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
在大陆，被打上“贪污腐化”和“卖国求荣”标签的宋子文，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罪人。但随着史料的逐步披露，使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个致力于经济改革逾二十年的“国民党第十号战犯”：作为“皇亲国戚”，兼又受过西方经济学博士教育的宋子文，一直试图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蒋介石不是华盛顿，自然也不需要大舅子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他更需要自动取款机式的连襟孔祥熙。
宋子文：不属于“蒋家王朝”的改革家
1943年3月1日，《时代》杂志发表了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文中写道：“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文章接下来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蒋宋孔陈”中唯独宋子文不在其列。不仅仅是《时代》的记者，当时不少西方人都认为宋子文是与蒋介石格格不入的两类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官僚的西式改革者。
蒋介石评宋子文：我这辈子跟你做的都是赔本生意！
蒋宋两人合作极不愉快，宋对蒋屡有抱怨，蒋对宋更不满意，在日记中多次批评宋“飞扬跋扈”“目中无人”。1948年蒋在内战失利，日记中明白表示任用宋子文“追悔莫及”。甚至到了1963年，蒋、宋离开大陆已经14年了，郎舅二人私下叙谈时，蒋还对宋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
宋美龄评宋子文：哥哥大权独揽 极难共事
1943年5月19日，宋美龄访美途中给大姐宋霭龄发电报大吐苦水。她诉说自己此行为国家竭尽精力，却感到与哥哥宋子文极难共事。宋子文之所以反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因为他视对美外交为其“禁脔”，不愿妹妹插手外交。谢伟思也指出，“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宋独立性太强，不讨蒋氏夫妇喜欢”。
孔祥熙评宋子文：都说我败家败国 国家全叫他弄光了
1947年孔祥熙借口去美国探望宋霭龄，准备永远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孔祥熙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陈立夫评宋子文：写的说的都是英语 怎么能治理中国
尽管陈伯达把陈立夫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一道“封”为“中国四大家族”，但陈立夫在党内最不满意的人就是宋子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
宋子文的人生目标：做中国的摩根
1917年，宋子文和妹妹宋美龄一同回国。这位宋家长子在华尔街实习后满怀抱负，有了“要做中国的摩根”的豪言壮语。
宋子文蒋介石恩怨二十年：“你打了我几次，我记得”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中，宋子文长期在经济面加以辅佐。然而，由于蒋宋两人经历、观点和性格上的差异，两人经常因意见相左而争吵不断，甚至施以拳脚。当蒋介石大势已去，将去台湾时，这对争吵了20多年的亲家与冤家，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蒋说：“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我都记得。”宋则说：“你打了我几次，我也记得。”
宋子文为何四次辞职：我要做人 不要做蒋介石的一条狗
据胡汉民私下说，宋子文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也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933年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费用，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蒋介石为何痛恨妻舅宋子文却重用贪腐的连襟孔祥熙？
杨天石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研究发现，“蒋介石与宋子文在大部分时间关系极坏。”早在1926年底，国民党发生迁都之争，蒋介石主张定都南昌，汪精卫、宋子文主张定都武昌。蒋介石向宋子文要钱，宋子文以军费威胁，最后蒋介石只好顺从。而孔祥熙虽然贪污，但善于理财，只要蒋介石要钱，他一定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蒋介石后来对于撤换他非常后悔。
宋子文是“两朝国舅”，但却最终与蒋介石闹翻。
蒋与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观念和理念，对于蒋介石的作风意见很大。抗战后期宋子文曾有以“欧美派”架空或取代蒋的企图，但在历史长河中，连一点儿涟漪也没有蔓延开去。
宋子文不给蒋介石钱,宋美龄以死相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钱”，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钱”。“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那就要乱套。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它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 “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
党国金融家宋子文：在妥协中进行“废两改元”改革
《大公报》在1936年12月份一篇社论中写道：“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生了。”宋子文打造的“废两改元”币制改革成功所带来的经济复苏直接促成了这一景气的出现。但《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提到，“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承认，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的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财政权力。”这一现实让宋子文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历史也将很快证明这种“以薄弱工业支撑全国财政”的脆弱：抗战初期长江中下游工业区的沦陷，导致国民政府陷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公债来左支右绌，直至1949年也未翻过身来。
宋子文在广东国民政府：孙中山：子文真行
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面对宋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以及人们的赞誉，弟弟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了。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宋子文进了门，“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
南方革命政府的基础：宋子文创设“中央银行”
宋子文努力维持中央银行信用，在整个南方政府期间，中央银行发行纸币逾2000万元，是创立初的600余倍；甚至有人以毫洋兑换中央银行纸币。中央银行的成功，使得南方革命政权有了稳定的金融中枢，为北伐胜利做出了贡献。随着国民党在南京定都，宋子文担任了财政部长，并创立了新中央银行。
上海金融与南京政府：蒋宋掌权是秩序的保证
作为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地位的确立，金融业也开始在上海出现，而在上海金融界看来，蒋介石集团（宋子文是其财政政策的代表）无疑是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主体，是金融界支持多年的对象，蒋介石集团牢固地控制国民政府，是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上海金融界显然不能轻易认同其他集团执掌政权。
宋子文为何能进行改革：蒋在经济上“非宋不可”
宋子文辞职电到京，政府当即开会研究对策，蒋介石不希望宋子文离职，因为他的后顾之忧只有宋才能解决。所以蒋表态：“中正观该同志在整理财政，筹措军费上的才干决非他人可以望其项背，”并赴沪面劝宋子文，“裁军减费，树立中央之权威还得双管齐下才行，军事上我有把握，可财政还得靠子文兄鼎力相助，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转机的。”
在谈判桌上，斯大林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且表情粗鲁。他以主宰一切的口气说：“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宋子文也不肯示弱，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
宋子文推行币制改革 向西方求助
美国政府1934年通过的《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出现严重危机。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交涉，最后与美国达成了白银交易，先后三次向美国售银总计1.44亿盎司，并利用售银所得的外汇改革和稳定了中国的币制，实现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货币现代化。
宋子文唯一一次“因公徇私”
入研究宋家家族企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会欣，发现了一向被认为公事公办的宋子文，当转换身份成了家族的长兄时，还是留下了这样的纪录。郑会欣说：“子文就特别希望宋子良当财政部长。就是当财政部长出缺的时候，他(宋子文)希望他的弟弟当财政部长。宋子良当，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都看到，宋子文为他的弟弟在争取。”尽管宋子文的推荐最终没有被蒋介石所采纳，但是抗战最后一年，宋子文仍被蒋介石重用。
宋子文为何能进行改革：蒋在经济上“非宋不可”
宋子文辞职电到京，政府当即开会研究对策，蒋介石不希望宋子文离职，因为他的后顾之忧只有宋才能解决。所以蒋表态：“中正观该同志在整理财政，筹措军费上的才干决非他人可以望其项背，”并赴沪面劝宋子文，“裁军减费，树立中央之权威还得双管齐下才行，军事上我有把握，可财政还得靠子文兄鼎力相助，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转机的。”
金圆券崩溃的前因后果：宋子文推行市场化改革引发灾难
宋子文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1946年3月，宋令央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市场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60％，但仅占同期增发法币数量1／3，远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目的。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按孔祥熙的说法就是，“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宋子文改革失败变公敌 宋美龄抱怨“哥哥成为替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