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是一个信任和关爱的避难所。在广场内的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力与义务。”——装置艺术“自由广场”铭文
这是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第二次来到戛纳。
2014年，他执导的《游客》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最终获得评委大奖。
《游客》取得的好成绩也让他在今年得到“升级”。自编自导的新片《自由广场》（The Square）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且，再次收获不错的口碑。
这部电影似乎很对中国影评人的口味，在豆瓣一水的5分片子中（电影节时评分偏低是常态），《自由广场》的评分有7分之高。有人说，影片怪诞的风格让人联想到了去年的《托尼厄德曼》。
《自由广场》讲述了一个以全球艺术行业为背景的，充满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
男主角Christian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从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就可以一窥其中产阶级的身份，剪裁合身的西装、符合潮流的发型、时尚单品的红色眼镜与围巾等……
然而Christian一系列的行为显然是道貌岸然的，为了找回失物给整栋居民楼的住户发送威胁信，指责他们是无耻的小偷。
全片以“财物的丢失、寻回、随之而来的麻烦”为主线辐射到社会阶级、当代艺术、两性关系等方方面面，几乎用尽所有手段冷嘲热讽。
首先是对社会阶级的批判。
Christian在面对自己的下属、街边的乞讨者、寻求公道的男孩、以及派对上邂逅的女记者时，其态度无疑是傲慢的。他不断强调“这是我的公寓，这些是我的邻居”也是为了一再与这些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他的人们划清界限，显然他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些虚伪的标签所禁锢。
影片比较巧妙的一点是，前半段纵容Christian掌控全局、淡化更高次的存在，让我们误以为Christian拥有至高的权力。
而后半段事故发生后一切急转直下，我们不仅看到Christian的直属女上司在他的一双女儿面前毫不避讳地训斥他，之后更是看到女上司费力讨好整个大厅的上流阶级，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者。
而那个大闹酒会的兽人则像是Christian内心世界的外化，他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像条野狗一样躲在两辆车的夹缝中懦弱地骂一声“婊子”，而是渴求凌驾于这些他无法企及的存在，哪怕是用一种原始、粗野、暴力的手段，撕开他们光鲜亮丽的伪装，逼迫他们臣服于自己的权威。
其次是对当代艺术自省式的讽刺。
影片开篇就是一段尴尬的采访，女记者节选一段Christian在网站上的拗口发言，询问其意义，而Christian甚至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言论，其闪烁其词的回答“只要放在博物馆展出的物品都能成为艺术品”（换言之，艺术鉴赏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盲信，而博物馆则赋予其神圣性与正当性）也应证了马塞尔·杜尚的讽刺（他曾将马桶作为艺术品放在博物馆展出，取名为《喷泉》）。
而这一讽刺也与现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我们在此看似严肃地讨论这些电影，难道不也正是屈服于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光环？
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
最后是对两性关系的戏谑。
Christian与女记者谈论那晚的性爱时，女方咄咄逼人地表示对进一步发展的兴趣，男方则试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二人谈话时的背景是一个在窥视的女员工，与一个摇摇欲坠并不时发出轰鸣的椅子堆（也许是对当代艺术的又一次讽刺）。
女员工某种程度而言是对电影观众的折射，我们与她一样在窥探他人的隐私，并以此为乐。这也是为何二人每一次向女员工投向尴尬的视线，都会引起影厅的阵阵哄笑，我们似乎也被允许加入这捉迷藏的小把戏，成为闹剧的见证人之一。而不时晃动并发出巨响的椅子堆，一方面制造让二人的沟通出现障碍的噪音（隔阂），另一方面隐喻人物关系的分崩离析（裂痕）。
伊丽莎白·莫斯也加盟此片
可以说鲁本·奥斯特伦德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导演，他对喜剧内核（尴尬情境）的把握尤其精准，对当代艺术、社会乃至人类的讽刺也非常出彩，片中有些暧昧与模糊的指涉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没能贯彻始终，后半段拖沓的叙事暴露了批判力度的过剩、节奏的失控、情节的理想化、以及隐喻的直白等种种问题。
虽说如此，在死气沉沉的戛纳能看到这样一部博人一笑的电影，总好过看那些矫饰的做作电影，毕竟爱笑的电影运气都不会太差。
另外，我们在戛纳还约到了本片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下面就来看看他怎么看待这部新作品吧。
鲁本·奥斯特伦德访谈
采访、整理 | Stevie
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
Q：首先谈一谈主角克里斯蒂安，你最开始是怎样构思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呢？
A：我电影里的很多桥段都来自于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生活，比如片中避孕套那场戏，就是真实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Q：谈及文明开化，我们首先会想到一种摆脱本能的状态。你在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人们极力摆脱本能，最终依旧屈从于本能的情况。那么你想传达文明与本能之间一种怎样的关系？
A：我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都很喜欢看猴子的原因，因为猴子就是人类的一种映射，一种去除了文明与文化的映射，只有本能和需求。猴子没有多少羞耻感，经常会做出令人惊讶的行为；但比起猴子的行为，更令人们惊讶的是，我们自视为智慧理性的生物，能够跨越猴子对本能的屈服，然而我们往往做不到。
Q：这就是你在电影中安插进猩猩的原因么？
A：对，这是其中一点。还有我认为人类与猩猩见面的场景非常有趣，这样的电影中什么都可能发生。
Q：所以影片中也故意留下了很多无法正常解释的部分。
A：对的，比如装置中发出的叫声或者晚宴上的人型猩猩。其实这场戏非常有趣，最开始我打算把它放在一场重要的球赛中，让他打断所有人看球赛的过程。后来我觉得把这个人型猩猩变成一个愚蠢的艺术作品会更有趣。
Q：那么对于当代艺术，你认为它们都是垃圾么？
A：我认为艺术世界和电影世界不尽相同，的确有好的作品也有差的作品，但有太多的当代艺术都是胡扯。
Q：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的母亲是一名共产党员，父母也都比较理想主义，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么？“自由广场”的价值取材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么？
A：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我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化的社会。
但我和我母亲不同的一点是，我的母亲认为当我们迎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乌托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观念；但我认为维持一个公正平等的世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一直抗争下去，我们所处的政治状态只不过决定了抗争的形式。
至于“自由广场”，我认为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人行横道式的契约，都只是地面上的几条线，人们在线内达成了一种如何对待他人的契约。人行道的存在本身就很奇妙不是么？
Q：影片中对于两名公关的描述非常带有讽刺意味，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电影里的描写也非常到位。但我想知道你真的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么？比如在道德上。还是你认为最后他们的应对措施是一种伪善的表现。
A：我决定让这两个公关不那么愤世嫉俗一次。我其实认为他们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当你想让大家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我们也许就应该冒险。
我真正想批评的是媒体，比如媒体是如何报道恐怖袭击的，媒体就是恐怖分子的公关公司。有趣的是，不久之前媒体还有着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但现在就好像这些道德准则不复存在了一样。所以当你通过极度愤世嫉俗的内容去进行正面宣传时，媒体总会直接掉到陷阱里。
文 _ 沈念 采访、整理 _ Stevie
编 _ 阿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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