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身女相．雌雄同体——张国荣的歌衫舞影与媒介论述

作为性别意识强烈的舞台表演者及演员，张国荣在香港流行音乐的演艺领域中，留下了众多形象独特、变化万千而富争议性的性别形态，从舞台上红艳的高跟鞋到演唱会里长发飘动的雌雄同体，张国荣生前强调的「姣、靓、型、寸」和「双性身分」，都在在显影于镜头内外如临水自照的光影里，不但冲击社会禁忌、打破性别常规，而且创造新的视觉文化与情色艺术。

这篇论文从酷儿理论、性别易装及雌雄同体等论述开始，落入阐释张国荣在演艺事业上多重性别的混杂形貌、在音乐录像里的男体女服，以及阴柔特质，最后辩释张的酷儿身分如何引起社会集体的恐同意识，他的自杀身死如何受到媒介的抹黑与攻击，藉以揭示一个酷儿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勇气、创造、贡献和承受的压力。  

关键词：双性情欲、雌雄同体、性别易装、性别操演、扮装皇后、男同志的女性特质、恐同症、大众传媒。  

1.引言

比较适当的说，我是双性恋者……我喜欢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或译《随风而逝》），而且我喜欢Leslie Howard，这个名字可以是男的或女的，非常中性，所以我喜欢它。

——张国荣

张国荣在2001年接受国际刊物《时代》（Time）的记者访问，谈到他的英文名字时这样说。事实上，Leslie这个可男可女的中性名字，不但标志张国荣性别意识的取向，同时也浮映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演艺风格：时而不覊放荡、时而千娇百媚、时而雌雄莫辨。出生于1956年的张国荣，父亲张浩海是著名的西服裁缝师，曾替国际知名人士如威廉．荷顿（WilliamHolden）和希区考克（AlfredHitchcock）等裁制衣服。留学英国期间，张国荣在列斯大学（UniversityofLeeds）主修纺织和成衣。这些童年生活背景和留学经验，都给予张国荣敏锐的时装触角与自我形象的构想，同时亦塑造了他比较上层阶级、属于公子哥儿或世家子弟的贵族气质及西化形态。

如果「性别」如同「衣饰」，可以随时的更替、变换和错置，那么，张国荣引人入胜或引起争议的地方，便在于他在舞台上层出不穷、时男时女的性别装束游戏，一方面为香港的表演艺术与流行音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处处触碰了社会大众的禁忌与性别偏见，因而造就他独有的传奇风采。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中环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四楼跃下身亡，瞬间为他争议的形象添上更多话题，海内外媒体如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加拿大，以至欧美等地的报章和杂志，不但大肆报导，而且多方揣测张的自杀原因，造成媒介哄动，几近人言可畏的局面。

这篇论文，就是基于要为张国荣的性别议题耙梳脉络而写的，要从一个演艺工作者舞台姿态的剖析，彰显张的艺术创造与成就，并且拆解社会大众对「非异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存有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成见。论文借着讨论张的双性形态，雌雄同体及男性的阴柔特质，打开性别论述的空间，跨越旧有社会成规的限制，揭示媒介集体建构「恐同症」（homophobia）的方向和现象。

论文的目的不在于判断真伪对错，而在于绎解媒介与性别议题之间对衡的张力，从张国荣孤身作战的性别抗争中，窥视和反思香港传媒的权力与暴力。

2.双性情欲与camp的感性

我思想上可以是bisexual，我可以很容易爱上一个女子，又可以很容易爱上一个男子，例如Robert DeNiro，各种不同的角色都吸引人。

张国荣早在1992年的一个访问里已公开展示个人的双性倾向，尽管当时他针对的是电影角色的塑造方法与演出层次，但仍可印证他对性别二元对立的反抗意识。

所谓「双性」取向，就是重新组合男女的性别特质，推倒男女界别的限制和框架，发挥两性以外更多元的性别空间，体现在张的身上，便是他在演艺领域上走入男女的身分，再走出规范，以惊世骇俗的姿态创造男性可以妩媚、柔美的形貌。

法国女性主义论者凯莲．西苏（HélèneCixous）在她著名的〈墨杜萨的嘲笑〉（TheLaughoftheMedusa）一文中指出，「双性情欲」（bisexuality）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拥有两种性别的特质，互不排斥，却共同体现彼此的异同，通过两种性别的复合，让身体、欲望与色性（sexuality）达到更和谐、丰富和敏锐的境界。尽管西苏的理念只集中讨论「女性情欲」（femalesexuality）的体验，但仍可用来转换阐释张国荣的性别越界，那既是一种多元性别的贯串、易位、铸炼和变形，亦是对身体和色性关系的颠覆、瓦解和重新构想。

张国荣的音乐录像〈怨男〉很能道出这种颠覆的思考，长达四分钟的画面尽是各式各样的男性在镜头前不断更换衣服和装扮自我，这些男子包括律师、警察、电器技工和推销员等，他们在日间各有不同的专业身分和形象，而且必须根据各人的职业及职场所需而穿戴整齐，穿上社会公众认可的西装或制服。然而，下班以后，当他们进入个人的空间和时间，都不约而同地解除身上的束缚，把领带、西装外褛、长裤、襟章、白衬衫和工作帽等抛下，改而换上颜色艳丽、剪裁贴身、式样夸张的衣饰，赶赴由张国荣主理的易装舞会。

这时候，这些男子不必再顾及个人的职业、身分、社会角色，甚至大众认同的男性形象，可以肆意地披上桃红的上衣、钉满银色珠片的短褛、青绿色的假发、金色的项链、彩蓝的羽毛披肩，甚至涂上胭脂和闪亮的唇彩，这些易服的动态，不但彰显男性跨越性别的内涵与方式，同时亦揭示男性如何在日常生活里获得解放，所谓社会制约下的「雄性」形态，可以一下子变为阴柔的娇媚。

整个录像的意识十分大胆，镜头前毫不遮藏地展露男性的身体，让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挥洒一个变换性别的过程，男性由脱掉西装与制服，然后洗澡、更衣，到穿上女性化的饰物配件与妆容，无不在在显示衣服如何改变一个男性的外观、身体，以至公众身分与自我认同。

此外，易服带来快感和欢愉，录像里无论哪个阶层的男性，在更衣的过程上都展现极度的亢奋和高度的狂欢，无论是对镜自照还是抱着衣服起舞，都表示了易服不但可以变换性别，还可以变换心情，纾解压力──如果说社会的约定俗成往往要求男性的特质局限于理智、专业、家庭和社会责任时，那么，〈怨男〉企图突破的便是这些性别制约，男人可以如女人一样喜爱衣服、名牌及装扮自己，也同样可以感性地或性感地迷恋自我或他人。

歌曲的名字叫做〈怨男〉，容易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小说《怨女》，所谓「怨」或中国传统的「闺怨」，一般只是女性的专利或被人诟病的地方，这种「怨」代表阴性的倾向、内在的郁结与情绪的纠缠，而用在男人身上，却明显宣示男人也有「怨」的权利与自由。歌词由林夕填写，对于向来酷爱张爱玲文字的他来说，「怨男」的形象不无几分向女性作家借镜的地方，藉以折射男性另类的风月宝鉴，例如歌词写道：「深闺梳晚妆好叫你欣赏」、「怨男没有恋爱怎做人」、「传来迷迭香／太过易受伤只等待你领养／何以你忍心要我喜欢一场」，写出男性的柔弱、敏感、善变和等待眷顾的心情，男人也可以忧怨（或闺怨），渴望爱情，追求性别自由，这些形貌都与传统阳刚男人的造像背道而驰。

张国荣在音乐录像〈怨男〉中的形象，十分符合苏珊．桑塔（SusanSontag）讨论的camp：华丽、媚俗、带有颓废和恋物的色彩。桑塔在她的名篇〈NoteonCamp〉中指出，camp是一种感性（sensibility）、风格（style），甚至美学主义（aestheticism），属于修饰性的、充满庸俗成分的行为形态及生活风貌，而且极度放纵、奢华和自我沉溺，虽然桑塔讨论的是17至18世纪时期的西方艺术、文学及生活，但当中揭示的文化视点，仍可借鉴切入讨论当代后现代的媚俗文化与表演艺术，例如桑塔说「雌雄同体」（androgyny）是camp的感性中最为突出的形象。

它象征了一种混合性别得来的完美与诱惑力，无论是阴性男人还是阳刚女子，都带有这种camp的特质，因为他／她们通过性别的跨演与夸饰，将独有的性别情性表露无遗，免除了也补足了单一或单向性别的缺陷，而这种雌雄合体的形态，往往包括了模拟、戏谑的操演性与剧场特性，并以丰富的物质建立华美、恣意、世俗、怪异而又带有嬉玩成分和贵族品味的美学风格或美感经验。

桑塔的论述，很能道出〈怨男〉的录像风格：色彩斑斓夺目的衣饰、富丽堂皇的内景设置、演员夸张的面部表情与肢体动作、镜头偷窥的视角，以及歌词的靡靡之音及歌者挑逗的声线等等，都共同塑造一个以物建构而情欲浸漫的世界，让阴性的男人以流动的性别漫游其中，而自得其乐。

此外，张国荣的演出，不但操演了性别多元的可能性与可塑性，同时也在挑战观众的视觉和感官，镜头下他或低头斜视展露轻佻的笑容，或面向镜子悉心自我装扮，都在在陈列了他的camp样风格，既有他原有属于上层阶级的贵族气质，也包含经过人工修饰而来的颓废感、放荡意识和沉溺形态，将桑塔所言的「雌雄合体」带入男性阴柔风情的性感领域。

桑塔在她文章的结尾时指出，camp的文化与同性恋情欲（homosexuality）相关联，她说不是所有同性恋者都有camp的品味，但大多数的同性恋者都具有camp样风格展示的潜力。尽管桑塔没有正式说明「酷儿」（Queer）在camp的文化中存在的式样和重要性，但其实我们仍可从她的论述中寻到蛛丝马迹，触及酷儿与camp的关连地带，由camp的怪异到酷儿，中间不是一个历程的转变，而是一种风格的交错，那是说camp的文化本来就带有酷儿色彩，尤其是当桑塔说Dandyism是camp的一种，而在讨论camp与Dandyism的关系时，总以英国男同性恋作家王尔德（OscarWilde）作为范例；所谓Dandyism，是一种华丽时尚的自我修饰，以凸显个人对外观的极度关注，而在camp的文化里，是将十九世纪这种修饰风尚带入现代及大众媒介的领域中，以恋物的姿态呈现媚俗的倾向。从这个观点看，camp的酷儿色彩，在于它与Dandyism的联系，是现代Dandy的映现，是贵介公子华丽的媚俗风情，是张国荣在〈怨男〉录像中一身浓艳的装扮，以及眉梢眼角的慑魄勾魂。

有趣的是，张国荣的Dandyism早在八○年代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裁缝世家，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日子，随意穿上高提耶（Jean-PaulGaultier）、圣罗兰（YSL）、亚曼尼（GiorgioArmani）的衣饰，都能尽显他的贵族气派，只是，在八○年代时期的他，在主流的音乐及电影中仍以白马王子、纯美天使、反叛青年或不羁情人的形象游走于香港、台湾、日本等市场，他的Dandyism，仍带给大众异性恋欲望的投射，然而，到了九○年代再度复出的时候，张国荣的Dandyism却来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双性恋、雌雄同体及性别混合的百变体态，突破舞台的表演方式及电影的人物造像。

张国荣依旧穿上圣罗兰、高提耶、登喜路（AlfredDunhill）和迪奥男饰（DiorHomme）等各类世界名牌的衣服，但他已不再是八○年代的白马王子或不羁情人，而是仪态万千的扮装皇后（dragqueer），既能妖艳、闲雅、高贵和玲珑，亦能冷酷、野性、放荡和奢华，激发各类酷儿情欲儿的想象，电影《霸王别姬》与《春光乍泄》、音乐录像〈怨男〉及〈大热〉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3.雌雄同体与性别操演

我认为一个演员是雌雄同体的，千变万化的……

英国现代小说家、女性主义者维珍妮亚．吴尔芙（VirginiaWoolf）在她的名著《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一书中，强调人的思想最高的境界及创作意识的极致是「雌雄同体」的，所谓「雌雄同体」，便是男女两性的整体结合，无论在身体的感应还是思维能力的拓展，最理想的状态是雌雄两性的共同拥有与融合无间，在雄性的因子中有阴柔的特质，在阴性的元素里有阳刚的属性，使之发挥、补足和整合人类全能的力量。

吴尔芙的理念与张国荣的主张十分接近，虽然前者讨论的是文学创作及艺术思维的领域，后者涉及的是演员的表演层次，但同样对男女两性的整合采取认同的态度。对张国荣来说，「雌雄同体」不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衣饰装扮和性别操演，同时更是他对表演艺术的创造意念；张所体认的共有两个层次：在演艺的范畴上来说，是指演员必须具有男女两性的特质，使之能深入每个不同角色的各种性情、言行，而在性别的观念上来说，指的却是性别的再造功能与多元组合。

张国荣的音乐录像〈大热〉很能道出这种「雌雄同体」的再造观念。录像的设景采用了《圣经》〈创世纪〉故事的伊甸园，利用计算机合成一个充满绿色田园风味的世外之境，而又带点魔幻色彩，当中有阿当、夏娃、蛇和禁果，只是这对阿当和夏娃并非一般概念上的人类始祖，而是被塑造为雌雄莫辨的中性形象，男的长得阴柔娇媚，女的却带有阳刚的英气，两人看上去有点像古希腊时期的美少年，无论是身体的线条还是面部轮廓，都具有性别模糊的特质。

这种刻意的设置，可以看出张国荣有心把人类性别的原型与铸造推回太初时期，并以「雌雄共存」的视觉影像揭示性别的原始状态，那是万物初生、生机蓬勃，充满各样创造的可能，并非男女二分对两性对立，而是「雄」中有「雌」，「雌」中有「雄」，甚或是两者揉合而成的第三种中性形貌。

此外，在圣经原有的故事中，蛇是诱惑者，是备受咀咒和惩罚的罪魁祸首，但在〈大热〉的录像中，张国荣手中的蛇却担当了情欲与性别认同的引导者，引导人类（录像中的阿当、夏娃和观赏录像的接收者）识别自我性别身分的挪移和转化，在镜头内中性形象的阿当与夏娃互相对望、彼此挑衅，让充满酷儿色彩的爱欲来回激荡，镜头外观影者的欲望对象无论是阿当还是夏娃，都不能避免卷入彷佛对影自照的漩涡中，投射阴性的阿当或雄性的夏娃，在阴阳的对照里辨认或发现自我另一种性别的面貌。

说到「对影自照」，便不得不提张荣在录像中的性别形态。他一身「雌雄同体」的装扮，时而胸前配上蛇的图案，长发披肩，腰肢款摆，时而穿上红色或黑色的透视上衣，意态撩人，时而梳起两条辫子，缚上分叉的衣裙，对着镜头浅笑或凝视，举手投足之间都在在披现洒脱的解放意识，视性别装扮如游戏，戏耍于伊甸园里，颠覆了世俗的僵化规条。

张的肢体语言及视觉影像，带有强烈的性别操演（genderperformativity）的意味──美国酷儿论者茱迪思．芭特勒（JudithButler）指出「性」（sex）与「性别」（gender）本来就是一场没有「原本」（original）、只有「摹本」（copy）的操演（performance），是社会人为的文化建构。

打从出生开始，我们便被赋予特定的性别身分，通过教育和学习，不断重复操练合乎性别类型要求的意识与行为，这是一种仿真、生产和再现的过程，犹如「扮装者」（drag），穷其一生努力演好一个特定性别的角色，换句话说，是我们先预设了性别的界分，然后才付诸实行，以反复的演绎强化性别的模式，逐渐使之牢不可破，根深蒂固，成为社会规律。

芭特勒的论述无疑带有浓重的解构观念，意图拆解性与性别被界定为天然与社会文化的二元公式，同时也破除了性别属性的定见，我们一旦发现性与性别皆由社会约定俗成、经过历史沉积的排练而来，性别的规范便能易于打破，既然性别不过是一场模拟的操演，当中充满流动性、变幻感与创造力，同时又具有破毁常规、颠覆主流的力量，那么每次操演都可以是对性别身分的内容和形式重新的肯定、改变、再造和宣示。

就以张国荣在〈大热〉里的演出来说，镜头下他的雄性身体、雌性装扮，以及两性结合而来的合体，都在宣示性别可供再造的潜能，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政治论述，或一场风格化的表演，刻意营造内外不一致却又矛盾并存的性别状态，所谓「身体」、「性」与「性别」，已不再是单一和稳定的存在物质或意识，而是无时无刻不在铭刻、变换、移位和更生；此外，录像中常常出现的三面镜子，也是为了要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张的身体形态，用以彰显性别的多重面向，以及当中不为人知的隐藏，让观影者窥视一个「男体」如何表演／现「女体」的可能。

伊甸园是人类始祖的根源，阿当和夏娃是性别分工的典范，张国荣的〈大热〉就是从这个根源与典范出发，揭示性别形态的另一种诠释：阿当不必雄伟，夏娃也毋须温婉，因为对性别的禁忌愈少，人类的潜能与生活才能愈加开放和自由，相反地，性别的定型愈深，社会的压制愈多，便会造就无穷的异化、扭曲，甚至悲剧。从〈大热〉改写〈创世纪〉的故事看来，张意图以流行音乐及录像作为媒介，建造他的性别「伊甸园」，在那里无性别的禁制，可自由往返或男或女的选择，只可惜现实的处境并不天从人愿，张的男身女相，仍不断遭受外来的抹黑和攻击，直到他的身死，争议仍未能风平浪静。

4.性别论述与媒介暴力

Depression。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呢[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冇[没有]做坏事，为何这样？

——Leslie

这是张国荣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内容主要提及他患上抑郁症，以致无法承担忍受，文中提及的麦列菲菲，正是他就诊的心理医生。张的自杀身亡，震撼海内外的新闻传媒，造成沸沸腾腾的哄动，香港各大报章在事发之初连续数天以头条报导，海外地区如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美加及欧洲等地的杂志、报纸及互联网亦争相发放消息和评议。

然而，作为一个酷儿表演者，在香港性别意识依旧保守的社会里，张生前引起的争论，并没有因着他的亡故而偃旗息鼓，反而激发更多的抨击，香港传媒在表面痛惜的言词里，隐含对抑郁症病患者、自杀身死者及同性恋者的三种谴责。这些抨击，充满定见和不公平的对待，不但抹杀了一个演员及歌手生前努力不懈打破种种性别障碍的能耐、坚持和贡献，同时亦凸显了香港这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城市隐藏的恐同意识，浮映了媒介集体歧视的负面形态。

归纳来看，大众传媒对张国荣的自杀事件共有三个方面的责难。首先是「自杀带来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持这种论调的人普遍认为以张的名气与影响力，他的自杀行为会为公众树立坏的榜样，甚至掀起自杀风潮，例如《苹果日报》的新闻条目：「张国荣跳楼九小时五人轻生防自杀中心呼吁传媒勿广泛报导」，又例如《明报》的标题：「张国荣死恐引自杀潮」，或如台湾的《中国时报》：「自杀会传染留心青少年」等，无不以张的事件启动社会危机戒备，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日常自杀的案例都推到张的身上，试问我们每天翻开报章，又何曾能够避免形形式式的自杀事件？总有不同阶层的人以相同的方式解决各自的生活或感情问题，如要追究，责任何在呢？

此外，在这种「自杀风潮」的论述下，部分报章更请来一些社会学者或心理专家，分析张的负面效应，例如《明报》引述应用社会学系教授「不应美化自杀」的意见，指出「有人认为张国荣死得洒脱，留住人生最光辉的一页……但其实死者对身边人和社会带来很大伤害，即使自杀者患抑郁症，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社会也不应把自杀行为合理化。」这种论调，无疑是把社会责任强加于一个自杀身死者的身上，要求他即使死后亦难辞其咎地背负种种不良后果，这个逻辑相当诡异及违及人性，「社会责任」凌驾于个体生命的自主性与自决权之上，传媒不但没有探究自杀者走上绝路的社会因由与环境因素，反而极力谴责一个已死的受害人惹来太多社会风波，这实在是颠倒本末的做法。

如果说「自杀」是被指认为违反社会的行为，那么，对抑郁症病患者的诘难便是香港大众传媒对张国荣事件第二方面的反应，他们在报导事发经过或善后的流程之余，往往喜欢在版面重要的位置附上「抑郁症的表征」、「如何纾缓自杀及抑郁倾向的方法」等栏目，企图给予读者在了解事件始末的时候有所导向，甚至诱导大众如何从狭窄的道德观念、似是而非的论据批判张的身死；同样，他们也诉诸权威，特意访问不同的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青少年志愿团体的机构负责人及警务人员代表等，呼吁「情绪低落者求医」，杀那间整个城市像忽然染上疫症一般（时值「沙士」〔SARS〕期间），不但对「自杀者」深恶痛绝，同时亦对「抑郁症病患者」步步为营，部分论述更带有责备的意味，指出张的事件可能导引大众潜藏的抑郁意识，种下「自杀的种子」。这些论断，在图文并茂的设置下，常常带有危言耸听的成分，充满煽情、炒作、臆测和污蔑的指控，彷佛大众的「抑郁症」全因张的自杀而起，他的身死，危害社会安宁，因此要对公众的安危、精神困扰及生死负上责任。犹有甚者，这些报章报导，以「温情」、「提高社会警觉」作为幌子，却意地里以文字及图像为利器，肆意鞭挞一个已经无力还击的自杀者，难怪事后张的同性恋人唐鹤德在《明报周刊》上破例开腔，要求传媒勿再以文字、语言对张进行鞭尸。

香港传媒对张国荣事件的第三项负面反应是对「同性恋者」的否定。部分传媒工作者在电台及报章上强调不应美化张的自杀行为，同时「不鼓励同性恋」；不少报章、杂志以专题讨论方式，把张的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认为由于同性恋者性向「异常」，感情大起大落，容易有郁倾向，导致性情偏差，最终以自杀作结。这种论述的诡辩之处在于以偏概全，抹杀了社会的实际现况，每天死于感情困扰的自杀者差不多全是异性恋者，难道我们会把这些自杀行为归咎于「异性恋」的关系吗？其实，这些言论批判的对象似乎不在于自杀行为，而在于「同性恋」的取向上，将同性恋者列为偏差人物，便于标签和打压。

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Smith）在讨论「恐同症」的候指出，同性恋者是社会最无力反抗的边缘社群，由于他们不像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那般易于识别，因为容易被迫入暗角，无从发声；此外，保守的社会意识型态又往往对「色性」诸多禁忌，视若洪水猛兽，认作是最具争端及威胁性的议题，不利于公众讨论，当遇上冲击主流异性恋霸权的同性取向时，便会大力压制，以防暴乱出现，或引起公众反感。

这种恐同意识日经移默化，逐渐变成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形成集体歧视的心理，同时并把这些歧视合理化和合法化，视作理所当然，久而久之社会的教育、传媒便会愈来愈不能容忍同性恋者的公开现身。张国荣事件的悲剧性便是建基于这种社会集体的恐同意识，大众传媒为了迎合公众的厌恶情绪与恐慌心理，便刻意的制造话题，随意的盖棺论定，因着对同性恋者的鄙视和否决，而一笔抹杀张国荣自杀身死的个人意愿、饱受抑郁症煎熬的苦楚，以及他曾经在舞台上作过的艺术贡献。香港资深传媒人马霭媛对报刊报导同志议题曾有这样的批评：

猎奇。偷窥。这是近年的传媒大趋势。新闻采访手法，日渐走偏锋，报章的标题、记者发问的问题，纷纷以单向思维进行……最滥的「范例」，表现在同志议题上──划一的派对、沙滩上的偷拍镜、典型的假同志密探、无日无之的SM万花筒，拙劣的手法千篇一律。

马氏的看法很能道出香港传媒的弊端所在，不是以窥秘的心理揭发（或伪造）同性恋者种种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言行，便是采用道德批判的口吻教导（或煽动）大众歧视同性恋者。香港同志导演关锦鹏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叹喟：「香港貌似文明，但骨子里往往比大陆和台湾更保守。人家说文明要接受少数族群，于是我们便表面上接受，但心底内却仍旧厌恶，这种骨子里的歧视其实更恐怖。」曾经主演同志电影《春光乍泄》、曾易服反串演出《霸王别姬》、曾在舞台上妖艳瑰丽、女装男穿的张国荣，他的性向因着他是公众人物的身分而备受各方压力，甚至曾被讥为男人的弱者表现。

他曾经表示过在演唱会PassionTour之后感到极度的沮丧和情绪低落，因为演唱会上与法国时装设计师尚．保罗．高提耶（Jean-PaulGaultier）共同合作创造的雌雄同体演出，不但不获香港传媒的理解和欣赏，反而招徕话柄，连带高提耶也被牵连责骂。从远因的角度看，张的自杀身死除了抑郁的因素外，传媒的黑手也难避「人言可畏」的嫌疑。尽管在张死后，部分报刊实时改变立场，反过来追崇张生前的性别易装，但这种做法，只会更加彰显香港传媒的浅薄、无知、见风转舵和前倨后恭的伪善。

5.结语

一个艺人能够做到姣、靓、型、寸，男又得女又得，这才算是成功。

张国荣曾在演唱会上这样说。所谓「姣、靓、型、寸」，体现的不独是张的男身女相与雌雄同体，同时更流露他对自我阴柔特质的自信和肯定。尽管张的性别易装、抑郁症、自杀、同性／双性恋的身分等曾备受香港传媒的扭曲和攻讦，但仍然无损他作为一个酷儿表演者的艺术光彩，甚至可以说，张的存在，挑战了社会单一思维的道德尺度，也测量了大众对性别的接收和容许程度，借用「达明一派」的曲目以作比喻，张是一个「禁色」的圣像（icon），在性别开放、多元的空间和世代里总有他存在的位置。他的身死，令他生前的争议与对衡剎那变成「传奇」，环顾香港及海外的华人地区与流行文化的历史，张的性别越界与艺术境界至今仍无人能够继往开来，但他的努力开拓，却为后来者打开禁忌的缺口和突破的空间，他的成就得来不易，在重重关卡的社会舆论下与道德隙缝间步步维艰。可以说，张的现身，搬演了香港一代camp的文化，带领受众走入阴柔的年代，体验性别再造的潜能，借月林夕为他填写的歌词〈我〉作结：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生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张的「男身女相」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璀璨夺目，他的「雌雄同体」是造物者的光荣，仪态万千，而且相信总有他照耀的性别国度。

台湾《媒介拟想》学术期刊

（第三期，二零零五年四月）页1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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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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