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十多年里随西学东渐而来的理论和方法相比，古时中国人论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本自另有一种视野和另成一套理路。唐人刘知幾作《史通》一书，开中国和世界史学理论之先河。《旧唐书》里有一节说：
子玄（刘知幾）掌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也。”
后来清人章学诚继之引申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盖“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三者的要义在于“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显见得他尤重史识，因此，又以此发端，言之更深地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些话虽然与今天的学界已日去日远，但却曾长久地影响过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在一篇短文里之所以作此长幅引述，则立意在于说明，今日被称作理论的东西，因其范式化和程式化，所以可仿而效之，化为人人能用的方法。而理论一旦化为方法，则方法已未必再具有理论思维的属性。与之相比，中国人的史学理论之重识、重才、重学、重德，其“得一不易”和“兼三尤难”，则都是自我养成的，从而是附着于个体的。因此，理论和方法，本质上都是治史的工具，而识、才、学、德则都是治史的能力。相对于主体而言，工具可以是公共的，所以是外在的；但能力却只能是个人独有的，所以是内在的。我想，陈旭麓先生的史学之所以常常被视作“无法之法”，其实正是以今人熟知的理论观念无法为之归类的事实，反照了他在自己论史过程中所彰显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以及这种个体能力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能达到的程度。冯契先生曾把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称为“长袖善舞”，以见这个过程里既有着足够深刻的见识和论说，而这个过程本身又无法范式化和程式化。因此，虽然以新陈代谢贯连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已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自成一家之言，而陈先生教学生却并不注重陈述自己整体的构架和体系，其理由应在于此。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他更着意和更着力的，是在讲课和著作中一遍一遍地演示自己怎么选择问题、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深入问题、怎么串结问题、怎么论述问题的功夫，而通过选择、思考、深入、串结和论述能够具体而见的，便是其个人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在历史研究中的展开。其境界的深处能够体会而无从宣述。他所想要传授给学生和能够传授给学生的，大半也正在于这种必须体会而得的境界，以及境界背后的能力。陈先生的功夫是可以学习的，但与理论的仿而效之能够转变为方法不同的是，史识、史才、史学、史德都需要个体在内化中的自我养成和自我升华。三十年之后重读陈先生的著述，于此感受益深。章学诚说过：“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挽救，则必逆于时趋。”然则时处今日，崇尚理论和方法正骎骎乎成为“世俗风尚”，读懂陈旭麓先生史学中的这一面，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到：治史之际，与外在于主体的理论和方法相互对待的，还有内在于主体的史识、史才、史学、史德；与可以化为方法的理论相互对待的，还有“无法之法”的理论思维能力。在这种相互对待里，内在的一面和外在的一面都会以自己的合理性影响今日的史学，但每一种合理性同时又都是一种自我限定的度，若一成“时趋”便一定会“必有所偏”。其间的分野和关联在于，能够养成内在一面，则内有所立和内有所恃，主体能够运用理论和方法；没有养成内在一面，则内无所立和内无所恃，主体只能被理论和方法所支配。就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而言，两者的结果显然不会一样。三十多年来，我以读史为业，而资质鲁钝，领悟陈先生所教常常后知后觉，独于此端之理，获益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