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中俯视河北雄安白洋淀的景色。（@视觉中国图）
4月1日晚上七点多，河北安新县大王镇大王村，51岁的田金秋正在朋友家打麻将。二十来平米的屋里烟雾缭绕，或站或坐有十多个人。咔嚓嚓打牌、哗啦啦洗牌的同时，他们也在东拉西扯闲聊。有个人从外面推门进来了，他刚看了《新闻联播》，开始讲起要建立雄安新区的消息。“播了五分多钟”，田金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之后，整个屋子里就只剩下这一个话题了。
那五分多的画面里，大多数都是习近平的身影。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一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2月23日上午，他曾到河北省安新县考察新区规划的情景。
站在田边，当地官员在习近平面前展开一张新区地图，田金秋熟悉的安新县以及周边的雄县、容城区域被标成绿色，用红线框出，这便是雄安新区的初步轮廓。
按照规划，雄安新区起步区面积大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新区的中心位置与北京天安门和天津市区均相距约130公里，距北京兴建中的新机场最近约60公里，一小时内就可以抵达。
打着手里的牌，田金秋和朋友们聊着“雄安”这个陌生的名字，非常开心。“我们这里原来一直在传建立白洋淀市，”田金秋说，“冷不丁弄了个雄安新区，比市还高了一等，当然高兴了。”
大概从2015年开始，当地就有合并几个县成立白洋淀市的传闻了，之后，围绕着白洋淀市的作用，更是演化出各种版本，有说要成立副省级自贸区的，也有人传说，白洋淀市以后要作为副首都。还有人在百度贴吧里建了“白洋淀市吧”，2月24日，习近平视察当地之后第二天，有人在贴吧发帖子说，白洋淀市未来将是一个特区。有嗅觉灵敏的人，开始在安新等地买房。当地房价随之飙涨。
早在去年10月，安新、容城和雄县——这三个后来合并成为雄安新区的县城，就开始限购了。新楼盘售楼处的大门上，贴上政府封条，各级政府也开始大力宣传不得违规建房等消息。
但就像很多人从来没听过这三个县一样，奔波而来的买房者也不知道在当地悄然发生的这些变化。就在田金秋摸着手里的麻将，犹豫打哪张的时候，通往雄安新区的高速路上，灯光闪烁，来自北京、天津等各地的买房客，披着夜色上路了。对于这个“千年大计”，人们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房子以后会升值。
田金秋和朋友们也聊到这个问题，等新区真的建成了，他们的房子一定也会升值。但这种乐观氛围并未持续多久，很快，田金秋和当地人就变得“人心惶惶”了。
4月3日，河北安新县一家房产中介被贴上封条。 雄安新区三县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限制措施，冻结了全部房产过户。（@视觉中国图）
沿着雄安新区最北边界线再往北，开车走上不到三公里，就到了白沟新城。这里原本是个镇，但作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白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雄安三县的水平相当。
在白沟经营服装批发生意的张峰，很快也感到了雄安新区的影响。在雄安遭到阻击的买房客，掉头北上转往白沟等周边地区。这里的房子一夜一个价格，甚至一小时一个价格。白沟一售楼人员对媒体说，白沟那几天全是内部拿房，房价从三天前的7000，升到11000，而且必须是全款，转账慢的都抢不上。张峰没想到，自己在北京失去了那么多，最后又在房子上找回一些弥补。
2014年之前，张峰一直在北京做生意。他是保定人，2012年来到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做男装生意。大红门北起南三环木樨园，南至凉水河北岸，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成为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高峰时期，整个商业区域内共有服饰、纺织品、鞋帽等综合市场45家，聚集2.8万户商户，直接从业人员约5.8万人，总营业面积161万平方米。据当地城管人员介绍，大红门商圈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0万，交通拥堵问题严?重。
张峰的店铺在大红门只算中等规模，每年收入能达到五六十万。当然，租金也贵，一年也要十几万元。虽然收入可以，但他也知道自己留不下来，“孩子都不在北京，来回跑挺麻烦的”。也是在2014年，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减肥”计划。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先后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玉河遗址、南锣鼓巷、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和首都博物馆考察。这次紧凑行程中的每一站都代表着北京的核心问题。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习近平花了1个小时25分，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
第二天，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此次会议明确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为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当时就指出，不断发展的北京面临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
北京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1949年新政权定都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市核心区都没超过二环，但1980年代后，城市开始扩张，XXL的北京不断建设新的环线，X也不断增多，一直到2015年，大七环建设提了出来，北京的尺寸也膨胀到XXXXXXXL。
北京“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在叶堂林看来，病症最严重的时候是2010年之后。叶堂林是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他和同事近年来一直在做相关调研，连续两年发布《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据他回忆，2010年前后，北京地铁等交通线路还没现在多，“所以当时交通非常拥堵”。天通苑、回龙观、望京等大型小区，居民早上出不来，晚上回不去成为常态。同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的城市，当年的机动车保有量已接近500万辆。
拥堵背后，隐藏着城市人口、产业、空间布局、设施配套等深层次问题。2011年，“雾霾”一词首次进入大众视野，PM2.5被正式纳入中国的空气质量指标，环境问题困扰着每位北京居民。在一系列“限购”、“限贷”的政策下，北京的房价还是让人望而生畏。这一切都和源源不断涌向首都的人密切相关。
2014年1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将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进行调整。这个规划制定于2002年，早已经赶不上变化了。依据原来的规划，北京城市总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但该目标提前10年就已打破——截至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城市的合理承载量被不断挑战，北京终于到了不得不瘦的地步。
张峰，成了这场瘦身计划中最早被减掉的一份子。
习近平一直都很关注城市规划的问题。出国访问时，他常会从空中俯瞰所访国家的城市建设。据新华社记者回忆，习近平也常拿这些城市与国内的城市做对比。他说，有些地方城市空间比较舒服，绿地、水源地、城市建筑错落有致。“我们的城市发展很快，但不少是高楼林立，水泥森林。”“人口多是国情，但在新的城市规划建设上要更加科学合理。”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展板时，想起之前看到网友给他的建议，“网上有人给我建议，应多给城市留点‘没用的地方’，我想就是应多留点绿地和空间给老百姓”。
但这并不容易。“跟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比，北京的短板就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叶堂林对本刊说。南方水资源丰富，生态恢复得比较快。而北方，特别是北京，极度缺水。国际上一般将每人每年拥有不到1000立方米的水定义为“严重缺水”，中国的人均数字是450立方米。北京更严重，即使南水北调后，北京人均年水资源量仅150立方米。2015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就提出了“以水控人”的观点。他表示，北京到了这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所以要疏解功能，人口增长太快，资源承载不了。
除了水资源的先天缺陷，对北京而言，“首都”的身份也成了一把双刃剑。“京津冀这个地方非常特殊，区域各自为政，都愿意争做这种经济中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就没法合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对本刊说。“我们说京津冀是三地，实际上，它是三地四方，它还有个中央，其他地方没有中央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京津冀地区的行政级别、规格、等级不同，协调的难度要大于其他所有的城市群。”
“南方可能市场经济起主要作用，北京的发展更多是靠政府的大项目，像新机场、冬奥会、奥运会带起来的，而大的项目它靠的是权力配置资源。”叶堂林说，一方面，权力配置能更主动和灵活地得到更多资源，但同时导致一些大项目很难落到北京周边地区。久而久之，京津冀地区就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怪象。
“也就是说，北京过度集聚发展得很好，结果周边还有很大的一个贫困带，河北没办法跟北京在资源配置上构成竞争关系，也没办法构成错位发展，项目落到北京就在北京，跟河北没有关系，”叶堂林举例说，“2008年奥运会落到北京，跟河北的关系就很小，河北只需要做贡献。”
北京营养过剩，体量臃肿，而河北吃不饱，甚至“根本没得吃”，截至2016年，河北全省尚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张峰在内，很多河北人就来北京打工，又加重了北京的肥胖症。
为了解决北京过于肥胖的问题，先要解决周边省份营养不够的情况。2013年5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赴天津调研，当时他提出京津“双城记”的想法。当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他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先是1+1＞2，再是1+2＞3。在同年的多次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在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北京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改革契机。
2017年3月上旬，动物园批发市场，这里很多商户已经选择迁居燕郊、白沟等地。（ @视觉中国 图）
白沟也有了个大红门。2014年，张峰在大红门周边经常看到白沟大红门的宣传。这个国际服装城是当年9月28日开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承接北京地区的服装商户疏解工作。
“他们在北京还有个办事处，”张峰回忆道，看到相关信息后，他到办事处了解过那边的情况，“成本挺低的，低好几倍呢，一年一万多、两万来块钱。”
和妻子商量后，张峰开始琢磨把生意搬到白沟的事。自从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职能后，低端产业就成了首要被疏解的对象。2014年，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批发市场开始启动搬迁工作。到2015年北京两会上，疏解低端产业更是写入工作报告，接下来北京运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就地淘汰低端、低效、高能耗产业，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3年来，北京市累计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370余家，涉及商户6.1万户、从业人员21.8万人。累计退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1341家，2017年还将疏解退出500家。
河北廊坊等地，也在争取北京疏解出去的产业。但犹豫再三，张峰和600位同行一起，成为首批疏解到白沟的商户。
“当时我看做宣传做得挺大的，上电视、上新闻什么的，”张峰回忆道，考虑到自己是保定人，早晚要回老家发展，“然后就过来了。”
但来了之后，他发现情况跟想象的完全不同。第一年还好，媒体上宣传还比较多，生意做得不错。但很快，“这个市场也不做什么宣传，也不做什么活动，没什么动静了，北京那边也没什么政策”，张峰回忆说，白沟大红门的人气越来越低。
以前在北京大红门，从早到晚，客户不断，而现在，张峰经常觉得很闲。
在叶堂林看来，如果新地方的配套公共服务资源跟不上，很快就会影响前期的疏散成效。“所以公共服务不均衡导致了很难疏解，我们这次把批发市场关了，但是人没少多少，行业走了，你不让我干批发我干别的了，所以他没走。”
2015年，一些从北京“动批”、大红门来的同行看生意不行，又返回北京的铺子。对他们来说，即使北京的店很快面临拆迁，也比在白沟挣得多。张峰和白沟的朋友们经常盼着北京的批发市场疏解得再快点，大家赶紧来白沟，凑个人气。
4月1日晚上，张峰也在朋友圈看到了雄安新区的新闻，他心里一阵暗喜。就在今年年初，张峰在白沟买房了，受那些转战白沟的炒房客影响，他的房子身价也上涨了很多。伴随着雄安新区的话题，张峰在白沟大红门的外地客人也多起来，不过大部分不是奔着服装来的，“有炒房的，也有炒摊的”。
从北京搬到白沟将近三年，张峰一直在为不咸不淡的生意发愁，一度还想搬走。但几公里之外的雄安新区，给他增添了一些信心。房价上涨，也让他开心了不少——虽然他的房子是自住，并不会卖。
4月1日晚上，元力在通州的家里，盯着微信公号的后台，他发现雄安新区的消息出来后，很多人对通州的未来变得忧心忡忡。还有一些他眼中的“通州黑”，“不知从哪里来的自信，瞧不起通州了”。
元力原来是北京《法制晚报》的记者，在通州住了十三年，也经常为报纸写通州的稿子。虽然后来从报社离职，但他和同事们建了一个叫“通州国”的微信公号，继续关注通州的发展。
看到很多人的忧虑和对通州的冷嘲热讽，元力当时就忍不住要发文回击，不过公号当天发文的配额用完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在他看来，担心通州地位下降的很多人，其实对通州并不了解，也有一些是在通州或者燕郊等周边地区买了房的，担心房价会下跌，还有一种则是带有酸葡萄心理的“通州黑”。
4月2号，他花两个小时查资料并撰写了一篇文章“怼”那些“通州黑”，给一起做公号的朋友们看了下，确定没什么问题后，这篇文章很快就发布了。他为此起了一个带有情绪化的标题：《听说有人瞧不起北京副中心了？呵呵。》第二天，他们又引用澎湃新闻网的报道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并非雄安新区“首提”，早在有关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官方会议和新华社重磅稿件中就已出现，落脚点亦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建设通州为副中心的消息，已经传了很多年了，据媒体报道，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出台，当时就有规划专家建议，在通州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办公区，打造北京的“副中心”。到2012年，北京市政府首次正式提出将通州打造为城市副中心。但一直以来，都是有规划，无落实，声音大，雨点小。
直到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的意见》，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建设。这个事情才推上快车道。
“习近平视察以后，感觉（副中心建设）提速特别快，”元力回忆道，“到2015年公布，2016年又上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央视新闻联播上去播，感觉速度一码一码就上来了。包括一些好多年的工程，比如广渠路二期、京秦高速、大七环等，这些都是以前啃不动的骨头，一个一个全给啃动了。”
按照规划，副中心建设也是北京疏解职能大局的重要一环，到2017年底，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通州。北京计划以此带动约40万人疏解至通州。同时也带动非首都功能向亦庄、顺义、大兴、昌平等其他新城转移。
2月24日，习近平在考察完雄安新区的第二天，就赶到了通州。在水道蜿蜒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习近平听取了相关官员介绍的副中心建设情况。来此之前，他还赶到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现场，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
回击了人们对通州的忧虑后，4月6日，元力又发了一篇《习总书记视察1月后，通州的重点工程建成这样了》，其中提到，行政办公区很多建筑已经封顶，外立面也开始了装修工作。
元力也注意到，今年通州有六大保障性住房项目，其中三个是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
“我对此很理解。”元力说，“政府既然要做这个事情，前期准备肯定要好，好多事情你要做又不让人家做（职工搬迁）准备，（那是不可能的）。”
雄安新区成立后，当地农民注视着远处的高楼闲聊。（@视觉中国 图）
安新大王村麻将桌上的乐观情绪，也没持续多久，很快，田金秋等人就开始忧虑重重了。
“主要是搬迁，搬到哪儿？另一个是补偿问题”，田金秋说，村委会并没有通知他们搬迁，“他们也不知道消息”。
不止村委会不知道，整个新区的官员们都不知道。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安新县一位宣传副部长疲倦地说：“你想知道的，也是我想知道的。”
“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设立新区的首要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我们这里的人不可能去那些高新企业上班”，安新一位制鞋企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看到新闻上说，雄安新区不会发展低端产业，但当地文化、技能水平并不高的居民，又不懂得那些高科技的内容。
风暴只是在人们口中，在脑子里刮着，但雄安新区的现实里，一切又像是静止下来了。村里盖了一半的房子，都停了下来，小车、工具摆在一边。村口有人检查，不许砂石材料进村。当地落户工作也停了，刚结婚的不能落户，即便是新生儿，也不能上户口。据澎湃新闻网报道，涉及容城、安新两县的60个村属于当地管控的第一个层级，“实施最严管控，彻底‘管死’，不能增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新区里，所有的房产都不允许交易，无论一手房还是二手房，都不得过户。政府甚至放出狠话——将对不执行禁令的人员采取措施，并动用武警部队和城管维护市场秩序。4月3日，多名中介人员被警方带走。
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一盘棋”推进。
雄安的定位逐渐明晰，但在当地，人们甚至连两个月后麦子能否收割都说不清。这个处于巨变时刻的地方，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美梦、流言和看不清方向的忧虑。
“雄安新区”这个名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确定的。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
此时，关于“雄安新区”的选址、论证工作，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习近平最早是在2015年2月10日明确提出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思路的，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过要在河北合适地方建设一座新城的想法。
按照习近平的要求，选址工作启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开始牵头组织研究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初步拟定了多个方案，选择了几个地点进行对比。同时，由16位顶尖级专家组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多个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召开10多次会议听取河北省及规划组的汇报。河北省也组织多个部门，持续进行多轮研究，谋划提交多个选址方案。
相关官员、专家不断往来于北京与河北之间。据新华社透露的信息，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讨论过方案后，会把意见反馈给河北剩河北省做出调整后，专家咨询委员会再次实地考察，经过研讨，将方案进行修订后，再次上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开会讨论。
多次讨论后，最终选址方案递交国务院相关领导案头。国务院举行专题会议，集中研究相关问题后，2016年3月和5月，最终选址方案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2016年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据新华社报道，这是“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汇报稿的标题之中。
“它是一张白纸，可以更好地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谈及最终选定安新等三县的原因时说道，这三个县周边是平原，簇拥着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而且它与北京、天津的距离比较适中，既不太近，也不太远，“太近不能起到缓解大城市病的作用；太远不利于北京、天津资源的协同”。
田金秋也在北京做过服装生意，那是1990年代初。后来张峰去的大红门，在当时还没建起来，田金秋和老乡们主要在前门附近活动。在他印象里，那时候北京人就已经很多了，东单、西单、王府井，到处都是人。
1990年代初的北京，还是XXL的尺寸，人们更多在二环内活动。但当时政府也已经觉得拥挤了，开始疏导市中心的相关产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工业全体往周边疏解，尤其是城区的小规模作坊，小企业，小国有企业”，叶堂林回忆道，疏解工作很成功，但很快，新的产业又开始在中心聚集。“每个时代的发展，都会在市中心集聚这个时代最领先的产业，因为它收益高，能承担起市中心的高地价，高成本。”
区域性的物流市场在八十年代是大力发展的，这对北京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起到重要的贡献，但对下一步发展，又成了阻碍。八九十年代，北京又迎来了大量教育、医疗、事业单位、行政机构、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尤其是全国性的医疗产业，外地人来北京看病，一个人看病至少两个人三个人陪护，这样就造成每个医院都成了堵点。”叶堂林说，“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集聚新功能、新要素、新资源，不断往外疏解旧资源、旧要素和旧产业的过程。”
在叶堂林看来，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可避免地一直会陷入“聚集——疏解——重新聚集”的循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是要把北京解体，而是让北京未来达到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法国巴黎、英国伦敦那样的人均GDP达到五六万美元的水平。”叶堂林说，“咱们现在是一万七千美元就那么拥堵了，下一步就没有发展空间了，疏解的同时还要向全球集聚更高端的要素、更高端的部门，能把北京做成在这些国际大都市里，有竞争力的城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张峰这些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自然要离开北京。那些又回来的，早晚也会再次离开。元力生活了13年的通州以及田金秋生活了半辈子的雄安，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北京规划展览馆里，查阅《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的市民们想从其中看出北京与雄安两地互动的端倪，不过，毫无收获。这份草案是3月底面世的，当时雄安新区的消息还未公布。有市民在各大展板中苦寻“雄安”身影，却只发现在城际铁路网规划中提到“固安-白沟-安新县-保定市”的线路而已。有的市民在留言板中建议，希望政府尽快解释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关系，二者如何相互影响。还有人则纳闷，如此“千年大计”为何事先没有问政于民？或者至少应在《总规划草案》中提上几句。
4月1日那天晚上，田金秋和朋友们一直玩麻将玩到了深夜十一点多，终于累了，关于雄安新区的未来也聊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决定收桌子不打了。田金秋那晚手气并不好，他大概算了下，输了三四十块。他和朋友们说笑着走出屋子，道别，借着街道上昏黄的路灯，往家走去。（文中张峰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