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安迪·麦克史密斯
翻译：张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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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就，会让二十世纪坐立难安。
——安娜·阿赫玛托娃
欧洲的战火刚刚熄灭半年。列宁格勒，一栋难掩往日辉煌的建筑的三楼房间里，一名苏维埃公民和一位西方来客之间，经历了一次震撼人心的会面。以赛亚·伯林受英国政府派遣，前往莫斯科的使馆公干，目的是更多地了解被温斯顿·邱吉尔称为“谜中之谜”的封闭社会。他并非一位外交官，而是来自牛津的大学教师，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圣彼得堡度过其童年时代。上任之前，伯林和同事中的一名专业人士有信件往来；他的通信对象，沃德姆学院的教师莫里斯·博拉告诉他：“曼德施塔姆去世了，消息相当准确。他饿死了，就因为那些反动诗歌，他的名字被有意写在了粮票发放名单的最下面。”“那阿赫玛托娃呢？”“据说她还活着，在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此时正处于恢复期，在此之前，这里的人们以历史上最坚忍的耐力艰难度日。由于德国人的封锁，补给只能在冬季月份送达——依靠卡车穿越拉多加湖结冻的冰面，一路朝东危险前行，方能到达旅途的终点。这座城市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开始，一直在负隅顽抗，直至红军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成功突围。在封锁圈里，因轰炸、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有六十四万一千人，其中包括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份的二十万人。以赛亚·伯林想要看一看自己成长于斯、饱受战争摧残的故土，更重要的是，他还听说在这里书店的价格要远低于莫斯科。从莫斯科坐上火车，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二天，伯林就和使馆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布伦达·特里普光临了一家位于涅瓦大街的书店。柜台里的一位老者邀请他们移步后屋，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文学批评家正在那里浏览诗歌柜组。伯林先是问起封锁的事情，然后向其打听是否有作家住在城里。在奥尔洛夫看来，列宁格勒在世的作家中，也许只有两个人能让一个外国客人感兴趣，一个是快要被遗忘的讽刺短篇小说家米哈伊尔·左琴科，还有一个就是安娜·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还活着吗？”伯林问他，面露惊讶。
“哦，是的，当然，”奥尔洛夫回答道。他把地址告诉伯林，就在不远处丰坦卡河上的枫丹公馆（喷泉屋），然后问他是否想要拜访她。“那感觉，就像是突然受邀去拜访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样，”伯林后来写道：“我快要说不出来话了：我咕哝着说，我确实很希望能见到她。”
阿赫玛托娃
会面定在那天下午三点。伯林先是回到阿斯托利亚酒店，然后独自返回书店。他和奥尔洛夫穿过阿尼奇科夫桥，左拐，沿着堤岸前行，直至来到一座“壮丽的晚期巴洛克宫殿门前。大门装饰有精致的铁艺，列宁格勒素来以此闻名。宫殿附近有一块宽阔的空地，四四方方的院子看上去就像大号的牛津学院一样”。顺着陡峭昏暗的楼梯，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只有一个木制柜子，三四把椅子，一个沙发；在熄灭的壁炉上方的墙面上，挂着莫蒂里安尼绘制的一幅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的肖像。出来迎接他们的，不是定格在一九一四年内森·奥尔特曼油画中那个棱角分明、魅力十足的诗人，而是一位典雅的、头发银灰的女士，肩上披着白色的披肩，形容尊贵庄严，举止从容不迫，她的面庞上写满了一生的苦难。
交谈还没有几分钟，以赛亚·伯林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像是幻听一样。他觉得自己听到一个上流社会的腔调用英语在呼喊他：“以赛亚！以赛亚！”想到不可能会有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找他，伯林完全不理睬那个声音，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位女皇一般的人物。
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其生命中曾两度受到热烈的追捧。一九一二年，文化复兴之风席卷欧洲，马雅可夫斯基、曼德施塔姆、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相继成名，圣彼得堡的诗歌圈子被诗歌朗诵会上这位矜持的、骄傲的、贵族血统的二十三岁的女性深深吸引。她的名气因一战和内战暂时中断，不过在到了一九二零年早期，彼得格勒的诗歌爱好者再一次涌入朗诵会，聆听她的诗作。她和马雅可夫斯基不相上下，一度超越亚历山大·勃洛克，成为俄国最受欢迎的两位诗人。不过二人各自的追随者鲜有重合；马雅可夫斯基成功收获了布尔什维克的信任，而阿赫玛托娃从未获得，抑或是要求过官方的认可。在外界的眼中，她沉默不语。
一九一零年，二十岁的安娜嫁给了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自打她十三岁起，尼古拉就一直在追求她。尼古拉有点像俄国的吉卜林：他是诗人、也是探险家，同时还是浪漫主义的爱国者——他的作品自一九二零年代起，就从未出现在苏联的书店里，直到苏联垮台。维克多·谢尔盖一九一七年在法国见过他，那时的古米廖夫打算当一名驻外记者。“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他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君主制拥护者、帝国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我代表了俄国真正的本性，因为它是建立在正统基督教信仰之上的。你同样也拥有真正的本性，不过你位于另一个极端：一触即发的无政府主义、原始的暴力，还有难以驯服的信仰。我热爱所有俄国的东西。’”他告诉谢尔盖。
尼古拉·古米廖夫
嫁给这个执着的求婚者后，年轻的安娜·戈连科离开了乌克兰，这里是她母亲自从一九零五年离开安娜的父亲以后，一直定居的地方；他们游览了巴黎，重游了皇村小镇——沙皇家族消暑度假的居所，也是安娜长大的地方；随后定居在圣彼得堡。为了开始全新的自我，安娜更名为“阿赫玛托娃”，取自其母系祖先可汗·阿赫玛之名，他是俄国最后的独立的鞑靼统治者和成吉思汗的后代。安娜，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三人共同开创了“阿克梅”诗歌流派；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在莫斯科建立了“未来主义”。一九一二年，安娜生下儿子列夫，列夫由他的祖母抚养长大，因为他的父母一直忙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安娜和古米廖夫的婚姻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接连不断的矛盾接踵而至；这对夫妇一九一七年分居，但并未离婚。她的一首诗歌，写于一九一一年，开篇写到：
面纱之下，她双手紧握……
“你今日为何如此苍白？”
“因为我以刺痛的伤悲为其煮酒，
直至他沉醉其中。”
有些人猜测，或许是嫉妒心和艺术家之间的较量迫使这两个天资出众又热烈奔放的个体分道扬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早期古米廖夫对他年轻的新娘在诗歌上的初探确实表现得尖酸刻薄。不过，有一次他从阿比西尼亚探险回来，安娜在火车站和他碰面。他用严肃的眼光审视她，问她是否在写作。当她给出肯定的回答时，他命令她大声地朗读自己的诗歌。“不错，不错”，这是他对此的反应。这个故事安娜最少说起过两遍。从这一刻起，他便知道她是一个诗人同道并以此尊敬她；不过从伴侣的角度，他对她的不忠与日俱增。一九一三年，古米廖夫再一次踏上旅途，而安娜留在后方，成为圣彼得堡文坛的明星。人们效仿尼古拉二世的头衔“俄罗斯的沙皇”，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俄罗斯的安娜”。从十二岁时写下第一首诗歌起，十年之后，安娜已写下了整二百首。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于一九一二年；第二部《念珠》则在一九一四年三月问世，如她所言，“（这部诗集）的生命大约只有六周的时间。刚入五月，圣彼得堡的社交季节开始冷清下来；渐渐地，人们相继离开。在这个时节，和圣彼得堡的离别就是永远。我们回到的不再是圣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我们从十九世纪，瞬间被流放到了二十世纪。”
古米廖夫醉心于战争的荣光。他学会了骑马并且加入了骑兵。阿赫玛托娃则对屠杀心灰意冷。和知识界大多数人不同，她对于革命的爆发早有预感，一度极少写作；直到一九二一年，安娜又一次迎来了灵感的爆发，尽管这个夏天发生了骇人的事件，但是她的创作仍在继续。古米廖夫依旧享受着公开诗歌朗诵的狂热。在一次朗诵会后，一个面目狰狞、身着皮夹克的男人，开始凭借记忆背诵古米廖夫的诗行，仿佛沉醉于诗中。人们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此前是杀手，名为雅科夫·布朗金，他曾尝试在契卡向曼德施塔姆寻求帮助。古米廖夫喜欢行动派，哪怕他对布朗金的政治深恶痛绝，两人还是握了握手。正如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作者评论的那样，这是“两个注定赴死之人的碰面”。一个月后，八月十日，阿赫玛托娃出席勃洛克的葬礼。在这个悲伤的场合，她从同来吊唁的人那里得知了一个更加悲伤的消息：古米廖夫在一周之前已被逮捕，因为他和彼得格勒大学一名叫做弗拉基米尔·塔甘采夫的地理学教授有所来往。塔甘采夫被指控为一项阴谋的核心成员，该阴谋关涉到军队首领和其他一些人。当局认为，他们希望通过喀琅施塔得的海员叛乱，终结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古米廖夫和其他六十一个人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执行枪决。“恐惧，在深夜摆弄着/月光，化身为一把利斧。”阿赫玛托娃在八月二十七、八日写道。
安娜成了一个被枪决的苏维埃反动派的遗孀，这个标签伴随了她的余生。这一结果对于列夫而言更加不幸，他当时才八岁，并且继承了他所崇拜的父亲的姓氏古米廖夫。不过，当时厄运并未接踵而至。阿赫玛托娃的第三部小诗集于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二年，她的诗歌被一个更大的选集《公元一九二一》（Anno Domino MCMXXI）收录。那时的安娜名声卓著，有一位名叫鲍里斯·艾亨鲍姆的批评家出版了一部关于她的专著，他在书中回忆起，他的同时代人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时，是何等的“困惑、惊讶、狂喜”。在描绘安娜诗歌中的女英雄（并非阿赫玛托娃本人）时，鲍里斯强调了她“矛盾”或“双重”的面相——“一半是燃烧着激情的妓女，一半是向上帝祈祷、请求宽恕的修女。”这句评论在写下整整二十四年后，又被重新拾起，用来诋毁诗人。
一九二二年，作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创见性的论文，表明整个俄国可以在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之间做出划分，前者体现了未来，而后者代表了过去的前革命时期最为珍视的东西。楚科夫斯基的本意是褒扬，但是出其不意地强化了党派圈子里的信念，认为阿赫玛托娃是旧政权的残余。同年秋天，《真理报》从托洛茨基即将出版的谈论文学的著作中摘录了两章，书中说到，他承认阿赫玛托娃“非常有天赋”，但是又补充了一段讽刺性的文字，解释上帝是如何在她的诗歌里无处不在。“这个人（上帝）已不再年轻，他是如何肩负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私人且频繁的讨厌差事，同时又能利用其业余时间引领宇宙的命运呢？真是不可思议！”他调侃道。
在这段前斯大林时期，质疑当局的言论，甚至包括人民委员会关于战争的言论，还是被允许的。有一位叫尼古拉·普宁的批评家勇敢地赞扬阿赫玛托娃是“上一代人中最具原创性的诗人”。安娜第二段不太美满的婚姻，是与一名专攻巴比伦历史的专家的结合，她最后发现对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家庭暴君。结束这段婚姻之后，阿赫玛托娃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后革命时期的性观念，索性搬到了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的家里，和一名叫做奥尔加·苏杰伊金娜的女演员与之共同生活，直到后来她和普宁组建了一段长期却紧张的关系为止。安娜搬到了普宁位于丰坦卡的舍列梅捷夫宫的公寓中——如今阿赫玛托娃纪念馆所在地——这里也是以赛亚·伯林二十年后与之会面的地方。普宁饱受磨难的妻子安娜·阿伦斯别无去处，搬到里屋的一个房间，和他们四岁的女儿伊琳娜生活在一起，而阿赫玛托娃和普宁则居住在书房里。一九二八年，当时十六岁的列夫·古米廖夫离开了祖父母的家，搬到列宁格勒读书，家里自此变得越发拥挤，情感上也更加错综复杂。列夫是个聪颖且勤奋的年轻人，但是童年给他打下了情绪化的烙印。他憎恨普宁，后者曾经刻薄地评论过他父亲的诗歌。普宁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而且，尽管阿赫玛托娃可以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独立，但是无法否认这一事实，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他的公寓，而她和她的儿子都是他的房客。
比家庭内部的张力更让人苦恼的是一条不成文的禁令，它不允许安娜的作品出现在二五年以后任何的苏维埃出版物上，这让她陷入了极大的财务困境。一九三二年晚些时候，帕斯捷尔纳克震惊地获知，安娜病倒了并且穷困潦倒；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她接受了自己五百卢布的资助。然而，阿赫玛托娃的名声还是帮她获得了一些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豁免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成千上万所谓“列宁格勒的贵族”遭到拘捕并被驱逐出境，阿赫玛托娃不在其中，尽管她的祖先包括鞑靼人和一些非常富有的俄国商人。相反，当局找到了另一种尤其残酷的方式来威胁她——通过迫害她的儿子。一九三三年，时年二十一岁、勤奋刻苦的列夫·古米廖夫在上一节介绍中东的课外辅导课时，警察不期而至。他在监狱里待了九天，不过他的辅导教师消失无踪。一九三五年秋天，列夫和普宁一同被逮捕，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列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认识的一些学生。在朋友的建议下，阿赫玛托娃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陈情信。她一路前往莫斯科，住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妻子家里，由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开车载着她到克里姆林宫递交它。她写道：
我向您起誓，他们不是法西斯，不是间谍，不是反革命社团成员。我从革命之初就生活在苏联。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心系的祖国，尽管我的诗歌不能出版已成事实……仅有的两个亲人被捕带给我沉重的打击，我将难以从中恢复。我恳求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把我的丈夫和儿子还给我。
同一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下另一封陈情信，进一步加强了安娜的诉求。斯大林读完了两封信，在阿赫玛托娃那封上面潦草地涂了几笔：“致雅戈达同志。释放普宁和古米廖夫并通报执行。斯大林。”波斯克列贝舍夫致电帕斯捷尔纳克宅，告知了这一喜讯。当天午夜，普宁旋即被当局释放，他大惊失色，徒劳地请求留宿在他的牢房里，直到早上能够找到一辆出租车再走。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这近乎是个“奇迹”。唯一没有加入到全体欣喜氛围中的人是阿赫玛托娃。她实在太疲惫了，他们根本没法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听到喜讯，她嘟囔了几句，然后又再一次睡去。
下一次，奇迹不再光顾。列宁格勒大学的系主任米哈伊尔·拉索金不畏惧时局，允许古米廖夫在一九三七年返校参加考试，但是在那之后不久，拉索金就惨遭逮捕，并在审讯过程中被杀。他的尸体被扔出窗外，以便将其死亡解释成自杀。古米廖夫则在一堂历史讲座上无畏却草率地卷入了一场公开的争论，因为讲演者诽谤他去世的父亲。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再次被拘捕，遭到毒打，然后被判在劳改营服刑十年。当年十月，在列夫被逮捕仅半年之后，阿赫玛托娃最终获准探视她的儿子。为了鼓励她，古米廖夫还带了一条借来的围巾，引用了几行布洛克的诗句，告诉她：“我和拉狄克的待遇一样，十年！”这根本算不上安慰：卡尔·拉狄克在刑满释放很久以前就被谋杀了。古米廖夫被遣送去北方，到白海运河劳改，一次意外中被斧头砍伤了脚——在极端恶劣的苦役条件下，受伤很可能是致命的。苦役之外，偶尔古米廖夫还会被送回列宁格勒，为其案子接受审查，回应“恐怖活动”的指控。
列夫关押克列斯特监狱期间，或许时常有人会在等待消息或想尽办法捎些食物进监狱的队列里，从一群绝望的妻子、母亲和情人中发现一个高大、头发灰白、骄傲的女性，认出她是阿赫玛托娃。将近二十年后，她写下了这段短文，作为《代序》，放在其晦暗、铿锵的诗作《安魂曲》的开头：
“叶若夫恐怖”肆虐的可怕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监狱等候的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一次，有个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嘴唇青紫的女人站在我身后，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从早已将我们压垮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在我耳边低语（那里每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的）：
“您能把这些记录下来吗？”
我回答：“是的，我能。”
于是，像是一丝笑意，掠过了曾经属于她的那张面庞。
这首诗接下来写道：
一纸裁决……她的眼泪奔涌而出，
她早已与外物诀别，
就像从她心头痛苦地剜去了生命，
就像残忍地掌掴她，
但她还要继续……蹒跚而行……独自一人……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列夫被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人类世界定居之所的最北端，在此他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他母亲和普宁的亲密关系不久后终结。分手在形式上体现为喷泉屋房间的调整：阿赫玛托娃搬进里屋，而普宁的前妻安娜·阿伦斯搬回了普宁的房间。
当年晚些时候，她出其不意地迎来了好运。斯大林突然想起了她。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次文学见面会上，斯大林问起她在何处，为何不再写作。在流传的版本中，斯大林之所以想起她，是为了给他年轻的热爱诗歌的女儿斯维尔塔娜“送去爸爸的礼物”，但是这个故事不太可信——在她的自传中，斯维尔塔娜是在一九四二年，从一个初次见面的爱人借阅给她的书中发现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阿赫玛托娃应邀准备一本诗歌选集，名为《选自六卷书》，一九四零年一月，她获准进入作家协会，这意味着她在个人财务方面立即获得了改善。帕斯捷尔纳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以及时任作协主席的法捷耶夫甚至提议，因为《选自六卷书》的出版，可以考虑授予她斯大林奖。不过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日，一个名叫D·克鲁金的小官员给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上书了一份报告，内容关于缺乏革命性或苏维埃主题，以及从未言及社会主义的诗歌出版物。日丹诺夫做了笔记，写下一份怒气冲冲的备忘录，交给了宣传鼓动部门的负责人乔治·亚历山大罗夫：“这些作品集的出版真是莫大的羞耻，如果它们也配称得上出版物的话！像这种‘淫荡的阿赫玛托娃向上帝的荣耀祈祷’，这种诗也能出版吗？谁推动的？”一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发文，斥责编辑人员的疏忽大意。在中央控制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安德雷耶夫亲笔手写的裁定上，命令没收这些煽动性的诗作。阿赫玛托娃九个月的出版诗集作者的生涯再一次结束。
政权从纳粹入侵之初的震惊中恢复以后，警察重新启动了他们的日常工作。维克多·齐尔蒙斯基，最早发现阿赫玛托娃天赋的批评家之一，曾于一九一六年称赞她是“青年一代最杰出的诗人”。他和其他数千人一样，在德国军队分裂乌克兰，包围列宁格勒时被捕。然而，政权的暴虐以及它未能为这场灾难做准备的愚蠢行径，都没有阻挡住俄国人在看到他们的土地遭到入侵时爆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潮。阿赫玛托娃的反应可以从一篇写于这次入侵一个月内的短诗中概括出来：
她，今日与恋人分离——
让她把伤痛锻造成力量吧。
我们对着孩子起誓，对着墓碑起誓，
无人迫使我们屈服！
虽然她因担心受迫害的儿子而身患疾病，但是，在城市的当权者与阿赫玛托娃接洽，希望她做一个广播时，她欣然答应。九月份，这座城市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了沉默已久的声音：
我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列宁格勒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敌人威胁说要俘获我们的城市，要对它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是圣彼得的城市，列宁的城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洛克的城市，文化经济繁荣的城市，如今却被敌人以死亡和羞辱相威胁。我，像所有列宁格勒人一样，只要一想到我们的城市，想到这座城市可能会被夷为平地，就心如刀绞。我的全部生命和列宁格勒紧紧地系在一起——我是一名列宁格勒的诗人，列宁格勒给予了我的诗歌生命。
轰炸让喷泉屋的家不再安全，阿赫玛托娃搬到了一个朋友的地下室。她的新身份——作家协会的成员让她获益良多。九月底，她先是飞往莫斯科，然后乘坐一辆满是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列车向东部行进，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和法捷耶夫。她和帕斯捷尔纳克在同一个车厢，友好地聊着天。诗人玛格丽特·阿里戈注意到，这两个人“不论身边发生了什么，他们习惯于简单、自然的言谈举止，他们习惯于做自己——或许源于他们的教育。”到了十一月，阿赫玛托娃来到塔什干，在一个由撤离作家组成的小社区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在塔什干，我第一次明白，在酷热的夏天，树的阴影和水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她如此写道：“我同样明白了，什么是人间的善意——在塔什干，我常常病得厉害。”一九四二年她得了斑疹伤寒；第二年患上了猩红热。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娜飞回了莫斯科，六月乘火车抵达了列宁格勒，急切地和弗拉基米尔·加尔洵医生团聚，安娜相信这个人就是她现在的爱人。加尔洵在围困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她到达列宁格勒时，加尔洵在火车站等着她，他们一道走下站台，密切地交谈了十多分钟。就在这段时间，她发现他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人，关系就此中断。考虑到加尔洵目睹的一切，很难对其太过苛责。有一年冬天，他的妻子因为饥饿在大街上跌倒。当他赶到停尸房时，只能通过衣着来辨认她：她的面部已经被老鼠吃掉了。
阿赫玛托娃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喷泉居饱受战争摧残的房子，那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她的书在寒冷的冬季被点燃用于取暖。不过没过多久，这个房间又满满当当了：普宁回来了，带着他孀居的女儿、外孙女，还有一个新的妻子。
比爱情上的失落和家庭生活的摩擦更磨人的，是她对儿子长时间的焦虑。列夫的判刑在一九四三年终于熬到了尽头，他在地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让他入了伍，并且上了前线。安娜吓坏了，担心他可能会被安排进一个劳改营，送他赴死；虽然结果证明这些恐惧毫无根据，但是她已经经历了太多，无法天真地期待战争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了。一九四五年，她写道：
浮士德的身影就在远方
在一座黑塔密布的城里
……
召唤魔鬼，与其讨价还价之人
欺骗了他，为了我们的遗产
把这个交易留给我们
然而，也有一些改善的微弱迹象。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中途停留莫斯科，期间获准在首都一栋建筑的大型集会中朗诵诗歌（要么是在工业技术博物馆，要么按另一个版本，是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那年晚些时间，列宁格勒的作家协会组织了一场公开演出，传言阿赫玛托娃将会出席朗诵。一名叫做苏菲·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波兰贵族曾在一九二一年听过阿赫玛托娃的吟诵，这次她非常激动，因为她获得了一个前排的位置。当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分会主席，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普罗科菲耶夫（不要和同名作曲家混淆）的不甚有名的诗人让阿赫玛托娃登台表演时，场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一次看见她，写到：“她的步伐依旧庄重、轻盈，她的仪态笔挺、优雅、骄傲——在这位高大、深色发色、庄重的女性身后，无形的声望、悲伤、巨大的失落和伤痛笼罩着她。”
这就是以赛亚·伯林在那间寒酸的小屋里遇到的女性。她的举止如此庄重和严肃，仿佛是一位王者，伯林不由地向她鞠了一躬，感谢她答应见面。伯林告诉安娜，西方人得知她一切安好肯定倍感宽慰，因为他们太久都未听到关于她的讯息。与此相反，她回应道，《都柏林评论》刊载了一篇关于她诗歌的文章，另外在博洛尼亚，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她的论文。她问起伦敦是如何应对闪电战的。在他羞涩地回答这些问题时——因为他发现她的举止令人生畏——他始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听见有人在用短促的英语呼喊他的名字。虽然他努力想要不理会它，但是那声音依旧在持续。最终，他跑到窗口确认，才发现在外面，站在大法院前面，有一个像是喝醉了的大学生模样的人，他穿着得体，年龄刚入中年，正在大声呼喊：“以赛亚！”
伯林一眼就认出了他，尽管他们最近的一次碰面已经是十五年前。伦道夫·丘吉尔，前首相的儿子，在苏联供职于一家美国报纸，担任通讯员。他是伯林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同学。
一时间，伯林太过惊讶，几乎不知所措。不过他还是低声咕哝了一句抱歉，赶紧跑下楼，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紧随其后。丘吉尔正身处于一桩小麻烦的“水深火热”之中，对他而言，这比世界上一切诗歌都更加重要：他需要一个冰箱来储存鱼子酱，但是酒店里没有人能理解他的需求。他要求领馆提供帮助，布伦达·特里普不巧又透露了以赛亚·伯林正在城里，拜访住在喷泉屋的什么人。于是丘吉尔决定，让伯林为他充当翻译。
伯林尽可能快地处理掉这位不速之客的事情，回到书店，要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号码。他打电话向她致歉，问她能否重新预约拜访。她回答说，她可以在九点等他。他们的对话整整持续了一个通宵。最开始还有第三个人在场，阿赫玛托娃前夫家的一个小姑娘不断向伯林询问有关英国大学的事情，阿赫玛托娃对此不感兴趣。真正的对话开始于午夜，其他人都走了，只有伯林和阿赫玛托娃相互陪伴着彼此。她问起一些移民国外的老朋友的境况，在她得知镶嵌画艺术家鲍里斯·安雷普为她制作了一幅名为《同情》的镶嵌画作时，深受感动。她还给伯林展示了安雷普一九一七年送给她的黑宝石戒指。她无拘无束地谈起故人，包括曼德施塔姆。聊到古米廖夫的枪决时，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眶。
然后，她提议为其朗诵几首她的诗歌——不过在此之前，她先是凭着记忆背诵了拜伦的《唐璜》选篇。她的发音有些古怪，伯林几乎连一个词都听不明白，只得把脸转向窗口，以此来掩饰他的尴尬。紧接着，她读了几行自己的诗作，包括未完成的《没有主角的诗歌》，伯林回忆说：“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聆听一首天才之作。”她还为伯林朗诵了《安魂曲》的手稿，直到后来他们聊起了一九三七到三八年，以及排在监狱外面的队伍。当伯林说起曼德施塔姆时，安娜流下眼泪，陷入了长时间的静默，然后恳请他换一个话题。凌晨三点，列夫·古米廖夫回到家，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他已在去年十一月复员，最终在列宁格勒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学位，并且注册成为了一名研究生。从前线回来之后，列夫和母亲的关系相当融洽。他煮了一大盘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弄到的食物；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一直在批判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克鲁采奏鸣曲》中对于两性的态度，在她看来，这两部作品都传达出了对女性的厌恶之情。她聊起普希金，还有她崇拜的帕斯捷尔纳克，向伯林打听他的私人生活；她回忆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在一九二零年代结识的艺术家；她还谈到贝多芬和艺术的意义。伯林走后，安娜深受这次会面的触动，写下一首诗，并在他一月五日离开列宁格勒前向她告别的时候，把诗歌赠给了他。
这个不期而至的客人来自一个人们自由畅谈心声的国度，他为安娜带来了她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都未曾见过或听起过的朋友的讯息。这是阿赫玛托娃生命中最后一段伟大的爱情。在《没有主角的诗歌》的手稿里，她将第三个和最后一个献词送给了“来自未来的客人”，这一明显的意指被认为太过危险，最终苏联的编辑在其死后出版的选集中极不情愿地删掉了它们。一九五六年写下的这句诗中，或许所指的也是同一个人：
他不会是我挚爱的丈夫
但是我们的成就，他和我，
会让二十世纪坐立不安。
看上去，她的心中藏有一个隐秘的希望，那就是伯林会回来迎娶她，这个想法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实际，他们的年龄差异——他们见面时她五十六岁，而他三十六岁——或许只是众多阻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当伯林一九五六年再次访问苏联时，气氛比之前自由了许多，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他，阿赫玛托娃居住在莫斯科，希望能够和他通电话，但不见面。她发现他已经结婚了。
以赛亚·伯林和妻子爱琳
“你们结婚多久了？”谈话中她问道。
“没多久，”他说。
“你们具体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今年二月份。”
“她是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
“不，她一半是法国人，一半是俄国人。”
“我知道了，”她说。长长的停顿，然后她补充道：“你不能来看我，我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说你的夫人很迷人。”说完这个，她换了话题。这段酸楚的对话上演之时，阿赫玛托娃已经有近二十五年没有爱人了。不会再有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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