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致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
《舊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此云「自有傳」，而實無之。《唐書·隱逸傳》，亦附見於〈王績傳〉云：「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此亦載其行事，簡略甚矣。世傳通作《禮論》、《樂論》、《續書》、《續詩》、《玄經》、《贊易》，謂之《王氏六經》。《六經》早[原書此字為“旱”，應為訛字。]亡，惟《中說》猶存。論者於其人、其書、其學，多致疑議。如此一代大儒，何以史無其傳，一也；書中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何以無一人語及通名，二也；聚徒講學河汾，從之游者甚眾，何以無一人紹述其學，三也。有此三故，而尊信之者不多矣。顧摹擬尼山之語言以著書者，自揚雄始；摹擬尼山之事蹟以自飾者，則自通始；皆所謂食古不化也。學者於此，自可置而勿論耳。
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争。門户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聖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
南宋朱熹、陸九淵同時講學，朱主敬，陸主靜；朱重在道問學，陸重在尊德性。明王守仁尊陸學，遂併稱陸王，以與程朱對壘。有明一代，王學爲盛。萬暦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聲氣甚張。迨天啓五年十二月朔，魏忠賢發東林黨人榜，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生者削籍，死者追奪。一時黨禍大興，誅斥殆盡。崇禎初，忠賢伏誅，東林復盛。而閹黨餘孽未盡，水火交爭。彼此報復，糾紛不定，直至明亡而後已。明亡後，福王南渡。史可法〈請禁門戶疏〉云：「溯流窮源，固致恨於諸臣。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巧，而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纖私繫胸，萬物倒置，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史氏此論，不啻痛哭流涕陳辭，而爲時固已晚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有云：「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於中庸，以實心厲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理氣，後彝倫；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別。聖賢之於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以是意見，生種種作用，遂不可盡令孔、孟見矣。」紀氏斯言，足以發明《四庫總目敘》之意也。
論語十卷，朱熹集註，明金陵鄭氏奎壁齋刊本
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爲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衛道者，則僅存其目。
濂、洛、關、閩，謂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程頤，關中張載，閩中朱熹也。朱熹生於南宋，較周、張、二程所處之時爲最晚，服膺四先生之言爲最篤，觀其纂周、張、二程之精語以成《近思錄》而可知也。自今觀之，雖謂爲集周、張、二程理學之成，亦無不可。故但言尊朱，而周、張、二程之學，在其中矣。清初帝王尊崇朱學，自康熙始。昭槤《嘯亭雜錄》云：「仁皇夙好程朱，深明性理。雖宿儒耆學，莫能窺測。嘗出《理學眞僞論》，以試詞臣；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昇祀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非後世所能及也。」朱子之配祀十哲，見康熙五十一年《東華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於是終清之世，言理學者多尊朱。《四庫總目》儒家所錄，大旨以濂、洛、關、閩爲宗，亦上承朝廷之旨意，下應一時之風尙耳。
金谿、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解經者，則斥入雜家。
金谿、姚江，謂陸王也；陸九淵爲江西之金谿縣人，王守仁爲浙江之餘姚縣人，故以名焉。兩家論學之旨，雖與程、朱不同，而義各有當，不容全黜。《四庫總目》不廢所長，所以協其平也。其以佛語解經者，如唐羅隱撰《兩同書》二卷，南唐譚峭撰《化書》六卷，宋晁迥撰《昭德新編》三卷，明高拱撰《本語》六卷，皆出入於黃老，或參以佛氏，而附合於儒言，《四庫總目》則悉著錄於雜家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