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其尚且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实行一党专政而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
二十世纪30年代是现代文明史上的“大灾难年代”。 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大萧条的经济恐慌动摇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主义信念，诚如汤因比所言：“全世界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成为30年代的时代思潮，甚至在自由主义“核心国”的英国和美国也甚嚣尘上。从20年代至1938年，世界上奉行民主宪政的国家由三十五个锐减至十七个，而英美等民主国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也日益偏离了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的法治传统。二战爆发后，英法在德国进攻下节节败退，进一步凸显了民主宪政的脆弱。
1934-38年，苏联经历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斯大林运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残酷镇压异己，红色恐怖从党内波及全国。在“莫斯科审讯”时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期的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红军近半数将领遭清洗，数以百万计的党内外人士遭到逮捕、流放和处决。“大清洗”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它使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民主理想沦为一场历史悲剧。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苏联的反民主形象进一步强化。
在30年代世界性的民主危机中，自由主义在内忧外患的东亚中国更是花果飘零，处境维艰。3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危机，更表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疏离，大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对亡国之祸的忧患和对西方式民主的失望，开始告别自由主义，转而倡言个人专制和强力政府的“新式独裁”，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耐人寻味的是，这场论战远非势均力敌，面对傅斯年、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钱端升、张佛泉等新独裁派的反民主论调，胡适等人为民主辩护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30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表征着五四后政治思潮由“民主”而“专制”的逆转。
胡适曾不胜感慨地谈及这一时代思潮的变迁：“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专政。”
在30年代险恶多变的历史环境中，陈独秀历尽坎坷而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变迁。1929年11月，陈因参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而被中共开除党籍后，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山祖沦为共产党的异端。1931年，陈在托氏支持下，被推举为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中央书记。翌年，陈由于叛徒出卖而入狱，在南京度过了五年铁窗生涯，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获释。其后，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于鄂川，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演变，起于南京幽禁时期。
陈独秀民主观的转变，以自由立宪民主的价值重估为标志。对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民主的幻灭，使陈一改五四时期拥抱社会主义民主理想而摈弃自由宪政制度的激进民主观念，转而重新肯认立宪民主的价值。1936年3月，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以“孔甲”为笔名，在《火花》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阐述了其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问题的新看法。
他指出：人们对民主主义有不少误解，最浅薄之见莫如把民主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组织及其消亡，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非拋弃民主主义，而应扩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的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拋弃了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应予以矫正。矫正的要点：
这篇将民主归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并且强调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的论文，表征着陈独秀晚年在民主观上的深刻转变。文章发表后，在托派内部广遭批评。有人认为，陈文“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
关于民主问题，陈独秀与托派青年有过长期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监狱中。在狱中，陈曾对濮德志谈到，五四时代《新青年》倡言民主与科学，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而提出来的。今天讲民主科学，不仅并未过时，而且更加需要。陈认为，原始社会在生产生活方面实行共产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实行民主主义，这是原始社会的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并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民主和科学，人类社会迅速进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和科学将无限发展，而走向人类大同。
陈强调，卢梭和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重新发掘民主，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功不可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自由、平等、博爱仅限于资产阶级范围以内，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被摈弃于民主之外，这不是民主之罪，而是资本主义之罪。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原则，无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和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过时的东西。在封建传统深固的东方落后国家，更应把民主当作奋斗目标。
陈进而强调，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认为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陈强调，马克思和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不可把“专政”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现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专政到反动派，而且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这决非马克思和列宁始料所及。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其尚且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实行一党专政而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苏联式的独断专制的“马列主义”，马列若地下有知，想必会慨叹呜呼的。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甫获释出狱，即在《东方杂志》发表《孔子与中国》一文，重阐五四时代尊科学民主和反孔教的启蒙思想。陈强调，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有一时的曲折甚至倒退，但历史的大流，终究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中国若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乘法西斯之一时逆流而大开倒车，使中国进步再延缓数十年。而孔子的礼教适与人权民主背道而驰。抗战初期，陈在一系列关于抗战问题的讲演和文章中，倡言实行民主宪政，发展科学和工业，并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陈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资本主义制度自有其缺点，其发展往往伴随着罪恶，但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进社会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制度的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罪恶。列宁曾说俄国工人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非苦于资本主义的发达。
陈独秀晚年在战乱中蛰居江津，于贫病交加中，除了潜心研究文字学、音韵学外，仍孜孜不倦地思考民主问题。陈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反思并与托派青年争论民主问题，这场争论从狱中延续到战时漂泊岁月。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陈对苏联政制进一步持批判态度。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 日，陈写给濮德志等托派朋友的六封信和四篇文章，表达了陈独秀对民主问题的最后见解。
1940年9月，陈独秀致西流（濮德志）的信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其对民主问题的看法。陈在信中强调：“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但若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它有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
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长期以来许多人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制，因排斥议会制而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
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时期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固有其局限，但即如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
陈独秀在1941年12月23日致郑学稼的信中，主张以科学态度而非教派观点，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包括托洛茨基）之价值。陈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他对郑来书中“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大表赞同，并表示自己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其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对于社会上关于郑学稼主张“只有希特勒胜利，中国民族解放才有希望”之传言，陈颇不以为然，他相信：“只有英美胜利，中国民族虽说不上解放，而政治经济才有发展希望。”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表征着其继五四时代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按照马克思的政治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巴黎公社式“人民管理制”的无产阶级民主。马克思理想中的公社民主制，其要旨在于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它是一种无国家、无官僚、无强制的自治型民主。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政治预言，并没有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实现。十月革命并未实现马列的激进民主理想。俄罗斯不是巴黎，十月革命缔造的苏维埃并没有成为列宁所设想的东方巴黎公社。
革命后短短几年，列宁在病榻上已看到了苏维埃国家官僚化和斯大林专权的不祥阴影。列宁逝世后，苏联政制逐渐变质，由“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而蜕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的极权国家。实行等级授权制的党政官员，则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罗曼．罗兰所谓“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新贵族阶层”。30年代中，苏联最低与最高工资之比已由建国初的1：3升至1：30。斯大林运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国家安全机构（GUP），在党内外实行残酷镇压异己的“大清洗”运动，它使苏联沦为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红色警察国家。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与马克思的无国家、无官僚、无警察的巴黎公社式社会主义民主理想背道而驰，斯大林用铁腕造就了一个甚至连沙皇俄国也望尘莫及的红色帝国。
陈晚年民主观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改变了五四以后对自由立宪民主的轻率否定态度，转而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连续性。由大众民主代替阶级民主，而真正在全社会落实“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治、民有、民享”的启蒙时代的民主理想。陈的这一思想，显然具有调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向。陈晚年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批判，表达了一位思想先行者的深刻洞见，它不仅早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和张东荪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早于哈耶克、波普尔等西方思想家。
陈独秀关于自由和法治为民主之基、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连续性的观点，深刻地响应了“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关系这一现代民主理论的难题。人权和人民主权分别指涉公民的私域自主和公域自主的权利，这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陈强调个人权利与人民主权不可分割、以及自由和法治优先的民主观，日后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
1989年以后的东欧苏联巨变，引发了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填补“法学空区”的思潮。哈贝马斯强调，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应记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亨特指出，苏联东欧巨变为时过晚地强调了，社会主义者必须重视法律。公民自由、人权和法治，是一个经得起辩护的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从上述当代西方左右翼思想家关于自由立宪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反思的共识中，我们不难听到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回响。在苏联倾覆、世界民主“第三波”方兴未艾的世纪之交，陈独秀晚年的民主预言正在愈益彰显其深刻的思想价值。
本文选自《二十一世纪》，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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