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研究，始于1994年。当年我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旋即通过全国首次统一录取的律师资格考试，正式开始了律师执业。当时一个朴素而执着的想法是，办理案件，就要向最高法院学习，最高法院的公报案例，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深入研究，始于1999 年。当年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主编的《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首次公开发行。以此为标志，最高法院民庭、知识产权庭也开始主编系列出版物，批量刊载其审理的各类民事案件。2000 年至2003 年，最高法院连续四年出版该院民事裁判文书汇编。2003 年，最高法院更是史无前例地出版十五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这些宝贵的民事案例资源，是我反复阅读和消化咀嚼的精神食粮。
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理论研究，始于2003 年。当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基于此前的积累和总结，我很快拿出一份七八万字的研究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初稿。此后，导师孟勤国教授建议我研究民法基本理论，我虽心有不甘，但还是接受建议，潜心于民法基本理论研究。现在看来，孟老师的这一建议，的确高瞻远瞩，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尤其是民事审判思维的深入研究，没有民法基本理论的坚实支撑，是不太可能走出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获得俯瞰的视野与高度的。对最高法院民事判决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始于2008 年。经过长达五年的理论准备，我开始埋首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其间艰辛，确有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六年之后，40 万字的博士论文《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 － 2014》脱稿，2014 年顺利通过答辩。一向要求学生极严的孟勤国教授认为，“这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民法博士论文。”几个细节，值得一提。
读博期间，自己老老实实读了上千本专业书。2014 年预答辩时，温世扬教授说我是武大民商法老师们公认最勤奋、最用功的学生。正式答辩结束时，导师孟勤国教授破例发言，指出这篇博士论文的全部价值，就在这段话上：“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认为这是对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模式的最好概括。此后，因缘际会，结识中国政法大学宋连斌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做了最高法院应该做而至今没有做到的事。中国法制出版社赵宏编辑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就接受书稿出版，并倾心精力打造成为更具使用价值的实务版本。所有这些，让我既诚惶诚恐，又备受鞭策。
之所以回顾二十年的研究心路，是想展示自己与这项研究事业的缘份，同时也顺带说明，这本脱胎于博士论文的《法官如何裁判》，何以出自律师之手。裁判文书乃学术公器，对一切法律人开放，任何人均可自由进入。理论上讲，法官更有条件进入，更有可能研究，更有资格写作。但现实上看，二十年如一日地进入、研究和写作，对所有法律人而言，都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作为律师，我既是最高法院具体民事判决的参与者，更是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旁观者，个案探究和整体研究的双重视角，有效平衡了我的一孔之得。作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我有义务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更多的人或可从中受益，后来者或可借此攀向更高峰。
以上就是这本小书的前世与今身。逝水流年，略有积淀，这真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至于我是否交出了一份像样的答卷，读者才是最终的裁判者，我期待着最后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