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群》面对的也是历史。只不过除开具体历史事件的提炼描写,它还要对那描写本身即文学史,或革命文艺的传统,做出澄清与批判。后者才是小说真正的挑战和成就。可以这么理解:
文学创作,不论取什么形式,须依存、运作于一定的文艺传统和文本解读惯例(即使“反传统”也仍是一种依存)。《流星群》的创作背景,便是从(中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红岩》再到“样板戏”,那贯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革命文艺传统,及其反复塑造灌输而为读者接受的意识形态化了的革命传奇(“历史”)。然而,随着革命理想蜕变为教条,当文革集中暴露出人性的扭曲异化,这“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于是《流星群》的任务,就不可能限于忠实再现某一历史片断,如联大师生和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更要紧的,乃是通过批判的笔触,突破革命传奇的陈套而表现那生活和斗争的蜕变与异化,使之超脱“历史”,成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故而“带有普遍性”的故事;亦即成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为高尚严肃”(spoudaioteron,罗念生先生译作“更被严肃的对待”)的诗的对象(《诗学》第九章)。惟有这样,小说才能够摆脱“历史的结论”,即超越任何权威制定实施的一时一地的决议、政策和律令,包括那些替“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成为历史的最终的裁判。
我以为《流星群》做到了这一点。作者不但说出了他的故事(联大校史因此越发引人入胜),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故事和顾准的笔记一样,通过对一度奉为“颠扑不破”的教义信条的反省和深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着“有个性的个人”即自由人格的光辉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