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宙所发的是半虚构写作的故事
「夜行者」系列是现代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社会新闻而进行虚构的报道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警示的目的
我再强调一次——我写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都是虚构的，都是虚构的。
我不爱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时都得检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间里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潜在的危险，是指针孔类的偷拍或窃听设备——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性爱视频或裸照出现在色情网站。
更严重的，会被人用这些东西胁迫，在金钱或肉体上受到损失。
一些相关新闻
我在黑中介的故事里，写过入住酒店或新租房，找出偷拍设备的方法。但有时候，这种危险不仅来源于房间之中，还来自于房门之外。
比如被反装的猫眼，以及配合摄像设备使用的反猫眼观察镜。
反猫眼观察镜
我有很多秘密，每次住酒店，都要先做两件事，1检查盗摄窃听设备 2拿纸贴住猫眼——这让我很烦。
为了一个得性病的男孩，我发着烧在福州市的西湖大酒店住了3天。
11月16日，我接到一个委托，他是我的读者，他委托我找一个人贩子——他朋友6岁的儿子被拐走过，救回后，发现男孩染上了性病。
我和助手周庸从北京追到福建，在福州找到这个人贩子，我们扒下他的裤子，发现男孩的性病与他无关......
11月23日凌晨，趁着没人，我和周庸用绳子绑着人贩子，到了福州市五一南路的公用电话亭，打了110。
报警中心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见义勇为抓住个人贩子，这人在马尾区还有个乞丐团伙，里面有许多被拐的孩子，让警察来五一南路的公用电话亭将他带走。
躲在电话亭对面的小区，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将绑在电线杆上的人贩子带上了车。
五一南路公用电话亭
周庸看着人被带走：“徐哥，他们能发现你左手写那信吧？”
我说肯定能：“警察审他前得搜身。”
从人贩子嘴里问出的东西，我都写在了信里——他有许多上家，也卖出过许多孩子，这些资料能帮警察省些时间。
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人贩子的上家，让男孩染上性病的人——找到这个人，将他绳之以法，我们就能拿到三十万的佣金。
据人贩子说，这个上家很谨慎，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号，打过去从来都关机——只能发短信到这个手机号，等他用别的电话回话。
每次交易，都使用的支付宝号——每段时间都会换个支付宝。
回到西湖大酒店，已经凌晨四点，我们只刷了牙就睡着了，醒来已是中午。
我把上家的电话发给了熟人私家侦探老孔。
一小时后，他回电给我——电话卡是不记名的，但通过基站查到了最近几次开机时的位置，都在北京大兴的西红门附近。
基站定位原理
去异地，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就是基于基站定位
挂了电话，周庸问我有什么消息，我说订机票：“回北京。”
我和周庸下午就飞回了北京，因为还在感冒，鼻子很堵，为了防止得中耳炎，上飞机前我在鼻子里滴了几滴麻黄素，但耳朵还是出了问题，听人说话像隔层玻璃。
下飞机后，我和周庸说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开始调查。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东四北大街的起司家吃饭，我点了重芝士榴莲蛋糕，他点了蓝莓乳酪：“唉，又想起了三元桥。”
我们端着东西上了二楼，周庸问我从哪儿查起。
我说从支付宝开始。
周庸：“是查绑定的人么？”
我说不是：“对方很谨慎，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支付宝，一定是用别人身份证注册的或是买来的被盗的账号。”
“这种账号如果出售过，很可能在网上留下痕迹，如果我们找到卖支付宝号给他的人，就能通过对方找到上家。”
网上出售支付宝账号的广告
周庸点点头：“那咱把人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几个支付宝账号，都百度一下？”
我说用谷歌吧，搜的全一点。
周庸打开谷歌的镜像网站，检索了一下。
没搜到这支付宝出售记录，却发现一个叫“诱饵”的儿童色情论坛。
这个论坛所有的版块都需要vip才能看，充值vip必须给一个支付宝转账——这个支付宝账号，正是上家交易用过的账号。
色情网站会员充值页面
周庸翻了翻：“还不便宜，一年会员要三千五，咱需要买会员查看一下么？”
我说别浪费钱了：“一般这种色情网站，都是骗钱的，你买完会员后会发现什么也看不了。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骗钱的了，他就把这个网站关了，再做个新的，继续骗钱。”
为了确定，我用域名查询系统查了一下这个色情论坛，域名注册时间一个月，果然是个新网站。
上家用这个支付宝和人贩子交易的时间是半年前——应该是弃用了之后，又被卖给了做这网站的人。
检索出的域名注册时间很短
周庸：“现在怎么办？咱手里只剩电话这条线索了，他还不开机，发短信说想买孩子也不回。”
我点点头：“只能用笨方法了。”
定位到上家电话的基站，是大兴西红门海瑞小区的移动基站，按照相关规定，该地区的基站能辐射到的范围是0.2平方公里——有很大可能，上家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基站安放的相关规定
我告诉周庸，从明天开始，就到大兴的海瑞小区蹲点，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我让老孔一直盯着这号呢，他一开机，咱就给他打电话，看能不能正好在小区里碰见他。”
海瑞小区入住率不算高，院里人不多，我和周庸在楼下转了整两天，没碰见什么可疑的人，倒是被小区保安怀疑了，问我俩是哪栋楼的。
我随口说了一个，他看我答的很快，也并不慌张，点点头就走了。
周庸目视保安离开：“徐哥，这也不是办法啊，没找到目标，咱俩成目标了。”
这时老孔给我来了个电话：“你让我盯着那电话，开机了，但已经不在北京了，在H省的北里县。”
移动基站在城市的覆盖半径只有200米，但到了郊区或农村，这个覆盖半径就变成了三公里左右。
老孔给我定位的那个基站，覆盖范围内只有一个厚田村——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那他一定去了这个村子。
拿高德查了一下，厚田村离北京只有三百多公里，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开了一辆低调的车。
在机场路的中石化把油箱加满，我们上了京港澳高速，开往厚田村。
周庸开车很快，三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厚田村——除了听到有几声狗叫之外，整个村子不见一个人。
空心村
周庸：“卧槽，徐哥，什么情况这是，集体蒸发了？”
我说不是：“这应该是个空心村。”
周庸问我什么是空心村。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农村的青壮年都去城市打工了，除了过年，其它时间基本不在村里，整个村子只剩下些老人和孩子——这种现象就像大树空了心，所以叫空心村。
空心村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
周庸点点头：“那咱怎么找那个上家？”
我说不知道，先找个人问问。
开着车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在村头遇见了一个老头，我下车想问他有没有陌生人来过。
老头打量了一下周庸的沃尔沃，指了指身后：“来找黄校长的吧，顺这个方向，开个几百米，有个育才小学，你们是今天的第三波了。”
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开车去了小学，学校是个三层楼，门口停了一辆路虎揽胜和一辆牧马人罗宾汉，都没有牌子。
这两台车很可能和“上家”有关。
我们把车停在路虎旁，一个穿着西裤衬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看了看周庸的车，过来和我俩握手：“北京来的，怎么没摘牌子？”
这话说的很奇怪，我顺着他说：“路上忘了，您是黄校长？”
他说是：“第一次来，没有预约，你们的推荐人是谁？”
我说慕名而来，没有推荐人，他皱皱眉：“你们听谁说的？”
周庸说不方便透露，他摇摇头：“没推荐人不接待，不好意思。”
我说哥们你看：“大老远开车过来，不能白来一趟吧。”
他摆摆手，没说话，转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车往回开，开到学校对着的小树林，周庸想要停车。
我看了眼后视镜，告诉他别停：“接着开，那个黄校长在楼上看着咱呢。”
我和周庸把车开到村子的东南角，确认从学校肯定看不见后，停下车，借着树荫的遮挡步行走向学校。
周庸：“徐哥，那黄校长有点奇怪啊！”
我说是：“咱在这条路上等放学，拽几个学生问问。”
学校
五点钟，二三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冲出学校，看起来大概都是十岁上下。
我们拦住了两个女孩，指指那边的路虎和牧马人，问知不知道车是谁的。
她们说是老师的。
我问她们知道老师是哪儿人么，她们说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
周庸惊讶：“现在乡村教师都这么有钱？”
一边摸了摸女孩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三坨费列罗：“还剩三坨，都给你俩吧。”
我给了周庸一脚：“能不能教点好的，女孩能随便接受陌生人东西么？”
两个女孩没在意，说谢谢，然后为三块巧克力怎么分争执了起来。
我正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再问问老师的事，其中一个女孩生气的说：“你要是不让给我，我就把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的事，告诉你奶奶。”
周庸也听见了，蹲到女孩身边：“你们老师对你做什么了？”
两个女孩都不说话了，周庸哄了几句，两个女孩告诉他——老师和她们亲嘴，把她们“放在沙发上，裤子脱掉，趴在我们身上。”
周庸特别愤怒的站起来往学校方向走：“艹，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里面什么情况么，就往过走？”
周庸紧握双拳生气的站住，我问女孩她们有几个老师。
她们告诉我有好多个：“都是大城市来的老师，不过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只有黄校长经常在这边，每周都来。”
我和周庸又问了几个学生，得知这所学校是人捐赠给村子的，老师校长都是“城里人”，经常有不同的老师“开着车”来给他们上课，并对她们进行猥亵。
周庸又愤怒的骂了声艹，我拍拍他：“咱现在进去，只能坏事，咱晚上再来。”
回到车里，他仍一肚子的怒气，点着烟一口吸到底，差点烧到手：“这帮孙子怎么这么没人性呢，留守儿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说现在最好下手的，就是留守儿童。
今年年初，北京警方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通过暗网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性侵儿童、传播儿童色情视频案。
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张敏警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目前各地警方反馈回来的信息，受到侵害的儿童多来自偏远农村。
警方破获该组织新闻
周庸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其实就是这些孩子没人管。
妇联2013年5月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里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其中女童2800多万名。
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统计，仅2013上半年，媒体报道了超过100件儿童性侵案件，受害者主要是农村留守女童。
这些性侵案取证非常困难，家长不在，这些孩子出事没人知道，不容易被发现，事后也得不到安慰，更容易被盯上，反复性侵。
南方周末的留守女童性侵报告
周庸点点头，没说话。
我拍拍他肩膀：“刚才和黄校长握手的时候，你注意他的虎口了么？”
周庸摇摇头：“虎口怎么了？”
我说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你记不记得，咱抓住那个人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我在地铁五号线上拍到的
周庸：“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这代表什么，他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我怀疑是。”
关于虎口的几点梅花纹身，有很多传闻，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党——一个神秘组织，每个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纹有几点梅花。
文革开始，中国就流传着梅花党的传说，衍生出了许多文学作品，《一双绣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时期的梅花党手抄本
我问过老金一次，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
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这也太巧了。
沈阳的梅花党
银川的梅花党
还有人的朋友是梅花党，真假难辨
晚上零点，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离村子一公里的小学也一片漆黑，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
路虎和牧马人还停在学校门口，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周庸问我：“徐哥，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他们盖三层楼干嘛？”
我说不知道，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
一楼大门已经锁了，我和周庸挨扇窗户推了推，找到一扇没锁的，跳进教室。
我让周庸把鞋脱了，走路别出声：“两台车都没走，三楼还亮着灯，人应该还在学校里，咱俩注意点。”
我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们上了二楼。
二楼有图书室医务室和几间空屋，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桌子上摆着一些药。为了不被发现，我没开手电，借着手机屏幕的亮看了看——这些并不是药，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
艾滋病检测试剂盒
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女孩“上课”，都得通过体检，省得互相感染？
带着疑问，我和周庸上了三楼。
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我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走廊尽头亮着灯，我们慢慢的向着那个房间挪动。
学校走廊
正移动着，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我俩吓了一跳，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却完全看不见对方。
站了十多秒，没有任何声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
三楼有十一个房间，我和周庸挨个趴门听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
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人房间的门把手——门没锁，我慢慢的打开门，和周庸躲了进去，关上了门。
打开手机，借着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
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不就是如家大床房么？”
卫生间、透明的浴室、电视、大床、素色的漆——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快捷酒店的大床房。
“大床房”
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都是一样的装修。
周庸：“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也不会有人来——先藏在这，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
我们躺在床上眯着，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
我俩打开门，走到三楼的另一边，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没声音，我试着拧了一下门，门是锁的。
我拿铁丝打开门——仍然是间大床房，只不过多了些东西——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床上扔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有个保险柜。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
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有十间是大床房，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
学校的三层是全是大床房，怎么想都很奇怪——难道这是个宾馆，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
我说走：“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上面都落满了灰。
摆满废弃桌椅的屋子
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有四个印记，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有脚印。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松的，我使劲往上一推，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
我把上半身探进去，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表情麻木的看着我，我数了下，九个女孩，两个男孩，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
周庸也站了上来，爬进阁楼，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却一再的往后缩，周庸还想继续尝试，我拦住了他，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你看她脖子。”
女孩穿着单薄T恤——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
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拉了他一把：“关上，走，别打草惊蛇。”
溜到一楼时，他们正在上课，为了不让他们从教室里看见，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
步行回到村子，周庸问我是否报警。
我说再等等：“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今天周日，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回北京或周边的什么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
周庸点点头：“行。”
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远远的望着学校，晚上七点多，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分别上了路虎和牧马人，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两台车开走了。
等到九点钟，确信车不会回来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育才小学。
翻进学校后，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今天全锁死了——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锁打开了。
我和周庸顺着水管爬到了三楼
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开包上手，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滑开窗户，进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一丝不挂的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艹，孙贼，你TM……”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的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
转头告诉周庸：“你两只手分别抓住他领口，然后快速旋转摇晃，把你的火发泄一些吧。”
他迫不及待的抓住黄校长的领口疯狂的摇晃，一分钟后，黄校长瘫倒在地，开始呕吐。
周庸喘着气：“艹，徐哥，这什么方法，这么好用。”
我说是中情局一种避免肉体伤害的问讯手段：“在伊拉克打仗时经常用。”
我把瘫倒在地的黄校长扶起来，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
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黄校长的短信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福建么？”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么：“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统一卖到南方的工厂做童工。
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留下来卖淫。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刺青：“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你还敢这么对我？”
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抓起他的衣领假装要晃，他也没有屈服。
我把他放下，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厚田村，发现那个指路的老头，是厚田村的村长，我们到的时候，正在给他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的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你们的打赏欲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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