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富注：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中国经济评估报告，在上调未来三年经济增速预期的同时，提出中国债务扩张路径可能变得愈发＂危险＂，应注意防范中期债务风险。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代价是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据估算，如果信贷规模扩张维持在“可持续”的速度，2012至2016年的中国经济年增长应为5.5%。然而实际上，这段时期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高达7.25%。此外，中国全部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从2016年占GDP比重的235%，增加到2022年的占比290%。
IMF的这份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小编发现，报告最后所附的中国驻IMF执董金中夏的有关陈述，蛮有意思，事实上回应了IMF提出的担忧，这里专门摘出，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稳中向好。经济增速自2016年底以来逐步回升，至2017年上半年达到6.9%，通胀稳定在1.4%，新增就业达735 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结构改革开始发挥作用。2017 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3.4%，服务业增速继续超出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到54.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上升3.4 个百分点至76.4%，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至56.1%，房屋库存同比下降9.6%。经济总体效率持续改善，2017 年前5 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2.7%，比去年同期提高16.3个百分点。
增长前景
中国继续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不一味追求高增长。中国早已摒弃单纯追求GDP 增速的做法，而是追求以质量和可持续性为重的新型发展模式，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任何发挥潜力的机会。2017 年以来经济形势的改善不仅仅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更是经济再平衡和结构性调整效果的体现，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回升的反映。2017 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同比增长19.6%，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10 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保持增长势头，增速突然放缓的可能性很小。工作人员所设想的中国经济突然放缓的几种情景在我们看来都不太可能，中国政府目前所开展的工作能降低经济的下行风险。具体而言：
1、近期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宣布的监管体系改革将解决银行间融资和资产管理业务中潜在的脆弱性。此外，中央银行的职能有所加强，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来缓解市场上任何流动性冲击。
2、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双边、多边倡议，更积极地倡导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部分贸易伙伴采取内向型政策导致贸易冲突所可能造成的风险。
3、与市场基本面相一致的更灵活的汇率，参照一篮子货币而非单一货币，将成为避免破坏性波动的重要缓冲，必要时还将得到资本账户审慎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支持。
去杠杆
企业部门去杠杆取得显著进展。工作人员关于缓解金融风险和去杠杆的建议与当局的政策目标一致。中国当局向来极为重视预防和降低金融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尤其如此。降低企业部门高杠杆的工作已有成效。与去年同期相比，2016 年经济整体杠杆率的增速下降了7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增速下降了9.2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三季度，企业杠杆率出现了2011 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并在四季度稳定下来。若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加总与GDP 相比计算总融资率，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相比并不突出。中国杠杆率相对较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中国80%的融资需求都是通过银行满足的。过去几年杠杆率的上升也应被视为逆周期的，因而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还应进一步详细分析杠杆的结构，中国家庭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货币市场利率上升，货币供应增速放缓。近期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应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促增长、调结构和控总量的关系。截至6 月底，M2 增速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回落至个位数，为9.4%；M1 增速更是下降了9.6 个百分点，为15%。中国还将深入推进市场化汇率改革，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
政府债务
从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使用“增扩”债务和赤字的概念并进行估算可能是较为谨慎的做法；但在中国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争议很大。中国已经通过并严格实施新预算法，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了地方政府经地方融资平台举借的隐性债务，规范了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确定了地方政府举债上限。这些工作明确了公共债务的规模，加强了地方公共债务的管理，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近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将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决策者实行“终身”问责。
我们对工作人员报告中的“增扩”概念有不同看法。这种概念倾向于根据借款目的和假定的政府支持而非实际上和法律上的偿付责任来定义政府债务。工作人员的债务分析方法虽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对与“增扩债务”相关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但若忽视和低估中国独特的体制，将会误导对财政状况的评估，夸大财政的脆弱性并低估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一国与他国相比若债务结构和储蓄率不同，即使债务规模占GDP比率一样，债务可持续性也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多用于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这将转化为有形资产和收益。与许多其他国家举债用于经常性支出相比，中国的这些支出是生产性的，因而也是可以自我维持的。进一步看，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跨越不同地区，财务上的回报也可能不多，但在中长期内的经济回报和给整个经济体带来的正向外部效应很大。中国的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牵头推动基础设施投资，这已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能够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私人投资者缺乏激励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宝贵经验，也是利用充裕的国民储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理性选择，既有必要，也与扩大内需、缩小储蓄/投资缺口并进而实现外部平衡相一致。考虑到中国的巨额公共资产，公共债务的净值远远低于名义值。如果对这种生产性的债务仅作片面的解读，就可能在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中出现偏差或错误。
金融监管
中国将全面收紧并强化金融监管。近期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申，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会议为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深化金融改革绘制了蓝图，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能得到加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在中央银行设立协调办公室。对监管当局的问责也将有所加强。会议还强调了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旨在全面覆盖所有金融业务；将强化功能监管，更多开展行为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鉴于中国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充裕的外汇储备，银行部门资本与拨备充足，再加上近期成立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支持，我们相信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国有企业
国企一向是我们的改革重点。中国八成以上的中央国企是上市控股公司，遵循商业原则进行经营。银行根据商业原则独立做出向国企贷款的决定。完善国企治理、提高国企效率已取得进展。国企一直与经济同步发展，在支持增长与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中央国企的收入及利润都呈两位数增长，有50 家跻身“财富世界500 强”，其中有3 家位居前5。但国企业绩良好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处不在，因为私人部门现已成为中国经济更加活跃的增长动力，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60%的GDP，50%的税收收入和89%的出口。
仅以财务回报来衡量国企的价值和效率过于简单，认为国企资源消耗大、效率低下也并不一定公平。实际上，应合理考虑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政策使命；国企从银行业获得的借款较多，既说明它们更多依靠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也意味着国企为银行业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利息支付。很多国企在税收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也很显著。
展望未来，中国政府将更加重视抑制部分国企过高的杠杆水平，防止和减少不当垄断。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降低国企杠杆率和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国企改革将会加速推进，经济的总体效率将会不断提高。（IMF中国执董 金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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