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扫雷小组（ID:saoleixiaozu007）
作者：扫雷小组大组长
先来看履历，从副司到行助，他用了7年时间；从行助到副行长用了两年。2015年成为央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
【1997年-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97年、98年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副司长段引玲、敖惠诚、吕世蕴；99年、00年，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副司长敖惠诚、吕世蕴；01年，司长戴根有，副司长敖惠诚
【2002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2年，司长戴根有，副司长易纲、姜维俊、穆怀朋
2003年， 2003年，司长易纲，副司长谢多
【2004年-2006年，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2004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郭树清、苏宁、项俊波、李若谷，行助刘士余、
易纲
、胡晓炼）
（项俊波进入副行长，刘士余在易纲之前）
（2004年央行管理层，央行年报）
2005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苏宁、项俊波、王洪章、胡晓炼，行助马德伦、刘士余、易纲）
（郭树清调任建行董事长，李若谷调任口行董事长）
2006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苏宁、项俊波、王洪章、胡晓炼、刘士余，行助马德伦、易纲、杜金富）
（刘士余升任副行长）
【2007年-2017年，任人民银行副行长】
2007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苏宁、王洪章、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行助杜金富
（项俊波调农行董事长，易提为副行）
2008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苏宁、王洪章、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行助杜金富、李东荣、郭庆平
2009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苏宁、王洪章、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朱民，行助杜金富、李东荣、郭庆平
2010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王洪章、胡晓炼、刘士余、马德伦、易纲、杜金富，行助李东荣、郭庆平、金琦
2011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易纲、杜金富，行助李东荣、郭庆平、金琦）
（王洪章调任建行董事长）
2012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易纲、王华庆、潘功胜，行助李东荣、郭庆平、金琦（潘功胜任副行长）
2013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易纲、潘功胜，行助李东荣、郭庆平、金琦
2014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刘士余、易纲、潘功胜、李东荣，行助郭庆平、金琦
2015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郭庆平，行助张晓慧、杨子强、殷勇）
（易第一副行长，刘调农行董事长）
（2015年央行管理层，央行年报）
2016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殷勇，行助张晓慧、刘国强
2017年，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行助刘国强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央行年报
自1997年进入央行工作，易纲在央行供职已超过20年。
他是央行最专业的守望者此外，易纲是外管局历史是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局长。
他下过乡，留过洋，又经历过央行及外管局多岗位历练，有着丰富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易纲认同自由市场理论，也在其任上推动市场化改革。
因汇改深化和资本流动加大，易纲任上面临着日趋复杂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易纲在主管外管局六年间：外汇管理简政放权、汇改深化、人民币加入SDR等都是其主管领域的工作成果。
有评价称，
易纲在学术独立、政治妥协和为官之道多条“车道”上平稳行驶，实属少见。未来，如何协调两会，共同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将是他在任上面临的课题。
从学者到“学者型官员”
如果将视线放远，回到易纲这个被喻为学者型官员的年轻时代，就可发现其改革基因出自何处。
1997年，不惑之年的易纲正式“从政”。他从北京大学朗润园来到金融街，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一职。在此之前，易纲度过了漫长的学习、教学及研究生涯。
1958年3月，易纲出生于一个北京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在北京顺义插队。他对插队并不陌生，他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插队，要么去陕北插队，而上高中时他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易纲回忆说，
插队经历是77级、78级同学努力的力量源泉。经过插队的这一代人，看到了苦难，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以不管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他们都特别努力。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岁的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多年后，易纲仍然清晰的记得当时参加高考的情形：
高考第一天早晨4点，他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同时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他们十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考场），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他们赶到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这年我19岁。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说。
在北京大学期间，易纲不仅打下了数学和英文基础，也对马列的经典著作做了系统的研究。易纲对马列著作的了解在其上初中及高中时就已经开始。
当时易纲已经开始阅读《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时值“文革”，批判修正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老想要搞清楚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所以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易纲说。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送出去攻读的学生，易纲相继在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后来被认为是央行系统内第一位留学海归博士。
在美国任教六年后，易纲于1994年回国。他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教授。该中心聚集了国内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周其仁、宋国青、黄益平在多年后相继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燕园师林》介绍，易纲多年从事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造诣颇深。
国内任教三年后，易纲离开北大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政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从学者成功转型为官员，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
在央行工作期间，易纲参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的工作。出仕后，易纲仍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亦多次回到北大朗润园，和他曾经在北大共事的同事一道讨论中国经济的走势并出谋划策。
多年的研究、工作经历使易纲认识到：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近年来，预期管理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强调央行‘怎么说’和‘说什么’，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期是否稳定。”易纲说。
外管局六年：五个转变
在一次读书会上，易纲回忆说，1980年他到美国留学时兜里只揣着两美元，因为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外币。若干年后，兑换额度上升至5万美元。彼时，他在任央行副行长的同时兼任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担纲外汇管理。
历史上，外汇管理局局长一般由央行副行长兼任。此前几任外管局局长周小川、吴晓灵、郭树清、胡晓炼均是如此。而易纲是外管局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局长，任职时间为2009年7月-2016年1月。
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时，恰值中国外汇储备突破2万亿。外界分析认为，当时之所以选择易纲接任，主要得益于易纲对货币政策研究的深厚造诣及其国际化视野。
易纲在任六年多时间内，中国外汇管理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2015年10月，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表署名文章《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方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易纲对自己执掌外管局六年来的总结。
易纲当时在文中表示，外管局在过去几年实现了“五个转变”。分别是：
1.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
2.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
3.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
4.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5.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
“从有罪假设到无罪假设的监管理念，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和公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对政府权利的一种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一个保障，特别是对自由和创新的保障。”易纲说。
外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4年末，外汇管理五个转变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简政放权和依法行政取得重要进展，外汇管理行政审批事项累计下降80%，行政审批项目减至17项，极大地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简政放权”也成了易纲外管局任职期间最明显的标签。
市场化改革
易纲在央行副行长任上长期分管货币政策二司，与外管局相关部门一道对汇率进行管理。相比前任，易纲任上则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主要表现为外汇形势从持续净流入到趋向基本平衡，人民币则先是升值而后是贬值。
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的2009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2.2万亿美元。2014年6月，这一数额涨至3.99万亿美元的最高值，几乎较易纲接任时翻了一番。此后，国际收支格局进入“单顺差”的新常态，外汇储备余额也进入下行通道。易纲离任外管局之时，外汇储备规模已降至3.33万亿美元。
巨额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易纲任上面临的课题之一。易纲曾表示，
总体来看，外汇储备要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这三个原则，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正是这种较为保守稳健的经营模式才保证了中国外汇储备在上一轮金融危机中保持安全，
易纲曾介绍，外管局的投资收益率普遍高于被投资国通胀率，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标。过去30多年来，美国国债始终处于牛市，涨幅明显，外管局的投资收益因此相当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2月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朱长虹辞职，出任华安投资首席投资官。在香港注册的华安投资以中国外储资产的保值升值为职责，外界认为朱长虹加盟与易纲力邀密不可分。
2014年1月，朱长虹辞职，市场传言称朱辞职的原因是其在2012年及2013年的操盘业绩不理想。虽如此，此举也被认为是易纲在担任外管局局长期间运用市场化手段运营外汇储备的一次创新。朱长虹带来诸多市场化的东西，包括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
任上，人民币汇率首先面临升值的压力。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6.83，至2014年1月一度升值至6.10左右，此后一直在6.10左右徘徊。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明显，至2016年1月汇率贬值5.3%至6.60左右。期间，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升温，易纲在不同场合向市场“喊话”。
易纲说，担心人民币贬值大可不必。中国中高速的经济增速、较高的货物贸易顺差、充裕的外汇储备决定了人民币没有持续的贬值基础。
另一关键的革在于汇率市场化导向趋于明显。一是2014年3月汇率波幅扩大至2%，汇率波幅弹性加大且双向浮动。二是8·11汇率中间价改革，当日中间价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提供报价。
易纲也曾表示，中国汇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清洁汇率，达到干预极少的情况。但在目前过渡阶段，资本流动发生异动的情况下还会果断适当干预。
除深化汇改外，易纲主管领域内另外一大工作成果是人民币纳入SDR。此事由央行行长周小川亲自挂帅，易纲则牵头担纲。二者带领人民银行10余部门和IMF相关部门多次开展技术会谈。最终，人民币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权重为10.92%。
人民币纳入SDR当天，易纲用喜悦、平静、谦虚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易纲解释称，
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肯定，因而开心；加入SDR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因而平静。而之所以用谦虚来形容，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和世界上成熟市场的差距还比较大。
“加入SDR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要忘记SDR每五年做一次审查，一种货币在符合条件的时候可以加入SDR，当它不符合条件的时候也可以退出SDR。”易纲当时提醒称，“所以我们要牢记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而对外开放将带来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易纲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跨境资本的大规模频繁流动也容易引致正反馈循环和跨部门风险传染，成为实体经济顺周期性与金融加速器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