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没有996，但打工人还是打工人

图为硅谷一览 图源/视觉中国

甚至创业者也正在变成打工人。即使他们脑洞大开、激情洋溢，但现在已经没有划时代的技术能够支撑科技公司的高估值。比起Peter Thiel、扎克伯格这样的前辈，他们要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烈度，要么鞠躬尽瘁，要么捞一把就走。

在《我在硅谷的最后一周（live work work work die）》一书中，作者科里·佩恩 （Corey Pein）用自身经历，揭示了硅谷创业文化的浮躁、初创者的艰难和大概率的失败。

结合几位硅谷工程师的口述，我们发现，就算在硅谷，生活同样艰辛。

硅谷工具人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工程师令狐冲已经在硅谷大厂工作了7年，发现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千篇一律——大家背景一样，工作相似。

日常生活就在消耗人。近几年湾区的伙食越来越差，除了少数大厂，大部分公司约等于大学食堂；交通也是头痛的来源。如果不想和各国移民在公司附近的Airbnb蜗居，就承受远距离通勤。“刚来上班几天，就发现原来在硅谷上班也这么花时间。”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据统计，6.5% 的硅谷员工在通勤路上就要花费 3 个小时。高速公路就成为了硅谷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但不论是开车还是坐班车，都要经历大堵车。

同时，硅谷飞涨的房价，对于要扎根这里的新移民极为不友好。旧金山及硅谷附近是租金最高的地区，一居室的房租均价是3570美元，远高于第二位纽约的2870美元。科技产业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大量人才涌向旧金山。

2011-2016年，旧金山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而新建的房子只够10万人居住。科技公司和当地居民的对于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的争执一直不断。

其次是上升通路受阻。如果在大厂5级以下，基本只能天天做代码的搬运工，因为底层代码已经由大神写好。而且华人等移民群体，很难在大厂获得快速晋升的机会。“工作中最怕遇到老印，啥也没干，却总是第一个出头，抢功劳”，令狐冲发现，印度人是大厂中最有“战斗力”的移民群体。

有时候，压力巨大的领导对于员工经常毫不留情，竞争失败的部门会面临惨痛的淘汰。Facebook华人员工Qin自杀事件，一部分就源于部门内部领导偏见。他阻止Qin转部门，直接将他列入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绩效改进计划），几乎是“优化”的前一站。

随后，部门之间竞争也让Qin的处境愈加恶劣——一次安全事件，Qin的部门被迫承担L1级别的严重失误，这个大错最后记到了Qin身上。有媒体报道称，这是压垮Qin的最后稻草。

《我在硅谷的最后一周》的作者佩恩就发现，不同部门之间保持相互竞争的态势，尤其是在业绩评估期间，为了避免因为排名过低被解雇，所有人都会疯狂工作。由于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往往无法独立完成，各家公司无论大小都采用了“敏捷开发”，来在开发过程中实时动态管理工程师的个人工作。

“这些公司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工具和管理策略，这就迫使雇员不断压榨自己，同时还得保持微笑，直到油尽灯枯。”佩恩总结。

Facebook的工程师Catchen，就对全现在回忆了他差点被开除的的经历。2014年，他刚在Facebook升到E5，无意中接了一个超出自己级别的E6+的项目，“当然是做不出来”，拿到了MM（几乎及格）的绩效，也就是不及格。

Catchen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虽然按他的能力，不难在硅谷找到一份新工作；但万一没有衔接上、选错了新公司，中间失业了，就有被驱逐的可能。

那么，如果去创业公司呢？创业公司有更多独立开源的机会，不会成为螺丝钉，还有新的造福机会。比如令狐冲就听说过华人工程师加入Zoom团队，上市之后身价千万的故事。

但实际上，除了面对迅速萎缩的福利和工资以外，创业公司还会采取看起来更“新潮”的评估方式。一边向员工承诺，会为工作提供乐趣和弹性，一边用更可鄙的手段来对自身利益加以补偿，从歧视性雇用到普遍的暗扣工资。

GGV纪源资本合伙人之一，童士豪，曾在硅谷投资过包括视频办公软件Zoom、共享电动车品牌Lime等知名高估值项目。当他在一次交流活动中，提起华人创始人项目，最大的竞争优势，脱口而出“就是996。” 他看来，创业如打仗，多比别人快一步布局，才能先一步拿下市场。

逃不出的“天堂岛”

“在这里，快乐是强制的。” 佩恩感叹。

硅谷少不了派对和聚会，这是美国西海岸文化的独特之处，大多数人可以在一场没有熟人的派对上喝到烂醉。佩恩发现，互联网大厂们会鼓励员工酗酒，Github甚至在每层楼都设置了酒吧，全天候免费享用酒水，让员工们充分享受和珍惜在硅谷工作的时光。

好一点的公司会注重员工服务，甚至有各类奢侈的服务。比如谷歌会把牛排送到员工的工作间里，“用20美元的美食换取200美元的加班产能。”

但实际上，抵达硅谷的第一天，佩恩就发现环境远远没有他想像得舒适：一个房间里摆了5张钢丝单人床，几个房间共享卫生间；地下室也廉价出租出去。由于Airbnb短租人经常临时变卦，不少人每隔几周就要被房东赶走，换住所。

“Airbnb的租客，大多是移民或者移民二代，在大公司做实习生或是做底层的员工，甚至没时间抱怨，喝水的时候都不会停下手中的活。”佩恩认为。只有每天傍晚，大家可以在晚饭后，在公寓的阳台上，抽一根烟，享受一点闲暇时光。

佩恩在与更多公司的员工交流中也发现，当习惯了破旧的住所，千篇一律的食物，很多人对生活的欲望也随之下降。即使随后加薪升职，他们也不热衷于享受生活，而是习惯于吃公司供给的简单食物，晚上下班回家打开电脑，加载网游，过完一天。

新冠疫情期间，硅谷的生活再次涨价，除去房租，连餐饮外卖都翻倍。很多码农选择里开硅谷，在北部的乡村，或者相聚几百公里的萨克拉门托等城市买房，因为拿到了远程办公的免战牌，离开高价房租和长时间通勤，试图开始新生活。

佩恩在硅谷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创业者”，他自己也尝试创业找投资。

佩恩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清晰的规划，却有各种各样的不需要技术门槛的创业想法。随着更多的Uber和Airbnb这样兴起和快速扩张，作为中间商链接线上和任何线下场景，都可以作为说辞。“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我有一个平台，不论提供什么度服务，大家都会乖乖来使用和付费。”

在一场针对移民的创投会上，佩恩见识了各种“不靠谱的”的创业项目。有人要为全球的“数字游民”提供个性化建议的，比如去哪里找工作，在哪个社区居住可以提高生活品质等，实质仅仅是一个不成熟的信息搬运。

他遇到一位年轻的安卓程序员，致力于做一款“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服务程序，可以让申请者发布图文、视频，讲述资历，再找公民观看并打分，像在Youtube和Tinder上给宠物视频和约会打分一样。他甚至提出搭建一个子程序Greener——为了绿卡而生的约会软件（Tinder）。

创业者从不吝惜与知名公司类比。比如一款要把移民自制食物卖给餐厅的软件，宣讲人来开口就说，“就如同Uber和Airbnb一样，只不过我们提供的是移民自制食物。”至于具体怎样实现，只有模糊的细节。

这样的项目还有不少个人和天使投资者们关注，甚至直接给出变现的建议。

“他们会忽略明显存在的问题，只在乎创业者的概念和实施计划。”佩恩认为，在硅谷，功利主义就是一切。

即使顺利拿到天使投资，创业者们还面临着重重考验。

很多名义上的公司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保住投资人利益，只能在这个圈套中画地为牢，比谁陷得都深。“创始人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整个创投系统中最划算的部分。”一个风险投资人如是说。

佩恩的好朋友阿德里安，创立了一家类似于Groupon的团购网站。

他连续5年，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2小时，没有周末。但是他做首席执行官挣的钱比在普通公司上班挣的还少。他没有医疗保险（甚至没有奥巴马医保），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他的同事甚至都不会忌妒他。他本人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然，5年后，阿德里安拉到了投资筹集了几百万美元，周遭很多人称他为创业者的楷模。

“我要是能从头再来，”他耷拉着肩膀说，“我肯定会去当公务员。”

佩恩对全现在总结，在硅谷的创业者很少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要拿到风险投资，需要有顶尖的关系，整个系统都是为头部玩家设计，普通员工在创业公司里拿不股份，即使作为创始人，也只是资本的筹码。”

大多数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只会在醉酒或者匿名的情况下，才会就自己的糟糕处境说实话。

内卷之下

我应该假装自己的创业已经成功了吗？

如果我感觉拼不动了，我该怎么办？

你在一个失败的创业上“浪费”了多少年？

我的创业失败了，欠了9000美元，需要在12天内还完绝大部分。

我用信用卡给我的创业融资，现在创业失败了，我被起诉了，怎么办？

技术劳工是硅谷很少被重视的群体，诸多人工智能公司在推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淘汰多余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