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迹象,我们不得不强行划分出一个独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类已经能够构想伟大的和暴力的东西,这种人类的形式作为整体
(ensemble)
的一个老朽的嘲弄,在整体
(tout)
中展现出来。如今,在一个整体
(tout)
中,出于其它的原因,我们对之爆发出一阵愚蠢而尖锐的大笑,但是,我们祖先迅速占领城邦的单纯景象(在图片中)依然是邪恶的。在爱虚荣的亡灵从沉闷的墓穴(就像从母亲的子宫)走出之前,墓穴内部的一切
(tout)
都已被它们安排妥当,包括腐烂尸体的气味。通过抹除关于我们可耻祖先的哪怕最微小的痕迹,我们最清晰的时代似乎已经消逝了。但在其他地方,亡灵追赶着那些在战役中被孤立出来的城邦居民,使那些死尸的悲惨面孔呈现出一种半腐烂状态(在波利尼西亚的食人岛上,亡灵们寻找活物,只为果腹)。然而,一个沉浸在孤独心境中的悲惨的青年人作为一个仅有的奇迹生存下来,在这个最使人疲劳的荒诞之前的事件的景象出现在每一个异常激动的情形中。那些景象通过更有魅力的视角并置了古老的污点,在不为人所知的黑弥撒仪式中(在这个仪式中,撒旦扮演着一幕轻歌剧中城市场景的一位中士,被魔鬼附体的那些跳着击脚舞的人疯狂的尖叫着),它们努力地顺应着一种纯粹的天国之路。
在鬼魂的厮杀中,沮丧弥散在整个场景
(toutes)
和每一丝情感中,每种欲望都被化为沮丧的原因,并伴随着一种不太具有误导作用的表象
(apparence)
,同时也不是任何能够考虑简化的问题。鬼魂经常出没的事实,用一种不太野蛮的方式给予恐惧和愤怒一个可笑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已经寻找到同一出路的不同的人如今或多或少地转移了他们的困难。事实上,一个在大地之上的决定不能适应拥有确定整体性
(integrites)
的情感的事实——那个情感顽固地设想一种物的秩序,这种秩序没有完整地与已经拥有处所的
整体
(
tout
)
相互关联,这个秩序所包含的荒诞更为野蛮。
相反地,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极端的骚乱仅仅只是被二十五年前的一张照片中那个婚礼
[2]
所表现的人类的精神状态
呈现
出来。那么,我们便将我们自己安置于已经建立的规律之外,由于这个状态
(sens)
,所以需要
人类本质
的存在的一个确定性的否定。关于那些本质存在的信仰,事实上假设了那个确定的杰出品质的持久性,普遍来说,也假设了一种——与那照片中再现的畸形家族相比——不反常的存在方式的持久性。如果,它导致了一种病理学命运的退化,也就是说,一种可能并且必须衰减的偶然事件,那么人类的原则便被保留了。然而如果,依据我们的论述,把那个家庭视为我们最被文明化的和最暴力的心理活动的原则,并且,希望通过一种符号化的方式,将已婚夫妇视为一种野蛮的和末日般可怕的反叛的父母,那么,一种能够产生分裂的畸形者的并置将我们那种所谓的本质的持久性置换掉了。
另外,夸大现实的奇怪的缺乏的效果是徒劳的;因为它不再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让人意外,在我们周围萦绕着的
真实
(
réel
)形象的属性,已经不是那种徘徊在托马斯主义和当今科学之间的那些野蛮的贪婪的理智的标志。有一种限制那些否定的情感的表述,特别表达了关于两种关系的缺席:不协调性,以及不同人类实体之间的共通的判断的缺席,这些不同的人类实体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的不协调性的各个方面。在确定判断比较少的情况下,后一种不和谐已经抽象的表达。同
自我
(moi)
的那种不和谐一样不可还原的显现在理智的宇宙中没有安身之所,相互地,通过隐喻的协助,外部的宇宙在
自我
(
moi
)之中也没有安身之所。但是我们更重视关系之缺席的准确表达: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从在此到场的鬼魂之中偶然挑选出的角色,通过科学宇宙的概念
(notion)
出现在那些连续的序列中;或者甚至更简单地讲,在普遍意义的无限时间或空间的某个点上,他的出现因为精神延续了震惊,和形而上学的整体中有关我们的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表象是为了回到实际的秩序当中)一样令人反感。这一切就像一只在演讲者鼻子上飞来飞去的苍蝇。
他们从来没有对那些不协调性的准确形式有足够的坚持。抹除关于我和非
-
我的抽象的二律背反是非常容易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被想象成所有
(tout)
能够造成掩盖或搪塞的明确方法。是时候指出,在最近,那些最明显的暴动被认为是一种命题的怜悯,与那些将关系的缺席给予给另外一种关系的事实同样肤浅
*
。这种从黑格尔那里借鉴过来的悖论是为了将自然引入到理性的秩序当中,它们把每一个相反的表象作为逻辑的推演,总体上,理性将不再会构想具有侵犯性的事。那些不协调的情况将仅仅关联于逻辑的表述,在表述的生成之中,对立已先于它存在。在能明确地呈现出世界的本源状态(一连串连续的和一贯的状态)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层面上,现代科学所具备的优点被我们承认。然而,不可能的概念通过逻辑的对立反对一种不可还原的方式。将演讲者鼻子上飞来飞去苍蝇的表象还原成一个在
自我
(moi)
与整个形而上学之内的逻辑对立的假设是不可能的
[3]
(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偶然的显象
[apparition]
应该被简单地纳入“本质的不完满性
[imperfections]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种普遍的价值归因于科学宇宙的
不可能
(
improbable
)的特性,那么进行一种与黑格尔相反的操作并且有可能将自我的出现还原成苍蝇的出现。
最后这种操作的专横特性能够被视作一个相反操作的逻辑的嘲笑,一旦人们承认了这个操作的专横特性,给予人类
自我
(moi)
的表达,向着上个世纪末,并通过那种已经被充分阐明了的概念离奇地发现了自身。毫无疑问,那些虚幻的意义主观地——通过我们的双眼——呈现出来,但是,承认现代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之间的简单且清晰的差别就足够了。在那个时代,在欧洲生活的人们,已经有如此疯狂的不可能的方面,而且表现得很隐晦,同时很真实(在物理方面的转化与意识决定无关)。无论如何,这种转化都给我们自己带来那种我们今天清晰认识到的意义
(sens)
。我们仅对那个已经消逝的人类侧面的特定特征产生了疑问。把一种同一的含义(
signification
)赋予给相遇的某些人依然是可能的,在这些情形下,却表现为所有时代都共同存在的事实。仅仅到了十九世纪的头几年,古老的悖论和夸张的、无意的对立被释放出来了;从那时以来,人们始终没有忽视一直白种男人和白种女人的某种异常顽固地坚持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为了最终重新得到
人类的面孔
(figure humain)
。那些散落在各地阁楼上的胡蜂束腰胸衣如今已是苍蝇和蛀虫的食物,蜘蛛的捕猎场。至于长时间被使用的小垫子,即屁股后面的支撑物,突显了过度肥胖
[4]
的身形,另外也表现出那些美丽而迟钝的老年人的可恶脑袋——每天都在奇怪的灰色瓜皮帽下咒骂——梦想着在沉迷与系带和鲸条的游戏中束紧软塌塌的胸脯......因为窒息但却令人陶醉的反抗的叫声在那个表达中爆发出来,在该表达中,那个世界呈现于我们停留在穿着浴袍的美国明星的脚下的目光之中。
根本上,人们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粗暴的魅惑而感到羞耻?我们为什么隐藏因那些美国年轻可人女性的曼妙身姿而产生出的幻想
[5]
?如果有事情能够引起对最近消逝的整体
(tout)
的怮哭,那么它一定是
[6]
杰出的女歌唱家的美,但这仅仅是一种幻象和野蛮的反常。那些在我们看来,这么多奇怪的人物,仅仅才是半畸形的,仍然会使那些非常愚蠢的行为变得野蛮,并且激动得就像音乐匣的鸣响声,呈现出同样多无辜的罪恶、下流的高温和抒情的蒸汽......在绝对没有那些关于可恨的丑陋发生的问题的情况下,尽管所有对立的困扰依然存在,某一天我们仍然荒谬地强迫自己——所有的目光都朝向产生困扰的挫折和不可言明的泪水的负担——奔向各个地区比苍蝇更丑恶的,更病态的,比那些理发店更有头发馊味的凶宅。
▼
*
在
1921
年,当特里斯唐
-
查拉提出“系统的缺席仍是一个系统,但却是最让人同情的”的说辞,尽管对无价值反对的让步似乎或多或少地就此以一种无效的状态得到了保留,关于黑格尔主义的最近的介绍便能够被思考了。事实上,认同黑格尔泛逻辑主义非常容易,因为它是通过
对立统一
(l’identité des contraires)
的原则确立起来的:人们假设了人们已经获得了原始的伎俩,并且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避开那种泛逻辑主义和它的粗糙结果,也就是指所有正直的卑劣欲望、盲目的伪善和最终对明确某事有作用的需要。尽管这些低俗的倾向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意志组成了它们自身,用一种异常巧妙的方式扮演了消解所有困难的强烈兴奋的角色,今后,再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抛弃特里斯唐
-
查拉的徒劳的退缩。事实上,人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系列被看作整个系统的野蛮状态的行为能够具有系统性,至少它不仅仅作为一个双关语,并且“系统的”这个词不会在顽固的粗俗状态下被使用。但是这其中没有玩笑的材料,并且这个双关语本质地展现出一种悲惨的衰老。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人性之间的差异——最微弱的人性——在
系统
(
SYSTÈME
)
之前——总的来说,在理念之前——和源于上帝的恐惧。准确地,进一步说,那些可怜的句子仅仅是在文字上束缚了查拉。自那时起,他在每一种情形下都表现得呆滞。
这种表达作为一个题词出现在路易-阿拉贡的书《安赛特》(巴黎,
1921
)。——作者注
[1]
译自法文版《乔治
-
巴塔耶全集》第一卷,
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etesI Primiers Écrits, 1922-1940, Gllimard, 1970, 181pag.
《人类的面孔》,《文件》杂志,第四期,
1929
年,九月,
pp.194-201
(手稿:
6Bb
号笔记本
pp.2-20
和一个散页
6 Bmfo 226 p.160
)
有一个
Annette Michelson
的不太靠得住的英译本(
Octorbor,Vol.36, Georges Bataille: Writings on Laughter, Sacrifice, Nietzsche,Spring1986, pp.17-21
)——译注
[2]
见图
1
我猜测照片中的结婚的夫妻是分别来自罗斯切尔德家族
(Rothschild Family)
的
Eouard Alphons James(1868-1949)
和以做慈善和收藏为主的哈尔芬家族
(Halphen Family)
的
Germaine Alice Halphen(1884-1975)
。两人在
1905
年在法国
Seine-et-Marine
省的
Ferrières
结婚并生活,这与法文本显示的照片地址和时间完全吻合。在这个家族的第二至第四代人几乎全部都是跨代近亲结婚,
Eouard
的父母和祖父母就是跨代近亲结婚。在当时,罗斯切尔德家族几乎控制了欧洲大部分钢铁、铁路、银行等经济命脉。我猜测,在这张照片之中,只有
Eouard
夫妇是非近亲结婚,其余的人都处于近亲结婚的链条之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