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S
欢迎点击上方“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订阅本公众号。
- 沙龙简介 -
2018年4月2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新时代媒体实践”学术沙龙上，《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从自身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出发，阐述了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新闻记者其中的使命担当。特邀嘉宾、人民网《网络舆情》杂志总编辑祝华新，对谈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及在场师生则从不同角度对新闻媒体的社会价值、新闻记者与时代变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公号将此次学术沙龙的内容整理成文，分两期推送，本期推送此次沙龙的嘉宾演讲部分。
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
从业三十年新闻作品探讨
陆晔：
这次沙龙的题目，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从业三十年新闻作品研讨”。本次沙龙主题的选择，不是为了对李泓冰的职业生涯下定论，现在还远远不到这个时候，而是这三十年很有意义。三十年，代表了一个记者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不是每个记者都能用三十年从事一线的工作，尤其是在当下，世界知名的新闻机构在一线采访的，很多是中老年记者。我以前经常在课堂上说，新闻这个行业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那些真的希望在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的、希望感受每日新鲜感的、希望站在时代前沿的、希望像李泓冰老师一样永远奔波在路上的人，这个行业是为这些人准备的。所以，这三十年并不是按时间划定的一个断代，而是体现出记者能成为一种召唤、一种终生的职业。这是其一。
第二，这些作品主要是李老师划定的，但我们之前有很多讨论。我们希望以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见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进程，多种的新闻作品、不同的事件和报道方式，既有观念的创新，也有文本的创新。很多文本在当时有极大的引领性，在今天，无论是作为研究标本还是业界职业生涯的讨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我们也希望通过李泓冰老师职业生涯中面对的各种状况、问题和挑战，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媒体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关系，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始终和社会变动有最密切的关切，始终站在社会前沿，她如何做出自己的调整和变化。
我们今天的沙龙对谈有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民日报》前任副总编辑、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老师，另外一位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老师。另外，昨天米博华老师告诉我，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八十年代我还在做学生时，就听过他的大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他的名字是和中国八十年代新闻改革创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新闻学院校友、人民网《网络舆情》杂志总编辑祝华新老师。
现在，我把话筒交给李泓冰，请她就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如何理解新闻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在当下进行反思，“解剖一个麻雀”。
李泓冰：
“麻雀”上场了。陆晔这个题目提醒了我，我有多么老了。三十年实在太快。最近常说“不忘初心”，我觉得从初衷说，我和30年前做记者还真没太大区别。当然你说我成熟了，我也认账。可能最大的不同是，30年前采访对象年龄基本比我大，现在基本比我小，一个悲欣交集的时刻吧！记者，是一个特别移人性情的行业。我在高中时，也是一个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喜欢写几行小诗的文艺青年，同学都叫我“林黛玉”；三十年记者光阴，生生把“林黛玉”逼成了“刘姥姥”，看到农民大妈也能聊得很嗨，仿佛秒成知己，这在30年前是我难以想象的。
我把这次讨论看成是一台“手术”。要是解剖媒体麻雀，师兄祝华新比我有资格、有才华得多。或者不同的是，这三十年我基本在一线，跨的领域也比较多，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从总社到地方版，五十岁学吹打，又做了融媒体工作室。所以，勉为其难地做了这只“麻雀”。
先要感谢一向引以为荣的母校和我们的“家”——复旦新闻系，“家”是我职业生涯的力量之源，开句玩笑，有了复旦新闻“这碗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能成为“家”中这台“手术”的“活体解剖对象”，很荣幸，也很惕惧。感谢我们报社老领导、现在的米博华院长一如既往的信任。十年前，他曾把《人民日报》60周年回顾文章的写作重担交给我，今天又为我这微不足道的30年新闻生涯的“解剖”，率先举起“手术刀”。感谢复旦8113的班主任、恩师李良荣老师，他当年不但教会我什么是新闻，而且锲而不舍每天早晨到女生宿舍楼下怒吼，把大家叫醒早锻炼。这或是我们到今天还能坚持一线报道、有一个不错身板的源头。感谢美貌与才华兼具的陆晔教授，没有她的点子，并催命一样催我交稿，这台“手术”不可能进行。感谢今天与会的我的同事，我一生的很多挚友来自人民日报，命运与共、甘苦备尝。
在媒体这个行当，我并不出众，但我是从铅与火的印刷时代走到了今天全网互动的融媒体时代，没有标杆意义，但有标本意义。我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做“患者自述”：
第一个关键词是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的解放，给了记录者底气和力量。我父亲是中科院一个研究所的宣传部长，初中起我就每天读《人民日报》，这真是缘分。当年我更喜欢读《文汇报》，复旦学长卢新华写的《伤痕》首发在《文汇报》，曾让当年读中学的我，在东北一家电影院门口读得泪流满面。那时候，我就隐约感受到媒体的力量。
于是，身为辽宁省重点高中的理科班学生，我却开始立志做记者，联合了同样想法的好朋友，锲而不舍跟学校争取，让从来没有文科班的沈阳二中破例开设了文科班，才有了走进复旦新闻系的机缘。当年，我是数学课代表，我的数学老师劝我：“你为什么不去做时代的精英，而要做记录时代精英故事的人？”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我父亲也拦着我，因为他曾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等帽子，遭遇过劳改、揪斗，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幼年时我亲眼目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得浑身是血、眼镜碎裂的惨状，以至于我在幼儿园曾近乎自闭，不肯见人，总用一块手帕蒙住眼睛。我父亲对我说：“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30年后的今天，我能坐在这里等着大家“做手术”，说明我没有重蹈覆辙。这不是我的能耐，而是时代赐予的力量。
我们，或是人类有史以来历史阶段跨度最大的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和全球化、信息化同步，仿佛从农耕时代骐骥一跃，就跳进了移动互联的信息时代。感觉昨天似乎还在印刷车间和车间主任软磨硬泡，猛说好话，好先拼我这块版。排字工人要把一个一个铅字抽出来拼成稿子，再拼上版面，编辑必须排着队赔着笑脸。有时等不及，我也会自己到一排一排、编着号的浩荡铅字中去抽。假如值班老总改了大标题，我们就把这个标题、字号抽出来，拿着去跟车间主任做工作，争取先改我们的版。
我们也和读者互动。那个时候互动周期很长：要从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里选上几篇，然后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地放到“读者来信”版。从读者来信到我们回信，周期可能是好几个月。相比之下，我现在主持的“大江东融媒体工作室”，可以24小时为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供稿。比如我们的姜泓冰老师写一篇关于中国诗词大会冠军武亦姝的深度报道，一夜之间就有150多家媒体转载，点击量秒破百万，从前这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样一个“三级跳”的时代做媒体人，是一种幸运。最近，都在回溯改革开放，一定要翻的材料是旧报纸，记者是这个时代一丝不苟的记录者。“记者”么，用笔也好，用键盘也好，用老媒体也好，用融媒体也好，最要紧的不是表达方式，而是社会责任、专业智慧和持之以恒的政治担当。
如果不是生长在改革开放时代，可能很难坚持等到这台“手术”。说这句话，是想起了我所敬仰的几位《人民日报》前辈女记者：比如杨刚，她做过周总理秘书，抗战时和浦熙修等人并称媒体“三剑客”，却在反右那一年饮药自尽；比如刘衡，她自称“直立行走的水”，真诚而优秀，我之所以选择《人民日报》，与我在湖北日报实习时和她偶遇、听她一夕之谈有很大关系，她让我看到了人民日报记者的人格魅力，“右派”刘衡，在“文革”时差点被活埋，改革开放后，她重新执笔，以花甲之年，写了堪称通讯经典的《妈妈教我放鸭子》；比如金凤，她曾经报道开国大典，但在“文革”中因为撰写内参得罪江青，被捕入狱长达15年。这都是本报前辈的坎坷经历。而我们这一代，是思想解放打下的时代底色，让我们有了比前辈平顺的职业生涯。
再说几个故事。2000年，曲阜发生“水洗三孔”事件。我约请到过现场采访的记者卢新宁、现在已是报社领导了，写了非常翔实深入的长篇调查，拟刊发在人民日报华东版的《东方新闻周刊》。那时也有当地领导并不希望刊用。时任《人民日报》的两位副总编辑都顶住压力，支持发稿，表示相信我们的记者和编辑的专业能力。这个报道后来获得中国文物好新闻特等奖。还有一次，江西万载发生鞭炮爆炸惨剧，42名小学生遇难，我和同事吴焰赶赴现场，写出《痛定思痛谁之过》、《新闻大战功与过》，在人民网首页连续五天点击率最高。当时也有一些压力，认为有些表述与新华社通稿不太一致。但是朱镕基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为万载爆炸事故，郑重向全国人民道歉，他的答问和我们的报道分析如出一辙。这些故事表明了，改革时代以及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对记者追踪真相的支持力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面对不符合事实的非议，我的老领导——米博华副总编辑，就曾经直接帮助澄清，力挺记者。所以，有幸在改革开放时代做记者、做人民日报记者，必然要发自内心为改革时代推波助澜，尽点滴之力。时代和媒体、时代和记者，就是在共同进步中互相成就的。
第二个关键词，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有一群智慧、积极而有趣的同事，有幸和他们一起瞭望这个时代。
人们往往只知道人民日报报道过亩产万斤的假新闻，也打过文革第一炮，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必须是与党和国家命运共沉浮。我们也应该铭记，人民日报更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舆论源头之一。且不说当年反“浮夸风”，本报首当其冲，以至于很快被批成“死人办报”“书生办报”；就是单单改革开放时代，也能醒目地看到是人民日报的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于1977年10月拉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读者来信申冤的论麻袋计，很多信是浸着泪水飞到报社。
人民日报在文革沉沦，代价是牺牲了老社长邓拓。他在“大跃进”时期就曾想过纠偏，然而熬到“文革”，仍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位牺牲者，就是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刊发之后自尽的。还有老社长王晨，是最早撰写在上海被“四人帮”判处死刑的遇罗克报道的记者之一，标题是《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长达两万字，采访历经两年，发表时，作者已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的研究生了。报道至今堪为范文。我们的总编辑范敬宜，1979年本报头版头条转发的他的报道《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也是新闻界名篇，旗帜鲜明地回应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倡议怀疑抵触的暗潮。人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有着力挺改革、一以贯之的担当与风骨。
习总书记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美国报人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媒体之重要不言而喻。身为党中央机关报记者，深刻体会到人民日报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有独特地位，其影响力、传播力是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改革之初，本报一则为投机倒把正名的报道，就曾被摆摊的农民剪下来挂在扁担上，当成“黑头文件”——本报报头当年是黑的嘛——为自己壮胆。
现在，本报“两微一端”报道动辄就有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阅读量过亿的爆款产品也不少。在这样的媒体做记者，责任重大。老社长杨振武也说过，人民日报记者要有站在天安门城楼看问题的高度，这道出了人民日报记者的努力方向。改革开放要有问题意识，记者同样要敢于、善于发现问题，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入手，才能触及到那些需要改革的根本问题。
第三，是我作为记录者的一些故事。90年代初，我做文物条线记者。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经济起飞的时代，文物不受重视。我写过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报道，有的非常尖锐。当时，到处都轰轰烈烈搞经济建设，很多文物在推土机下毁于一旦。例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历史悠久，有很多名人故居，冰心也住过那里，当时要造百货大楼，我的报道中提及这个工程，认为违反了《文物保护法》。我们副总编辑保育钧叫我过去，说：“你这报道惹大事了，百货大楼被迫停工，你要知道，福州的老百姓多少年就盼着这个大楼了，停工一天，损失会过百万啊！”那时，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我抗辩说，咱不是依法治国嘛，《文物法》能是摆设？怎么能纵容这种违法行为呢？他被我气乐了，说你和人家直接说，他把当地承接工程的负责人打来的诉苦电话塞给我，我没好气地冲着电话说，其他事好商量，违法的事咱不能做吧！放下电话，我跟保育钧继续“吵架”。他觉得我不可理喻，说经济建设怎么可能不打碎些坛坛罐罐，我却固执己见。年轻记者能和报社领导这么当面争执，不是说我有多厉害，而是人民日报就是拥有这样一种民主、开明的风气。由于这件事情，保育钧从此记住了我，他到上海办华东分社，组队的时候我就在名单上了，从此人生轨迹被改变。
当时写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报道，比如关于虎门大桥和虎门炮台保护纠纷、关于交河故城门票还能收多久、关于新疆吐峪沟佛教洞窟等丝绸之路的文物报道，对阻止文物破坏，起到了一定的现实推动作用。
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集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本报的新闻时评，例如14年前写的《请为平民的群体性死亡降半旗》，这是为郑州大平煤矿148人遇难事故所写：“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代，让我们呼吁为平民的群体性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低一低头吧”。此后，我又在人民网、《京华时报》、《新民晚报》先后写过七八篇新闻评论，例如《建爆燃纪念馆为了不再遗忘》、《珍惜“痛”出来的精神成果》、《请为地震死难者降半旗》、《我们用什么告慰死者》。汶川大地震后，在张研农总编辑的支持下，我撰写了两篇内参，一是在地震“头七”为死难者举行国葬，另一是建议暂停奥运火炬传递，所幸后来都一一实现了。这当然不是一人之力，而是众志成城，决策层从善如流。2008年的大地震之后，依据《国旗法》，首次为平民的群体性遇难即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举行国葬，从此成为惯例。类似的、持续性的新闻评论，还包括呼吁公布公共事件遇难者名单，第一次是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还有针对教育部盲目撤并乡村学校的问题，不仅在本报发过三篇追问的人民时评，在其他媒体也发过相关评论。就是不信东风唤不回吧。
评论，是《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力，能参与写作新闻时评，很光荣。2009年，我写了时评《如何面对网络批评》。上海网民王帅，在网上发了一篇帖子《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批评家乡非法征地，致灵宝警察千里抓捕，和最近的鸿茅药酒事件有点相似。人民时评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这件事后，灵宝县当天开新闻发布会道歉放人。
2015年，我和同事曹玲娟合作《五问外滩踩踏事件谁之过》，并配发评论《政府责任不能因“群众自发”豁免》，算是主流媒体独家深度介入公共事件调查性报道的积极尝试，累计全媒体阅读量过两亿人次。2016年，我和同事合作的调查性报道《关了家馄饨铺，打翻了五味瓶》，从梦花街馄饨铺入手，建议城市治理要确保公共安全、依法治理，也要“霹雳手段”和“菩萨心肠”兼而有之。引发较大关注，国务院还派了调查组。后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调研时再度喊话，强调要关注梦花街馄饨等民间餐饮的命运，推动“双创”。上海后来出台《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管理办法》，依法给予合乎安全和卫生条件的小餐饮以生存空间。因此，通过媒体报道是有可能点滴推动改革进程和问题解决的。
作品集的最后一篇，我有意选择了大江东工作室的融媒体作品《上海市委书记收“礼”，引出相隔15年改革“对话”》。当年我在主编本报华东版《东方新闻周刊》，编发过记者潘凡平的特别报道——《终结机关冷漠症》。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当年是温州市委书记，大力推动效能革命，即便从现在看，其改革力度也很有震撼力。十五年以后，他又在上海大力推行“店小二”精神，要求提高行政效率、改善营商环境。改革者一以贯之戳力前行十五年，记录者的报道也跟踪走过了十五年。虽然呈现方式变化了，但精神实质没有变。
习总书记号召，“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为此我在人民网写过三篇系列评论。回顾这40年，很感慨，改革一以贯之，媒体对改革的大声疾呼和及时报道也一以贯之。眼下，融媒体风起云涌，新技术层出不穷，不管形式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最后，要再一次特别感谢出身之地——复旦大学新闻系，现在叫新闻学院。我愿意再重复一遍我对复旦大学“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民间校训的诠释：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功利的有意疏离——两者相辅相成，我在努力实践。我敬仰的前辈范敬宜说过，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者，对我来说，诚如是。谢谢！
陆晔：
谢谢李泓冰。我觉得很感慨，从她的讲述里，我们不光看到了新闻人对职业的追求，同时从她的这些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记者与大时代的相互关联。在请两位对谈嘉宾发言前，我先请祝华新老师讲两句。
祝华新（人民网《网络舆情》杂志总编辑）：
今天能来参加，也是朋友圈的作用，我看到了曹焕荣发的朋友圈，才知道有这么个盛会。我讲的题目是《李泓冰作品的“真气”和“深情”》，“真气”和“深情”是九十年代她写故宫老人王世襄的报道时对王的评价，可惜这本作品集里没有收录。准确说，李泓冰有三十二年的从业经验，第一篇报道是她实习时所写，1986年3月。她在《人民日报》共发表了600篇报道和评论，还不包括《华东新闻》那十年。从数据分析，体育类报道最多，然后是文物类、读书出版类、教育类，还有青少年题材一篇，这体现了她作为母亲的爱心。说句题外话，李泓冰是很优秀的母亲，如果说她自己是“标本”，女儿就是下一代的“标杆”了。
李泓冰的第一篇文章，小一点，发在第三版右上角，1986年3月24日《北京举行计划免疫活动周》，她当时还是我们科教部的实习生。
李泓冰：
我补充一下，这篇稿子我还有印象，因为是第一篇。当时，我一开始写得特别“新华体”，例如，“3月23日上午，北京市计划免疫活动周拉开序幕，参加活动的有谁谁谁”。当时的部主任罗荣兴拿着这篇稿子批评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就学会了新华体”。我赶紧拿回去重写了。
祝华新
：
我概括了一个我对李泓冰三十年新闻生涯的评价，可以见我的微信公号“党报旧闻”。在这里，我概括为三点：一是文笔优美灵动。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当《人民日报》有重大报道，包括米总安排的《人民日报》六十周年社庆，还有历年的亚运会、东亚运动会、奥运会，都让李泓冰参加。最让领导放心的是，她会做出很大气的标题和谋篇布局，比如说《经得起摩挲的文物辞典》，在党报的版面上出现“摩挲”一词让人眼前一亮。在优美的文笔背后，是心口如一、光明澄澈的率真，才思奔涌、信手拈来的谐趣。这里，我特别推荐大家看看她写王世襄的那篇文章。
另外是对体育的兴趣，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气和洒脱，我记得有一年法国世界杯，李泓冰和现在的副总编卢新宁在网站上开体育专栏，里面就特别嘲笑了一下楼上那个不看足球、整天在家里窝着的男人，那就是我。
李泓冰这个媒体才女，不可能只做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锦绣文章，三十年来，她一直关注着社会的转型与震荡、人性的沉沦与提升。这里，可以提及她对复旦“黄山门”的反思，她认为，个别大学生表现出的冷漠和功利心，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要到社会上找原因。在外滩踩踏事件中，李泓冰最早发在《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五问外滩踩踏事件谁之过》，站在舆论关切的角度帮助还原事件真相，促进政民沟通，得到了网民和地方政府的双重认可，从此以后，“五问”、“十问”成为党报在热点事件中发声、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标准格式之一。
今年“两会”大家注意到红衣女记者、蓝衣女记者，其实在29年前全国“两会”也出现过红衣女，这就是身穿大红外套的李泓冰。她被主持人点中提问，问题非常尖锐，大家今天可能想象不出主流媒体会有这样的问题，她问的是：“小平同志说过十年教育中发生那么多的失误，请问根本原因何在，国家教委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也没有推诿，回答得也很得体，“许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特别是体制方面，需要配套改革；当然教委也是有缺点的，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制定了全面发展和改革纲要，准备提交国务院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