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天，
美国人再次出尔反尔，又把“关税大棒”给搬上台面了。
不过小镇今日文章的主题却不是把美国批判一番，毕竟，美国国内也是对这次加关税是怨声载道——
这段时间以来，大资本家们发现贸易摩擦并未能削弱中国经济，反而还因反制损害了美国腹地的经济，以及自己
在华投资的出口收益。嘿，小镇可不是在信口开河，且看美国媒体近日之报道：
8月4日，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在本
月初一场关于对华加征关税的讨论会上，在场所有美国官员，包括铁杆鹰派的博尔顿都表示反对对华加征关税。
本来特总还摇摆着，思考是否用
关税问题为连任加码，偏偏此时，
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彼得·纳瓦罗跳了出来，坚持一定要加征。
有“专业人士”大声撑腰，特总在官员们的集体反对之下腰杆子一下就硬了起来，顿时1比N完胜。
随即，美股三大股指用连续数日的下跌，来回报特朗普和纳瓦罗的“英明决策”。
然而，纳瓦罗之所以在此刻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特总，很可能不是因为关税对美国利益有什么好处。
据《华尔街日报》揭底，纳瓦罗和美国钢铁产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曾接受美国钢铁公司纽克尔的数百万美元“游说费”，他在做客访谈节目的时候，就曾表示“无论关税对美国影响如何，至少它能捍卫美国的钢铁产业。”
要知道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虽然是一个2016年底新设立的非常设行政机构，但却是总统的高级私人顾问机构。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纳瓦罗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比美国商务部还大。
一个对美国国家政策有相当影响力的官员，对于国家决策竟然是出于对某些利益集团的保护，并且还广而告之，实在难以置信。
比这更荒唐的还有呢，就在前不久，华为面临美国政府最严厉制裁威胁之时，也就是中美贸易谈判最激烈之时，在美国的本土上发生了这么一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
为了逼中国在贸易谈判上投降，特朗普费了老大劲了，尤其是拿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华为下手，禁止美国企业向其供货，实在手段毒辣。可没想到的是，这一狠招儿，竟然被自己人破了。
美国政府近期发现，向华为供货的禁令竟成了一张废纸，被英特尔、美光这些科技公司轻易就绕过去了，华为压根没受到什么影响。一查才得知，原来这都是得到了美国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凯文·沃尔夫的指点。
凯文·沃尔夫在昔日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助理（2010-2017）时，曾经参与相关法规的制定，对其熟稔非常，譬如“只要商品和服务不是在美国完成的，仍可向华为供货”。对此，沃尔夫无不得意地表示“这是只有内行才懂得的门道”。
美国政府的前部委公职人员，竟然利用条款中的一个偏门漏洞，在中美贸易争端中“里通外敌”，公开给祖国拆台，实在不可思议。
以至于几天后，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公开表示，他将给那些“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与华为的生意颁发许可，允许部分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毕竟，反正拦不住了，那不如赶紧放开拉倒，省的被打脸。
美国手上的这张华为牌，顷刻废了大半。
虽然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仅仅相当于中国商务部的处长，但是好歹也曾经是中央部委公务员，怎么能为了个人经济利益，去公然违背国家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竟然还没人去追究他的责任。
若这事发生在中国的话，那可是赤裸裸的“卖国”啊。
事实上，在美国，前政府官员利用对美国政府运行的了解，帮助利益集团谋利已经成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除了可以几乎无限制地雇佣前政府官员外，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更是得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认可和保护。就算在不断曝光说客贿赂议员的政治丑闻后，美国人也没有禁止游说，而是制定了《游说公开法》，规定了明确的应该如何游说的条款，比如3个月内为一项游说目标支出超过1万美元就得向国会报告游说活动的财务信息，跟游说目标接触45天内要报告等。
换句话说，只要不睬红线，按规定公开游说情况，这种事儿是完全合法的。截止到2013年，仅仅华盛顿地区，登记的职业说客就高达1万2千人，这里面很多曾在美国政府长期任职，对美国政治体制、制度的了解可能比现任的还清楚。
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像凯文·沃尔夫这样的事儿，发生过不止一次了，甚至可以说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是通过游说和利诱美国高层而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
毕竟中国是最尊重他国法律和风俗习惯的，这个他国当然包括美国嘛。
以至于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大使以及行政当局需要国会批准的政治任命官员（类似咱们国家中管干部）在离职后10年内为某些国家政府游说。而某些国家指的就是中国（大陆）、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国。其他7国加在一起的GDP才不过是中国的一成，更不要说外贸额了，可以说这个禁令就是针对中国的。
按理说，美国既然有所谓游说的传统，那为啥非要针对中国呢？
因为狡猾的中国占了美国太多便宜了……小镇就聊一聊当年中国政府和企业是如何借助美国的体制漏洞，为中国赢得发展空间的吧。
在政府层面，最成功的游说案例莫过于中国成功加入WTO，到现在特朗普都天天唠叨当年不该让中国加入WTO，是美国人精神分裂吗？毕竟当年可是美国人同意的。
客观的说，美国政府确实是分裂的，这是因为当年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可是“中国人的好朋友”民主党啊。
2000年，在美国国会对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表决前（这是中国加入WTO前最关键的一步），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自愿筹集高达1.12亿美元游说经费
，帮助中国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游说行动，最关键的4月11日到13日，30位美国显赫人士拜访了130位美国国会议员，这130位大都是没决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的。
针对国会议员质疑中国军事威胁和人权问题，分别由一位曾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要职的退役将军和一位美国保险集团高级顾问（之前是美国驻华公使衔经济参赞，这可是仅次于美驻华大使的二号人物）说服了议员们，他们的解决方式很像开头提到的凯文·沃尔夫，非常有美国特色。
针对中国军事威胁，那位退役将军说：我在任的时候布置了2000枚导弹瞄准中国，中国才20枚朝向美国。
针对人权问题，那位参赞说：美国国务院第一、第二、第三个中国人权报告就是我起草的，我才是中国人权问题的权威，我认为中国人权未来一定会有很大发展。
正是在这些美国资深高官帮助和担保下，中国最终顺利加入了WTO，从2001年到2018年，短短17年，中国GDP从1.3万亿美元暴增至12.16万亿美元，是第三名日本的近3倍，如今美国政府可真是后悔大发了。
除了中国政府，中国的企业也特别尊重美国的法律和习俗。从2005年开始，华为等中国公司纷纷雇佣美国著名游说公司和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小镇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发布的数据信息整理
看看这份雇佣名单，相当于中办主任、军委副主席、外交部副部长等等高官，竟然可以被外国政府或公司收买，去帮外国政府或者公司谋取利益。关键这还是合法的，完全可以公开的。
美国并不是没有制度去约束公职人员，正相反，美国是有极为完整的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制度的，包括财产申报与公示、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等。除此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专门的政府官员道德法的国家……
但离职后，这些个制度就很少有约束力了。
无论是出卖立法漏洞导致国家在贸易谈判上陷入被动，还是公开替他国游说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大不了由纳税人买单，参与者只需赚得盆满钵满即可。当局的监管者也不好断了这财路，因为这也是自己未来的后路啊。
嗐，家大业大，确实经得起折腾。
而想象一下，若上述现状发生在了中国，那可得激起多大的民愤了。
贸易谈判已进入了深水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两年来，“中必赢美必输”的论调已让大家疲倦，许多人也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在奉命“自嗨”。
但现实确实是中国没有输，美国也没赢。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可是经济体量庞大、军事霸权空前又掌握着世界货币的美国。而咱们呢？贫困人口尚千万级别，10年前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确实是咄咄怪事。如此悬殊之战中，号称“三个月内即让中国屈服”的美国面对着仅仅有“靠谱”、“团结”这一杀手锏的中国，竟讨不到多少便宜。
靠谱，就是不会有人在两国对弈中挖自己人墙角。团结，就是不会有人把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边是一心一致对外，一边是内部矛盾百出，虽咱与美国国家实力仍有差距，但心境和气势的对比定然是我们占优。
而“靠谱”、“团结”二物的本质其实很朴素，那就是党的领导。
毕竟，党的领导不仅仅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有着很多丰富内涵。
1、贯穿一生的监督体系。
就拿“美国前商务部部长助理出卖立法漏洞”来说，此类事件发生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发生了，也绝不可能让这个敢于出卖国家的人得以逍遥，而是会被立即严肃法办。
党有着一套要求更高、更为严格的纪律，在行政监管之外张开了更强大的罗网，深入地指导着政府部门行政业务，有力地防止公职人员出卖国家利益。
在中国，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只要遵守法律法规就足够了，成为党员，要增加党纪的约束，成为公职人员更要受到党纪、国法、规章的三重约束。
最重要的是，党是极具有凝聚力、执行力和约束力的组织，和美国对于“政党”的概念有着本质不同。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党是极为松散的，哪怕共和党和民主党，也是典型的选举党，即为了选举和维持执政联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
想入党的话非常简单，在选举登记表上“政党倾向”中，随便勾选任意一个政党，那就是该党的党员啦；或者给某政党当地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发个邮件，特别认真的话捐几十美元，那也就入党啦；甚至和某党员吃个饭，当场就成了该党党员，没有任何审查、核准。党员身份更是随时可以变更、退出，党员对政党没有什么忠诚，政党对党员没有管理。
毕竟，那可都是选票呢，求还来不及，哪还舍得罚呢。
2、隔绝利益链的干部队伍。
想必许多读者也听过“美国公职人员禁止收20美元以上礼物”说法，由此对美国廉政建设表示羡慕。这是真的，没错，但美国公职人员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小钱。
高级公务员们能携带机密轻而易举地到私人部门高薪就职，资本家们也常常能通过“旋转门”谋得高级职位，难怪有些市长连工资都不要呢，甚至还有的倒贴6.5亿美元。
只不过号称倒贴6.5亿美元的那位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却没说在自己任职期间个人资产从几十亿美元暴增至300亿美元。当然，说不定是人家经营有道，远超盖茨、巴菲特，和担任市长毫无关系呢。
有数据统计表明，美国国会职员（注意都不是领导级的，大概相当于国内处科级）进入游说公司，年收入增长3-7倍，但如果其国会的原上司离任，其平均年收入会减少24%。可见人脉资源对收入的重要影响。而在人脉资源背后，则是对政府信息知情权的价值体现。
这些说客是为谁服务的呢？嗯，还请往前翻翻小镇举的案例吧。
特朗普的亿万富翁内阁
而比起聘请说客出马，更见效的当然是资本家直接进入政府。比如现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就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投资家和亿万富豪。
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之前几位总统任期内，美国内阁成员也频繁通过“旋转门”在政商间灵活转换，2001年至2009年布什任期内，48位内阁级官员有17位来自商界，占比高达35.4%；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任期内，45位内阁级官员有11位来自商界，占24.4%；而特朗普仅仅在提名阶段，提名的22位内阁级官员，就有8位来自商界，占比达36.4%。
在中国，党对资本及海外利益集团干涉本国行政非常敏感，并建立了强有力的防火墙。
咱们这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是党员，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党员超过90%，越往上，核心岗位党员比重越高。资本家想进入干部队伍？抱歉，没门，最多只能到工商联或者政协担任一些统战性质的职务；而在职官员想要离职去企业界，也是限制重重，还有脱密期，且这是一条单向道，一旦离职就不可能再回归体制了。
更何况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从入党起便被党反复教育和约束的，这种教育和约束至死方休，虽然有一些人在人生路上迷失了，又或者因为一时监督不到位，出现了恶劣的错误，但这些人至少打心底知道自己是错的，甚至像《人民的名义》里那位处长一样，捞了满屋的钱，却不敢花上一分。
3、出于公利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各种法律、制度，设计的初心都是本着公共利益，而不像美国在制度设计之处就残留着制定者的私心。
就拿保密管理来说，小镇一直反复强调，知情权、参与权在政治生活中特别重要，机密信息更是如此。而受战争年代的影响，中国的干部管理也带有浓郁的军事作风，保密管理更是尤甚。
事实上，美国也有类似中国保密制度的规定，那就是安全许可制度，这项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将安全许可分为多个级别授权给美国官员甚至是一些私人公司——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得到授权后便可获得相应等级国家私密信息的知情权，比如美国总统就拥有最高的知情权。
这项制度设计时，就已经暴露了对私人或者部分人的利益的回护，哪怕以国家利益为代价。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知道美国政府决定对伊朗采取什么措施，光炒作原油期货就能牟取暴利了。
美国政府为了某些集团甚至是政客的利益，甚至不收回离任官员的安全许可。仅仅美国历届内阁成员（相当于咱们国务院的部长们），就有约三分之一带着安全许可通过“旋转门”进入私人公司，凭借对国家秘密信息的掌握大发横财。这一切都完全合法，毕竟制度制定者离职后也是要走这条大道的嘛。
就连特朗普总统本人，都毫不在意相关规定，将安全许可授予可能存在受外国影响、有利益冲突、涉及犯罪行为、有财务问题或滥用毒品的数十名政府官员，同时更是违反美国反裙带关系法，不断将女儿女婿及其他亲信安排到核心机要的岗位。
特朗普与女儿伊万卡及女婿库什纳
利益集团参政早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组成部分。加上近年来，由于美国政治生活中其他政治角色逐渐被削弱，使得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变得空前强大，总统、政党、国会乃至最高法院的政治行为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制约。
而你觉得，利益集团影响决策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公共利益？
毕竟就连总统，也都要靠利益集团支持才能当选嘛。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一致的时候还好说，可一旦有了冲突，美国政府肯定只能优先照顾利益集团了。譬如说，在全球反战的背景下，美国（尤其是共和党）仍是为了军工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大军售乃至发动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