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世瞩目，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发布了首个全面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报告（2017）》 。
借助大数据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总体水平从“潜力型”提升至“良好型”，而“薄弱型”国家减少了三分之一。
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系主任、瞭望智库研究员王继民教授表示，利用大数据方法形成的评估结果，揭示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未来建设的重大挑战——在整体成效提升明显的同时，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包括：中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差异显著，各区域内差异明显，以及不同区域、国家的互联互通各方面发展差别较大等。
该报告底层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等部委和国内外权威研究的公开报告或年鉴，也引入了互联网大数据，综合专家打分，形成了以客观数据为主、结合主观评估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
文 |
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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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潜力”转向“良好”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这一倡议的支持，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余份“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如中国
国家主席习
近平所说，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
路”的血脉经络。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即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洲、欧洲、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血脉相通，经络贯通，可以具体分解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
而自“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对于“五通”的整体情况急需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估，这不仅指对现状的认识，也包括若干年来的比较性分析。在此背景下，瞭望智库与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指数课题组合作，通过大数据方法形成了聚焦互联互通的评价报告。
该报告采集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因数据缺失而未计入巴勒斯坦）的76个互联互通数据，其5个一级指标为“五通”，另有15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
课题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介绍说，以政策沟通为例，二级指标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机制、政治环境3个，三级指标则包括高层交流频繁度、伙伴关系、双边重要文件数等9个。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70分及以上）、“良好型”（50分-70分）、“潜力型”（30分-50分）、“薄弱型”（30分以下）四个等级。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水平总体从2015年初的“潜力型”提升至“良好型”，成效显著。
具体来看，63个国家中“顺畅型”5个，占比7.9%，数量与2015年初持平且名单未发生变化；“良好型”34个，占比54.0%，数量几乎是2015年初（18个）的两倍；“潜力型”21个，占比33.3%，较2015年初（31个）大幅减少；“薄弱型”3个，占比4.8%，仅为2015年初（9个）的三分之一。
而从“五通”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来看，平均分分别为10.9、10.4、9.8、10.3、10.7，其中“政策沟通”效果评价最好—— 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带头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政府层面的合作牵引力强大，政策沟通的各项关键指标都得到了提升。
“贸易畅通”分值相对较低，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仍是重大挑战。而同时，隶属于“民心相通”的双边旅游活动等统计项，都有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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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全面畅通”
就具体国别看，俄罗斯一直位于“五通”评价排名首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均居第一。中俄之间的贸易畅通评分排在第六名。
在总排名中，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哈萨克斯坦位居第二至第四。相比2015年初的数据，新加坡取代马来西亚上升至第二位。
以上国家在“五通”中的某一项均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例如新加坡在贸易畅通和资金畅通中名列第一。不过，这两项指标并非来自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或资金量。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贸易畅通是指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等；资金融通，是指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等等。
两年来，名次上升幅度较大的国家是塔吉克斯坦（8名）、阿曼（7名）、波兰（7名）、斯洛伐克（6名）；名次下降最大的是土库曼斯坦（8名）、巴林（6名）、伊朗（6名）、乌克兰（5名）。
王继民表示，在测算的63个国家中，阿联酋、波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泰国、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五个一级指标得分均较高，五大领域较为均衡，较2015年初“五通”较为均衡的国家数量（4个）有大幅提升。
阿曼、菲律宾、格鲁吉亚、捷克共和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9个国家，在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方面较为突出。
埃及、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塞尔维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伊朗等13个国家，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得分较高。
以上22个国家都在特定领域发展较好，为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巴林、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斯洛伐克、亚美尼亚等9个国家的“五通”一级指标，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无明显短板，后续潜力巨大。
阿尔巴尼亚、黑山、克罗地亚、黎巴嫩、立陶宛、缅甸、摩尔多瓦、尼泊尔、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文莱、乌克兰、约旦等13个国家，虽然多数一级指标得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存在明显弱项，其短板或影响后续发展。
阿富汗、波黑、不丹、东帝汶、马尔代夫、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8个国家，则需要全面加强“五通”。而此类国家的数量较2015年初减少了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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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着力均衡发展
对比2015年初数据，当时“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首要挑战是畅通水平整体较低，“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通而不融”等现象普遍存在。
而从2017年初的数据看，互联互通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而不同层面、性质的不均衡问题则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跨度空前，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政治结构、经济模式、社会管理体制各不相同，造成了与互联互通水平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或是同一国家的“五通”诸方面，评价结果也有显著差距。
王继民说，中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存在差异，周边区域得分较高，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得分最高，达59.12，其次为中亚与蒙古（56.10）、俄罗斯及周边地区（54.27）。中东欧与西亚北非的得分较为接近，分别为50.81和50.78，南亚地区得分为44.97。
从各区域内看，其均衡性也有待提高。俄罗斯及周边地区、西亚与北非、南亚地区的内部离散程度较高。例如，俄罗斯及周边地区中，俄罗斯得分“一家独大”；西亚及北非地区测量对象众多，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较大。
同时，中东欧地域虽然测量对象最多，但其内部离散程度却较低，区域内各国与我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差异较小。
评估也显示，不同区域“五通”发展各具特色：东南亚地区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项得分均大于12，其中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得分在六个区域中排第一，总体优势明显；中亚与蒙古地区政策沟通得分优异，在六个区域中排名第一，而资金融通、贸易畅通以及民心相通三项只排在第三；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表现优秀；中东欧地区各项得分较为均衡，除设施联通排名靠前外，其余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虽整体得分相对较低，但具有一定地缘特色，其中西亚北非地区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优势明显。
而从评估结果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一级指标的方差（该数据分布范围的大小）分别为6.6、6.3、6.8、11.1、8.5，差异明显。
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各国得分的方差在6.5上下，远小于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得分的方差，说明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别差异较高。
王继民认为，随着“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需要有效弥补跨国合作短板，有针对性地解决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问题。如加强与巴基斯坦、老挝等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提升与卡塔尔、捷克共和国等的民心相通。
下一阶段，在继续提升其他几型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的同时，应集中针对“潜力型”国家的弱项，投入资源、补齐短板，从而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整体水平快速提升。
对比2015年初和2017年初的数据，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挑战已经明显变化。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相关变化还会继续。
因此，课题组认为，应借助大数据研究方法，建立针对“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情况的动态评价机制，做出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估，为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撑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延伸阅读
翟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发布了首个全面评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报告（2017）》。
记者采访了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副组长翟崑，请他进一步解读此次报告。
人物介绍：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大-瞭望“一带一路”大数据课题组副组长，长期从事全球和周边地区形势研究，国内和国际区域的合作研究，参与多项国际和国家战略规划和项目设计，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等，是相关部委指定的“一带一路”政策解读专家。
问：这份报告如何通过数据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情况？
翟崑：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评价体系是以“五通”为核心，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采集了76个子项目数据。我们通过年度性的数据测算和评价，可以较为直观发现以“五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机遇和挑战所在。
比如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在互联互通各方面的评分都比较高。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俄关系发展非常快速，经济合作进展很多。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接，政策沟通方面比较畅通。在设施方面则有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建设。两国之间又有大量贸易。还有民心方面，有更多民间交流、留学生互换、旅游往来。所有这些都把各个指标往前推，这个特点和趋势很明显。
再举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实际上，菲律宾在2015年的数据并不好。当时南海问题很突出，政策沟通方面的指标较差。到了2016年下半年这个指标开始回升。
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友善的合作态度，政策沟通得到加强。2016年10月，杜特尔特访华，随后中国相关部门代表团纷纷赴菲律宾对接，加强政策沟通。由于政策沟通的改善，投资贸易以及旅游活动、乃至留学生数据都会在随后有所提升。事实上，政策沟通好了，其他方面也都会有改善，这是很明显的变化。
问：请您详细举例说明，如何评价“五通”中的某一个方面？
翟崑：
比如说政策沟通，二级指标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机制、政治环境三个方面，三级指标又包括高层交流频繁度、伙伴关系、双边重要文件数等9个方面，这些都是反映现实政策沟通情况的具体指标，当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例如哈萨克斯坦，两国高层互访比较多，政策沟通程度就会上升。
但是如果我们与某个国家之间由于某些问题而不适合进行高层交往，政策沟通就会下降。
比如，新加坡之前的排名非常靠前，但现在相对下降。
我们都知道，去年以来，中国和新加坡在政策沟通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变化非常容易捕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显示出来。
问：您如何看“薄弱型”国家？
翟崑：
我们可以拿东帝汶为例，它一直处于“薄弱型”、没有太大变化。东帝汶是一个独立不久的新国家，虽然地处东南亚，但没有被批准加入东盟，所以很难融入东盟与中国的对接制度，包括海港、交通等等。这样在贸易、设施这些评分上都非常低。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东帝汶和我们没有南海问题这些矛盾冲突，但是民心相通的分数也非常低，就是因为交往太少。
东帝汶本身发展需求很大，与中国交往的心情也比较迫切，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从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提升的空间来看，俄罗斯、中亚等基础不错，大幅度上升就会相对较难。
问：如何提升“薄弱型”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
翟崑：
找到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薄弱之处，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根据薄弱点、低分的项目和原因提出建议。例如尼泊尔，排在49名，在缅甸、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约旦之后，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黑山、黎巴嫩之前。
从一级指标看，尼泊尔的设施联通很低，是5.88分，它前后几名最低是7.72，最高是11.61。这说明，这两年尼泊尔的国家发展战略或者说重点可能并不是设施联通，而是政治稳定，要解决大选、宪法这些事情。在政治稳定这个三级指标里，尼泊尔的分值也是比较低的。
因此我们就要在合适的时机推出不同的政策，在帮助它实现政治稳定之后，推进设施联通。也就是要聚焦分数低的分项，统筹考虑，抓住重点。
此外，一定要长远布局，逐步实现五通均衡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一级指标的方差分别为6.6、6.3、6.8、11.1、8.5，差异明显，由此可见资金融通水平的国别差异最大，其次为民心相通，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的国别差异相对较小。为实现“一带一路”的长期均衡发展，应该进行合理规划，逐步改善“五通”差异水平，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均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问： 首次全面评价“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情况，您在研究过程中有何感受？
翟崑：
“五通”本身是一个政策篮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是这几个方面。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和地区互联互通，海陆空天网都连接起来，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建设，而在这五个方面中既有传统政策又有新兴政策。
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政策沟通一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设施连通不足，所以我们决策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从而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设施连通。
接下来就是资金，因为推进设施建设需要融资，这就是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沿线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这样，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有安全发展，实现综合性的发展。“五通”需要同时推进。
但是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建设角度，“五通”中比较容易测算的是设施、贸易和资金。因为比较容易拿到数字、容易被量化。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加强比较软的互联互通方面的测算和评价，一个是政策沟通，一个是民心相通。我们正在完善和提升这两个方面的指标，比如一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商品的好感度——如果在这个国家销售的中国商品特别多，说明了贸易畅通，但这是因为“好感”还是仅仅因为便宜？可能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当地电商或其他平台的评论来观察。
我们希望，国内外和各方都能够支持这样全面、客观的动态跟踪，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测算研究。通过对比两年的各项数据，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各项目的变化非常明显。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入，这一变化的幅度和频度将进一步提高。
因此，为了有效评估互联互通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为国内外政府、地方，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支撑，应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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