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选·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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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蛮荒西部时代即将终结！”
9月5日，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和Twitter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来到美国国会山，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回答“外国势力利用科技平台干扰美国选举”等问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华纳（Mark Warner）在开场陈述中的这句宣告，为这场听证会奠定了基调，也是硅谷科技公司走下神坛时代的最佳总结。
5个月前，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祖克柏）因“剑桥分析”丑闻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在座不少参议员似乎还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行方式一无所知，扎克伯格微笑着向议长奥林·哈奇（Orrin Hatch）解释“我们卖广告”的视频片段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这次情况不同，参议员们有备而来。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Richard Burr）在开场陈述中坦陈：“我们在过去18个月中学到的社交媒体的内容，比我们所想的一辈子学到的都多。”
这场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本身远远算不上精彩，桑德伯格和多西两人的表现中规中矩，甚至有记者将其称为“无聊”。桑德伯格延续自己严谨稳健的风格，将问题的回答完全局限安全范围内。而Twitter的规模远远小于Facebook，因此多西所揹负的包袱也更小，他的回答通常会更加深入，多次探讨通过改变激励用户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但整体表现也谈不上精彩。全场仅有的亮点还发生在场外：前段时间刚刚被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的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在场外发生了言语冲突，卢比奥在被琼斯频繁骚扰后威胁要向琼斯动手。
和琼斯挨揍的风险相比，科技公司面临的来自华盛顿的麻烦，却远远不止这一场听证会。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硅谷科技公司们遭遇的指责和质疑大概要比此前所有的加起来都要多。除了假新闻、被外国势力用作干预选举的工具、“剑桥分析”丑闻这类选举相关的负面事件外，科技公司在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也难以独善其身。微软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谷歌与美国国防部合作开发无人机AI系统、亚马逊为执法部门提供面部识别工具，这些看上去无可厚非的政府合作项目，同样遭遇了大量抗议，抗议者中甚至还包括相关公司自己的员工。
2018年4月10日，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因“剑桥分析”丑闻出席国会听证会。摄：Chip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科技巨头们在舆论和民众心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在2018年的《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中，科技平台在美国民众中的信任度在一年内暴跌11%。《纽约时报》负责报导金融和科技的记者纳撒尼尔·波普尔（Nathaniel Popper）在一篇文章中甚至将科技巨头与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相提并论，他认为科技巨头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2008年华尔街大银行面临的问题相似：他们都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科技巨头们自然也成了立法者关注的对象。根据公共事务数据公司Quorum的统计，在最近10年中，国会议员们点名Facebook、Google等科技公司的次数远远超过了点名金融行业的次数，其中Facebook一家公司就被点名了1.4万次。除了国会上象征性的听证会外，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在就科技公司垄断问题展开一系列听证会。科技公司的高管们也很清楚，面对日益频繁的质疑，互联网空间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维持法外之地，监管在所难免。
1998年，当微软面临垄断的质疑时，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选择了对抗态度，他强调微软为经济做出的贡献，认为监管阻碍创新。很快，美国司法部和多个州的总检察长对微软发起诉讼，经历三年最终达成和解。在《纽约客》记者欧逸文最近描写扎克伯格的文章中，比尔·盖茨表示对当初“嘲弄”监管者的行为表示后悔，他亲自为扎克伯格提供了建议，指导他如何应对国会。
在与华盛顿的交流中，硅谷的公司如今极少采取对抗态度。他们一方面加大了游说力度，2017年，苹果、Google、Amazon、Facebook在游说上的花费达到了5000万美元，其中Google一家的游说费用就超过了1800万美元，位居美国公司游说花费榜首。另一方面，科技巨头们对于监管也摆出了欢迎的姿态。扎克伯格在四月的听证会上就承认，对互联网的监管无法避免，“问题应该是如何正确监管，而非是否需要监管”。杰克·多西在9月的听证会上也多次强调Twitter是“公共广场”（Public square），而“公共广场”正是不少批评者要求实行监管、甚至将社交网络视作公共设施时常常使用的词汇。
1996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签署了新的电信法，这是1934年通信法通过62年后的首次重大修正，克林顿还象征性地用一支电子笔签署了法案，使其成为了第一个签署在网络空间的法案。这一法案主要针对的是媒体和通信行业，打开了媒体行业的整合和兼并的大门，但这一法案中的第五章（也被称为《通信礼仪法》）试图对网络上的低俗内容进行限制，这让互联网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大为不满。
法案签署的当天，电子前线基金会的创始人约翰·巴洛发表了《网络独立宣言》，指责新通过的法案玷污了美国国父们的梦想，他以未来的代言人自居，要求政府“别管他们”，宣言中写道：“我们虚拟的自我并不受你们主权的干涉，虽然我们仍然允许你们统治我们的肉体。我们将跨越星球而传播，故无人能够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将在网络中创造一种心灵的文明。但愿她将比你们的政府此前所创造的世界更加人道和公正。”
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在Reno v. ACLU一案中判决《通信礼仪法》中的大部分内容违宪，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其中的第230条存活了下来。该条规定，互联网服务商不必为其用户的行为和内容负责，这一条款成为了互联网兴盛发展的基石，电子前线基金会将其称为“保护网上言论最重要的法律”。
“快速行动，破除陈规”——这曾是Facebook最重要的口号。当Facebook还是新起之秀时，这句口号曾经作为硅谷创新精神的象征，如今科技公司的创新颠覆的不再是陈旧过时的商业模式或者服务，而是曾经的社会规范，甚至民主体制本身，这句口号也成为了科技公司不遵守规范的印记。摄：Robyn Beck/AFP/Getty Images
二十多年过去了，互联网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如《网络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新秩序，却越发和现实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了旧秩序的延续。网络空间逐渐被少数几家巨头们占据，互联网公司利用“网络效应”扩张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成比例的增加。
知名科技作者本·汤普森（BenThompson）指出，互联网公司通常持有一种“波丽安娜假设”：“认为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不好的。但更现实的观点是，人性中既有无比的美好，也有极端的邪恶，互联网使得两者都更容易表达。”
在美国童话作家埃莉诺·波特的小说《波丽安娜》（Pollyanna）中，主人公波丽安娜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少女，她用自己的乐观思想感染者其他人。正是因为秉持着类似的乐观（甚至是盲目乐观）心态，硅谷的科技公司才能打破常规，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创新源泉。但同样也是这样的心态，使得科技公司在急速扩张过程中忽略掉自己带来的问题，认为只要“能让世界更美好”，出现一些“小问题”是可以原谅的，问题最终能够轻松解决。
Facebook正是其中的典型。2016年6月，一名芝加哥男子在使用Facebook新推出的直播功能时遭枪击死亡，Facebook副总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在随后一封内部信中写道：“任何事情只要能让我们连接更多的人实际上就是好事……或许这样会将人暴露在霸凌的危险下。或许有人死于利用我们的工具组织的恐怖袭击……但我们将人连接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了增长所做的事情都是合理的。”（在内容曝光后，博斯沃思在声明中澄清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公司将增长放在首位的文化。）
“快速行动，破除陈规”——这曾是Facebook最重要的口号。当Facebook还是新起之秀时，这句口号曾经作为硅谷创新精神的象征，被众多企业和组织所效仿。如今，科技公司的创新颠覆的不再是陈旧过时的商业模式或者服务，而是曾经的社会规范，甚至民主体制本身，这句口号也成为了科技公司不遵守规范的印记。
1983年，当史蒂夫·乔布斯试图劝说百事总裁约翰·斯卡利加盟苹果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跟我一起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成为了硅谷创业者们的信条，这这也让人们对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以更严苛的道德标准对待他们。当人们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些想要“改变世界”的公司，本质上和传统的公司并没有天壤之别。买糖水的公司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增加糖水的销售，而Facebook、Twitter等同样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使用户上瘾，在自己的平台上花更长的时间，从而增加广告的销售。
接下来，人们的问题自然会是：既然他们与传统公司并无二致，为什么他们不能像传统公司一样接受监管呢？
然而，在究竟应该如何监管的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连问题是什么都缺乏基本共识。
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今年7月推出政策文件，提出了20多种致力于科技平台所出现的问题的方案。这份文件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打击虚假信息，包括要求平台标注机器账号，确认用户身份，及时披露发现的虚假账号的信息，以及废除《通信礼仪法》中对诽谤等言论的平台豁免，使平台对用户的言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保护用户隐私，推出类似欧盟GDPR的法案，使平台承担更多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责任，扩大监管部门的权力，允许政府对平台的算法进行审计；第三；促进科技行业的竞争，要求社交网络数据的可迁移性，将某些产品当成“公共设施”进行对待，确保第三方在使用时不受限制。
这份文件目前距离具体的政策实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文件中也承认很多方案可能存在缺陷，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与其说是提出具体政策，这份文件的目的倒不如说是为了引发更多讨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参议院，这份文件可能会成为民主党未来更多科技平台监管政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