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游戏》整体上是一个偏向“爽感”的故事，这场游戏讲述的是弱者对强者的“反杀”，是穷小子陆飞（彭昱畅饰演）的道德和头脑打败了赌场老板秦海沛（姚橹饰演）的财力和权势。
为了达成观影的“爽感”，或者说更贴合中国观众的习惯与偏好，影片对原著小说东野圭吾的《诱拐的游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编。原著中的主角佐久间是冷漠好胜的广告精英，为了泄私愤“主动”设计/加入了游戏；他的对手葛城胜俊并非真正的凶手，只是一个害怕再度失去女儿的父亲，所以精心布下了“李代桃僵”的骗局。东野圭吾在小说中描写的是人性的残忍和复杂，全员恶人的设定折射出日本“平成时期”经济萧条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
《绑架游戏》中的角色则有了明确的道德区分。陆飞是有着瑕疵的好人，看重家庭亲情，为了报答重病的孤儿院院长的养育之恩，即便靠些小把戏在赌场骗钱，他也会把对方输掉的戒指归还回去；而秦海沛则是典型的为富不仁，为了不让女儿的死亡和丑闻影响自己的竞选，他设下了绑架的局，让陆飞身陷其中成为替罪羊。相较于小说，电影的故事被赋予了正邪对抗的戏剧张力，具有着被市场反复验证的，被逼入绝境的草根小民逆袭权贵阶层的爽感气质。
《绑架游戏》中不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场面，凝练呈现出影片叙事的旨趣。比如无力偿还巨额赌债的陆飞被人捉到，秦海沛用笔在他身上标出一个个器官，报出对应的价格。它首先推进了叙事，迫使陆飞不得不加入游戏，其次也显形了故事中潜在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阶层对立，在秦海沛所代表的权贵视野中，陆飞这样的草根底层，他们的生命就只是器官的总和。当然，这样的场景设计，也迎合着近年来各种关于“噶腰子”的传闻。
更值得一提是影片的结尾，做局自困的秦海沛在下降的电梯中，与抱得美人在怀的陆飞形成了俯仰的直观对比，彭昱畅用细微的眼神和表情，完成了人物此刻复杂的心理表达。在叙事上实现“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身”这种快感的同时，特写镜头中的主角，也暗示着曾经屠龙的少年也变成了“恶龙”本身。它让这个“happy ending”的故事，有了一抹未尽的沉重与反思。
但遗憾的是，与近年来改编东野圭吾小说的国产电影类似，《绑架游戏》叙事中散在的 “佳句”，并没有结构成整体的“佳章”。或者说这个指向“爽感”的故事，还没有抵达它叙事的目的地。
如果说“爽感”是影片叙事对观众的心理期待酣畅淋漓的满足，是让观众所积累的情绪得到爆发式的痛快宣泄，那么《绑架游戏》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和我们形成有效的情感共鸣。东野圭吾的社会推理小说偏重于普通人面对社会矛盾时的人性挣扎，揭秘犯罪动机而不是犯罪手段是故事的重心。据此改编的影片能否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决定了故事能否达到感人心弦、促人思考的艺术功能。
《绑架游戏》中的角色有明确的善恶分类，却疏于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呈现。比如主角陆飞，他对院长的感恩和报答只是一个概念，他幼年时做了什么让孤儿院被关闭？这件事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院长如何把他“打捞”出来并不离不弃抚育他长大？缺少这些累计铺垫，陆飞这份不惜铤而走险的深情厚爱就没有根基。影片中陆飞为院长从黑市买血续命，却从没有为她翻翻身，或者洗一次脸，我们看到的是责任，却不是类似母子的感情。
胡冰卿饰演的女主角更甚，情节的推进需要她背叛父亲去帮助陆飞，他们如何相爱？这份电光火石的感情如何能战胜数十年的父女之情？故事中也完全不提，打动她的金句“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也同样只是个概念，是近年国产影视剧中“富家女”角色最陈旧的形象。
《绑架游戏》中角色身上只有概念而缺少情感，只有形象而缺少血肉，只有展示而疏于塑造，是导致难以入戏的根本原因。角色的道德属性和阶层划分并不会导致观众的共情，它需要相似，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情感状态、相似的欲望和述求，才会让我们去认可人物，与他们共鸣。缺失了情感上的联结，我们就不会为角色的危险和失败而紧张和惋惜，不会为他们的成功去兴奋开心，观影的“爽感”也就无从谈起。
“爽感”缺失的另一层原因，是《绑架游戏》从电影类型的维度，没有能满足大众的观影预期。在某一类电影中能看到什么样的故事，能满足什么样的趣味，类型叙事与观众有着长期磨合形成的“快感”契约。侦探推理片的乐趣在于创作者与观众的“斗智”，从平常中发现蛛丝马迹，用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发现混沌和迷雾背后的真相。
所以推理片在叙事上讲究逻辑缜密，情节的推进要符合生活的逻辑、情感的逻辑。《绑架游戏》中陆飞是社会底层的穷小子，为了黑市买血要赌场使诈，但他一会又开上了汽车，还是不同的几辆轿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秦海沛是手眼通天的权贵人物，要摆平私生女的意外可以有各种方法，偏偏煞费心机设局去构陷陆飞，用更大的代价和成本去处理这件事也难以让人信服。众多逻辑上的漏洞，导致《绑架游戏》的情节经不起推敲，可以说影片距离合格的商业类型片，还有相当的差距。
近年来的国产电影市场上，从《嫌疑人X的献身》到《回廊亭杀人事件》《解忧杂货铺》《彷徨之刃》，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影片口碑和票房一路走低，《绑架游戏》可能还会延续这一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如何做好本土化的再创作依旧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可靠的路径。提振市场的信心是当下中国电影的“刚需”，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拿来”的同时，更需要鼓励的是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去书写的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