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浮躁

文 | 维舟

近些年来，浮躁，看来已超过当年的所谓“贫、弱、愚、私”四大病，成为中国“国民性批判”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很多骂他人浮躁的人，如果仔细观察其言行，就会发现他自己甚至都很浮躁。不必奇怪，在这样一个社会，“定力”又会因其稀缺性而日益成为受人推崇的品质。

在看到一句刺眼的广告语“这个世界在残酷惩罚不改变的人”后，马立明先生写了一篇《世界将惩罚缺乏定力的人》作为回应，坚信“那些一直坚守原地、一直坚持初心的人，最后会获得时间的礼物”。这两种看法相信都有不少人支持，不过，它们看似对立，其实却具有相同的功利主义取向，那就是：他们相信“只有……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只不过一方认为需要通过不断改变自我，另一方则坚持认为需要通过坚持不变。

这并不是真正的“定力”，因为当现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无法获得成功时，他们迟早会动摇。那些真有定力的人，不会计较一时成败，甚至明知道自己长年累月做一件事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且自己有其它名利双收的选择，但却仍然心甘情愿地做了。

很显然，在一个充满诱惑、变化乃至动荡的社会中，这是罕见的品质。这不仅需要能经受得起一时的挫败，还得对自我实现的价值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不难看出，这种看法源于一种“强者哲学”，关心的是自身内在价值的实现——用伦理类型学的术语，它在意的是“完善论”，而非“后果论”。

▲ 《功夫熊猫》电影剧照，与内文无关。

但对普通人和弱者而言，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追求这样的理想，不免有些奢侈。毕竟，在可变可不变的时候选择宁可付出代价也不变，这如果是基于头脑清楚的判断，那需要当事人有强大的内心和抵御风险、抵制诱惑的能力，有时甚至是一种特权。

仅仅声讨当下中国人“浮躁”是很廉价的，通常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社会现象。一个原本安土重迁、讲求“安分守己”、“君子务本”的农业文明社会，忽然变得如此不安分，这不可能只是“这一代人品性出了问题”这么简单。

这么说是因为，几乎每个现代文明社会都是很“浮躁”的——实际上，最不浮躁的社会，就是那些身份最固化、人生看不到变化和希望的社会，在那里，宿命论是唯一可取的人生哲学。与任何一个传统社会相比，近代早期那些满世界寻找金银和贸易机会的欧洲资本主义者都充满了“不得安宁的劲头”，至于美国人，托克维尔在两百年前就说过，他们在享受了繁荣富裕的同时“永远想要更多”且“看到别人有他们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感到痛苦”。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说得更直白，他说内战后的美国人一门心思“筹谋宏图大业，进行各种投机钻营……为了暴富而欲火中烧。”

就此而言，这种浮躁的心态并不是一时一地某个群体的现象，只不过是某种历史阶段下不可避免的体验，尤其多见于那种在现代化进程中骤然繁荣起来的社会。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一切尚不明朗，旧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而未来则看起来触手可及，从而激发起每个人的欲望去尽可能地捞一把。既然一切都在快速变化，而又没什么能阻止人们不择手段，那么很自然地就会助长追逐短期利益的投机行为。浮躁，正是因为每天都想着要改变，要追赶，为欲望而焦躁不安。

如果说原先的传统社会无不都是强调等级森严、人人各守其本分的静态文明，那么新的现代社会则是充满了流动性、可能性，生活快节奏、多变化的好动的文明，推崇的是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敏捷地捕捉机会。这可不是一种鼓励人平静下来的文明——你倒是试试看在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长时间看书？

既想要外在的功利，又想要内心的平静，由此成为现代人不可避免的矛盾体验。从传统中获得了解放的人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梦想，然而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清楚预见的那样，谁若问自己“如何实现伟大理想”这类问题，谁就势必不得安宁。何况形势比人强：当你看到连小时候全班考倒数第二的二狗子都人模人样地发财了的时候，即便自己内心还平静，家人也会在饭桌上埋怨你是不是应该“上进”一点了。

这可能是现代人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它之所以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容易消除，是因为这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难以忍受经济停滞（更不用说衰退了），想要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就意味着社会得持续进步，而这就得不断地“创新突破”以刺激需求，强调抛弃既往经验来开创新的机会点。为了造就这样的不断成长，消费社会激发了人们的欲望，使人感到不断地需要那些商品，甚至缺乏了它们就坐立不安——因为那种渴望本身就被商品化了。

▲ [美]理查德·桑内特/李继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按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严厉批评的，这势必会造成一种肤浅的文化，“避开了感官的印象，隔开了分析和信任，忽略了情感的黏合力，而且还惩罚钻研”，因为这种社会氛围给个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能落伍。

这就像是一个回旋镖：你想要往前走，但因为每个人都这么想，结果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让你发现自己想不往前走都难，甚至被身不由己地裹挟着向前，而此刻，你却又想要静下心来。

就此而言，“浮躁”可说正是中国式“现代性体验”的组成部分。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完成，因而心态上显得更为浮躁，人们已开始习惯极快的变化。

在这个新的消费文化中，一家超市和一个艺术画廊之间已没有什么差别，人们已不大能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奇怪的是，他们既无法忍受没有变化的生活，又想要内心的平静。人类学者项飚将“悬浮”作为中国社会心态的关键词，也正是看到了其普遍存在：“中国的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不然就达不到目标，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状的否定。”

这不是偶然的。固然，这种浮躁受到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推波助澜，但也应看到，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从容好静的，以社会的稳定不变和身份秩序为基本假定，所以才会推崇“以静制动”、“以慢打快”，与现代人沉不住气的好动劲头截然相反。

近代的一连串惨败使这种传统价值观扫地以尽，在急迫形势之下，一种推崇行动力的激进主义遗产留存至今：行动先于思考，尚未看清就想抢先动手，乃至还未细读就已批评。人们不耐烦计较过程，直接就想要结果；又因为深深恐惧“落后就要挨打”，那种急迫的心情下不断地变换和调整自己的行进路线。最终，几乎无论在什么领域，普遍存在的心态是恨不得跳过中间那些曲折的探索过程，就希望能赶快出结果。

这恐怕也是当年“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之一：当时之所以各地浮夸风盛行，就是因为全社会都想要快速实现某些常规方式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这种心态并未在1978年之后消除，而是悄悄地延续了下来。常常被人遗忘的一点是：饱受诟病的“浮躁”，与那种备受赞扬的变化快、反应灵活迅速、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其实是一体两面。

美国作家何伟曾在《寻路中国》中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国人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们是一个“目的论主导的社会”，只不过以前争的是“要达到某个目标，哪条道路正确”，而现在则是“目标不争论，任何道路都可以大胆尝试”。但不要忘了，在这其中，目标仍是急迫想要达到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就只要结果，手段不论，那采取的是一种倒推式的想法：设定目标，然后尽力达成（无论是“五年计划”、“十五年超英赶美”还是“先定一个小目标”），总之都是定下目标后全力以赴。赶超式的心态渗透到全社会，大目标再分割成小目标，最终已顾不上长期做法的连续性。

当这种激进主义的传统与“致富光荣”的浪潮结合起来，便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曾有经济史学者认为，儒家文化经济体的成功，是因为擅长“长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人民因而喜欢储蓄并注重教育、为未来做长久准备，然而如今，正如节节攀升的房价和随着汇率及通胀不断贬值的货币一样，如果不随时灵活调整，那你就有麻烦了。

情况如此复杂多变，很少人能安稳地预见两三年之后的情况，以至于只能竭力抓住现在的状况，就像打一场结局无法预料的比赛，不得不每一分都去拼。一切都是短期目标，因为长期如何无人知道。

在得到了灵活、快速、效率的同时，这样一个“短期社会”的弊害之大，甚至几乎能抵消它带来的好处。既然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很正常的想法就是“能捞一票是一票”，管理上往往等不及长肥就宰杀鹅，因而冒出来特别多套利型的企业家，为求短期结果不择手段，有利可图时一拥而上，所谓“顺时摧枯拉朽，逆时溃不成军”。

这又鼓励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暴富与及时行乐的心态，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投机钻营和欺诈行径：既然不用和你有长期联系、能骗一次是一次，那就难免骗子横行；这不像以前那种人际关系长期稳固的熟人社会里，没人能欺骗所有人，因而老实才是最好的策略。

与此同时，各种但凡可能有用的新观念、新机会都被拿来一试，一旦无效又迅速被弃如敝履；而很多创新研究则缺乏积累和对话，各搞一套，重复建设，形成一种“往好里说是富有活力，往坏里说是没方向的瞎折腾”局面。

由于那些“热点”往往都是“碰上了就碰上”，加上国内许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便愈加依靠短线的偶然不确定机会。中国的影视作品虽然热闹，但却没有形成像迪士尼这样长期的IP项目，这绝非偶然。在没有明确方向性、缺乏长期积累的情况下，那无非也就是热闹一下，最多一时红了几位明星。

无论是在创新、产品研发、营销还是艺术新作的领域，许多人的想法往往都是“炮仗型”的：只求那一时的热闹，但不去想响过之后烟消云散了，还留下什么。

没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坐得住。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对个人“定力”的考验大得多。前两年一举成名的华人数学家张益唐，在日前接受采访时就直说，他如果留在国内，肯定无法做出那样的成绩，因为就算你自己能坚持，但你周围的价值取向容不下；相比起来美国则“比较清静”。如果没有这种环境的改善，仅仅斥责人浮躁，要他们具备“定力”，乃至相信有了定力才能成功，这恐怕不仅强人所难，也是天真可疑的。

这么说是因为，缺乏制度保障的“定力”只对个人有意义，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却难免沦为一种道德口号。欧美社会也经历过浮躁，但正如伊朗经济学家Homa Katouzian所言，西方却是一种注重积累的“长期社会”。他认为，伊朗的社会变化总是趋于短期现象，因为缺乏明确的不可侵犯的法律体系来确保其长期性，人们对财产和社会地位的拥有权是短期的，原因在于这些权利被认为是个人特权而非不可侵犯的权利，其结果便是造成了一种“短期社会”：“有混乱和无序的倾向性、不同寻常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又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这些听起来都与中国很相似。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中，加上新形式、新观念乃至一时突然奇想的冲击，很可能就又会发生变化，虽然看着一直在变，但却不能形成长期良性的积累。

这不仅仅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个人幸福的问题，也对某些方面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伤害：例如技术创新，虽然它要求不断突破，但这同样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很难通过短暂突击的运动方式来实现。绝大部分前沿的机会点，是在前人积累基础上不断试错探索的结果，且得失成败无法预料，因而尤其需要在一个开放的架构下，以温和坚定的方式推进变化。

如果真有所谓“定力”，那并不是抗拒变化，而是像在浪峰波谷中驾驭船只的舵手一样，始终以经验和自信应对变化，那恰恰是一种“有确定信念的变革能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