技术的社会性本来就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所 以，再回到本文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衡量技术在社会变迁中的实际运 作状况，要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权力结构——威廉斯所说的“社会形构”——中去追问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使农户成为积极市场主体”和“沦为消费主义牺牲者”的两极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貌似全面地指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并将其视为社会变迁自身的逻辑。

延续以上的理论思考，我将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为：在今天中国宏观的政治经济框架下，扶贫点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扶贫工作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其中各方的意向如何？ 最终结果如何？ 怎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结果？

本研究不仅在基本的分析框架上借鉴了威廉斯，在理论视角上也获得了重要提示。通常情况下，发展传播，甚至部分批判传播在思考媒 介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技术、行动和媒介所 传递的信息上，而较少触及它们的物质性存在——比如移动通信、互联 网等传播技术，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和基站等基础设施。但威廉斯坚 持传输与接收的技术条件先于内容而存在，比如为了要说服人们购买 彩色电视机，“彩色”节目才相应问世。这实际上是对媒介物质性的强调，是“超越文本和内容的局限而从身体与器物和技术的互动上重新 理解媒介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关注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流动 的变化给使用者的影响。 我选择从物质性的角度来思考媒介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是时下媒体研究中“物质转向”（the material turn）的一部 分，但真正重要的是它更能处理我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实践中， “媒介技术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它们呈现着文化热望、政治机制、休闲模式、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呈现出经济状况和时代精神”，所以关注媒体的物质性可以把它更好地放入地方性的脉络，以 思考媒体技术如何介入社会变迁，并为其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情感结构而改变。

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综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人类学，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宏观框架内分析会理县“信息扶贫”的地方性经验，去探寻媒介物质性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逻辑及其现 实效果，以进一步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经典议题。 本文基于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树堡乡梅子村、衡山乡麂子村和 仓田乡杨坪村三个贫困村的田野考查而写成，并在田野考查前后和期 间访谈了当地乡镇干部、广东电信设计院四川分公司（凉山州的“信息 扶贫”工程基站设计的承包单位）外派会理的设计人员、铁塔公司和移 动公司的本地相关负责人、基站具体施工建设人员和本地村民，目的在于揭示多元主体的意向，以及这些意向对媒介技术社会影响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