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出来的国家
“美国是谈出来的”，这是美国的建国神话——低烈度的独立战争，冗长而传奇的立宪会议，国父们激烈又不失风度的辩论，都是这个神话的内容，有大量的著作在为这个神话做注释，以及注释的注释。
还有美国的自治传统，自下而上的国家组织方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的灵感可能来自美国的建国过程。看，没人管，一堆到新大陆求自由的清教徒，自发建立了警察、法庭、政府、军队，城市与产业也自发生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慢慢长满整个北美大陆最宜居的土地，创造了蔚为壮观的繁荣盛景。
《自由而繁荣的国度》简直就是美国本尊，这种自由来自自治，而民众拥枪对抗暴政，简直是自由最强烈的象征。自由剽悍的德州牛仔，骑马挎枪在天高地阔的新大陆高唱：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这就是全世界人人艳羡的自由美国。
人们愿意相信神话，因为神话给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确定的答案，给了动荡的人生一个锚。而事实上，“谈出来的国家”这个神话，在南北战争时就破灭了。
“南北战争后，美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这句话是对美国建国神话最好的解构。我一直说，国家不是契约，如果国家是谈出来的契约，自由结伙过日子，也可以自由散伙。南方联盟为什么不能自由散伙？谈出来的国家，凭什么禁止南方独立？
国家的本质是暴力，这种话不好听，没人愿意把这个当做神话。但不好听的话往往才是真相。如果国家是一种带着契约性质的盟约，也一定是血盟。结伙还是散伙，都得靠血与火去签订。西部的人发现黄金，可以就地宣布独立吗？你独立了，那我之前为了保卫你，牺牲的10万东部精兵，该作价多少？北方边境大军压境，南方可以宣布独立，不出兵员财力吗？没了你的那一块兵员与财力，长城就少了一块砖，整个国家都要溃决。自由契约消解了国家的严肃性，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根本容不下太多小清新的自由。
所以，在面临南北战争这种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能够杀伐决断的林肯，堪称美国再造之父。如果将南北战争简单解读为解放黑奴，自由战胜强制，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浪费。这种历史经验，是让美国人重新思考何谓国家的最好的时刻。所幸美国人真没那么小清新，嘴上傻白甜，下手却无比诚实狠辣，他们用几十万健儿的生命，浇灌了国家这个血盟。
但，建国神话依然在继续，“谈出来的国家”随着美国国力上升为世界霸主，越来越广为流传，成为美国意识形态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霸权的道德基础。民族自决，公投独立的现代闹剧，也来源于此。如果美国哪天解体了，也是被这个神话所反噬。
2、托克维尔的神话
还有一个神话就是自治，由自治带来的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对这种自治大加激赏。我认为一个一个的小镇，自治完全没问题。就好像没有敌国外患的农耕文明，也不需要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以一个个自发形成的市镇为单位，依托外围农耕区，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有限贸易的松散文明共同体。
美国南方产业单一，庄园主的确不需要太多国家干预，但要发展工业的北方，这种自治明显就是神话。汉密尔顿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里的辩论对象是邦联派，他力主推动中央集权，建立中央银行、关税壁垒，以大力发展工业。
如果说自治是小国寡民的神话，那美国人实际做得，让他们成功的，恰恰是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推动的中央集权，全国一盘棋。当然，美国依然保留了大量自治特色的政治制度，但这些制度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阻碍。
比如州权强大，各州的立法权，让全国法律花样百出，这也是美国律师业创造万亿GDP的原因，其实大大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面对疫情冲击，各州各自为政，最终也被病毒各个击破，首尾中间都不能相顾。中国集全国之力救援武汉，就是救全国，他们无法理解这种歼灭战的意义。
黑人社区持续垮塌，对外源源不断输出暴力犯罪，甚至在疫情期间输出蔓延全国的抗议与骚乱，基本也是自治体制下无解的问题。各社区的教育治安都由各区的税收负责，这种结果一定是社区的持续分化，富人和穷人相互隔离。穷人无法得到教育与治安等有效公共品供给，只能永久沉沦，最后向整个社会输出犯罪与毒品。联邦、州、县、社区各级警察互不隶属，最后结果也一定是地方化、豪强化与黑社会化，在中国这样一插到底的警察体制下，偏远地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松散体制会是什么结果简直毫无疑问。自治，就是自生自灭，有的人只看到自生，却不乐意看到自灭，这就是幼稚。
拥枪权一样，在人口稀薄的小镇，拥枪真的没问题，在几百万、甚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一梭子弹可以打几十个人的地方，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建国的美国国父，谁能想到美国以后发展出这么多超级城市？
3、“改革永远在路上”
历史的终结从来不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自古有之。每一个辉煌的王朝，都认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类文明的极限，已臻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中华典章文物完备，祖宗之法不可变”，出现问题，一定是不肖子孙违背了开国精神。这个时候，重溯开国精神，重归原教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变法也得托古改制。没有这种骄傲，一个帝国也难以成为帝国。
其实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常态，他们追求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一种近似完美无缺的均衡状态，中国有三代之治，西方则有地上天国，美国无疑就是近代最新的天国样本。
在变化缓慢的前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发展，依靠植物转化太阳能，人类的文明的上限被牢牢锁死在低能量水平上。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低水平重复的王朝周期。在没有打破能量限制之前，马尔萨斯的幽灵将时时刻刻在人类头顶徘徊。
制度的演变，面临它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以更高能级的技术水平跳出马尔萨斯诅咒之前，中国已经到了它的历史终结，制度再怎么变，也无济于事。所以，认为自己再无任何学习、改进的必要，那是一个农业文明已臻化境的天朝的常态。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天朝时代以追求“太平盛世”——南宁、北平、西宁、东安——为最高追求，对稳定的追求远远超过效率，有了闭关锁国、海禁、重农抑商等保守、非进取型的政策取向。
这种追求永恒、追求完美均衡的倾向，其实是一种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到了工业文明，高能量推动下，变革的频次已经跃迁到全新的量级。对这种前现代的理念抱残守缺，不断神化国家的开始，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被历史车轮碾压。苏联解体美国的帝国权势达到巅峰，但仅仅30年时间，就已经疲态尽显。高能量的工业社会，犹如沸腾的水，变革的速度被大大提升了。
张维为说美国的国家体制还在中世纪水平，初听很夸张，仔细想象还是很有道理。以中世纪的相对静止、低能量水平、低人口物资流动水平，的确可以用小国寡民去解决一切，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是最好的状态，这是自治的物质与技术基础。但到了现代社会，高强度的人口物资的流动与交往，为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国家权力必须重新格式化社会，持续地下探到社会末端。所以，中国人一定要对中国体制有信心，相比于碎片化的美国，中国体制是一个更高能级，更高维的政治文明。
“改革永远在路上”，将变革视为常态，接受并拥抱变化，才是具有真正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所以“新中国”，这个称号也并不是为了宣传而刻意的浮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