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它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治国理念，也将儒家文化的“阳”与“阴”的矛盾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朝代，既有嘉靖、万历、崇祯等充满传奇帝王，亦有张居正、王阳明、海瑞等富有个性的文人官员。而它的覆灭，与其说是亡于满清，不如说是亡于流寇，亡于帝国运行机器的崩溃。基于此，研究明史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且有趣味。
近期重新翻了两本书：《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对明朝的政治体制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两位大师的文字，更能感受到，隐藏在儒家传统道德观念背后的，“双重性格”的折磨，“阳”与“阴”的矛盾。
“阳”，指的是口头上公认的理想和道德观念，是文官集团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四书五经上的圣人名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理论工具。
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拥有数千个郡县，如何以清晰的标准管理好每一个角落？答案是依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旗帜、理论的教导。“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阴”，指的是不能告人的私欲，是藏在道貌岸然背后的内心、是为人处世的利益衡量，是日常生活的事实准则。
饱读圣贤书的文官，一旦登科及第、拥有了“合法伤害权”以后，是否还能继续言行合一、践行书上的道德标准，存在非常多的可能性。
普遍流行的务实看法是，与其暴露个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发肤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千辛苦中修复黄河的决堤。”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对贪污腐败极其痛恨，立下了非常严格的酷刑、以及非常低的官员俸禄标准，导致在帝国的实际运转中，官员的名义俸禄早已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了。“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导的薪水，其实际价值不过约1300元人民币。”
精明的文官集团总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比如“常例”。“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规定的税额之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失误，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
存在即合理，中央既不能推翻太祖立下的规矩、重新制定合理的官员薪酬制度，又不能违反表面的“阳”，将这种“阴”公开化，只能采取默认的方式。“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税收上稍加几分，县官就可以官囊充裕，而一个贫困的县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
“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于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使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的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一世盛名的海瑞去世时，到过他家的人纷纷落泪，有人写诗道：“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正因为他廉洁，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不同的人，在“阳”与“阴”之间摇摆的幅度不同，既有固执的海瑞、也有灵活的胡宗宪。整体而言，由于制度的缺陷，文官集团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双重性格，进而陷入无穷无尽的党争之中。
“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另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空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难。”
与文官集团相比，皇帝又能好得到哪里去呢？他们背负着更多的道德压力，却不能有一点的私欲。“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做出贡献…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
当“阳”与“阴”仍处于不可调和时，只有利益是最为可靠和值得依赖的，更为关键的是，你孤独的守着“阳”，依然阻挡不了别人的“阴”。“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挡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挡不住生育羊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于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们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他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读史的乐趣在于，你时常会发现，过去的故事仍然在不停的轮回。《人民的名义》中的大贪官们，何尝不是接受了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徇私枉法。电视剧总是有着光明正大的结局，可现实呢？当下的政府官员，是否还在承受“双重性格”的折磨，是否还在“阳”与“阴”中徘徊。但我们是否能从制度上，彻底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
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正文中引用文字均来自于：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2、吴思，《潜规则》
延伸阅读：
大城市的“崇祯死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