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一） | 正略名家

赵民按：

作者 | 刘梦溪

来源 | 爱思想网

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什么“陈寅恪热”，但近年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这个特指名词的报刊引用频率日见增多，则是事实。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下面，我以平日研习所得，对陈寅恪学术的精神义谛稍作分疏。

1.“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旨归，就是他一生之中一再表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宜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1927年6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鱼藻轩，是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百年以降，异说异是，不胜纷纭。岂知寅恪先生在观堂（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此人又称为海宁——编者注）逝后的第二年，就以为追寻“独立自由之意志”而“殉之精义”，对此一课题给以正解。事过二十四年，也就是1953年寅恪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再生缘》在弹词体小说中所以一枝独秀，寅恪先生认为原因非他，而是由于其作者陈端生具有自由活泼之思想，并引申为论，提出“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的判断。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也可以说《别传》的历史写作的宗趣就在于此。所以他在《别传》的《缘起》里郑重写道：“盖牧斋（钱谦益号牧斋，柳如是后来嫁给钱谦益——编者注）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则《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即欲“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篯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以前的学生汪篯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寅恪先生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难题”——如果让他“屈就”，他说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而所以如此，他是觉得唯有这样做，他的学术精神才能够得以坚持。他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陈寅恪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2.“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说得明白：“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这是陈寅恪在深入研究几千年中西文化交通之历史之后，得出的不容移易的结论，外来之学说，只有与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其显例。

佛教一变而为禅宗，二变而实现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经由本土儒学、道教的思想、佛教之禅宗三者化合而成为理学。宋之濂，洛、关、闽诸大儒，秉持的已不是先秦、两汉之儒学，而是有佛、道参与其间的新儒学。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即本此一义谛。而玄奘唯识之学的后不为继，其主因就是没有“经过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因此寅恪先生颇怀疑输入北美的思想或者东欧的思想，如果与“本来民族之地位”相游离，而不“经过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即使是“忠实”地输入，也未必能获致预期的效果。他甚至将此种情形与玄奘唯识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处境加以比较，从而对其终局作出并不乐观的估量。1961年8月30日吴宓赴广州探望陈寅恪，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据当天吴宓日记的记载，陈寅恪明确表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应“一边倒”。他说：“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则又与三十年前《审查报告》之所言如出一辙。寅恪先生立此一义谛，如今距《审查报告》已过去七十余年，距陈吴之会也有四十五年之遥，证验与否，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