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兹丨欧洲与美国如何应对全球债务危机？

“格伦，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欧猪五国之今日即我们之明日。”2010年2月11日，哈佛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福克斯新闻电视台(FOX News)的格伦·贝克(Glenn Beck)所主持的节目中做出了以上评论。弗格森口中的“我们”所指代者乃美国公民及其纳税人。他提及之“欧猪五国”即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 ，（各取国名英文首字母拼接可得“PIIGS”，与猪“pigs”同音）。在节目中，贝克与在访节目嘉宾们向观众详细地讲述了以上诸国出现的罢工与街头骚乱，乃至打砸抢烧无所不含的混乱场面。通过希腊的例子，他们得出结论： 市场信心一旦崩溃，各种灾难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便将纷至沓来，且这些问题是难以在一朝一夕内被解决的。就此引申，弗格森以看似夸张的语言总结了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处境：“面对如此沉重的债务，美国政府的选择相当有限。依我所见，出路有二：一为大额违约，二为通货膨胀；但无论何种选择都伴有其可观的代价。”若利率飙升，美国政府很可能在2010年内便被迫面临如上的两难困境。弗格森继续解释道：“今日欧洲糟糕的经济形势与廿载前俄罗斯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带给了我们相同的经验教训——经济的崩溃也可能是悄无声息且猝不及防的。” 以史为鉴，弗格森以美国国内小政府主义的民粹浪潮为一积极迹象，并对其大加赞赏。然而，弗格森同样认为仅有此般政治诉求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一个政治家有足够的勇气来坚定地告诉美国人民：‘我们需要且必须对我们的制度与财政系统进行根本性的，由本及末的改革’ ，那么我担心美国经济前途将会十分晦暗，且很有可能会直逼今日欧洲，甚至拉美诸国之惨淡局势。”

诚然，弗格森是位常春藤大学的学者，而贝克则是美国保守主义最狂热的鼓手之一；但在2010年，他们对债务危机及其潜在巨大恶果的恐惧却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且这种观点在2008金融危机前就已存在且在两年内遍及全球——不论是在美国的鲁宾派（注：罗伯特·爱德华·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美国第70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于金融危机时担任花旗执行委员会主席）对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呼吁，还是发生在德国的“债务刹车”运动，都体现了这一恐慌的全球性蔓延趋势。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冲击更是火上浇油，使之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造成了由二战迄今最严重的打击。就这些保守派所述， 希腊2010年的遭遇清楚地为所有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敲响了警钟。这股声浪愈演愈烈，因其不仅包括了贝克等人的恐怖恫吓性的说辞，也包括了前IMF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备受尊敬的学术研究。

在发表他们的畅销书《这次会不一样？八百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之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2010年1月又发表一篇题为《债务时期的增长》(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的论文。全文主旨即： 一旦政府债务逾GDP九成，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这90%的关口仿若一悬崖，突兀地出现于这滑坡的终点。这是因为过度的债务对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使经济支撑庞大债务的可持续性更低，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减缓了增长，如此往复，恶性循环，终于崩溃。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继续指出，若要避免这种命运就须尽早采取行动。虽然只需仔细检查就可发现他们的分析结果其实错误连篇——将他们计算结果所用的Excel电子表格重新编辑更正后，那90%关口处的不连续性竟消失了。虽然他们对所提出的紧急应对措施的辩护也站不住脚，但是他们的观点依然在2010年初就已影响深远。正如他们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所指出的： “政客们越早认清现实并选择调整政策，这些债务问题导致经济瘫痪的风险就越低……尽管大多数政府目前仍然享受着以极低的利率充分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他们应该意识到，市场约束也有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一旦债券市场真正意识到银行业危机引发的 “财政海啸”的严重程度，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将是无情的。 “没有为调整奠定基础的国家是会后悔的。”罗格夫正是这么告诉观点同样右翼的《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德国周报，于1948年成立于柏林)的：“德国的公共财政没有走上可持续的道路……所以她迟早会遭遇希腊问题的‘德国版’……这不会像希腊那样糟糕，但它依然糟透了。”

然而，既然弗格森、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等评论家学识如此渊博，他们显然也知道，欧元区正在表现出来的所谓市场约束并非是“毫无征兆”地凭空袭来。 事实上，欧洲央行和德国政府正是抛售希腊等国债券的“债市义勇军”背后坚强的后盾。如果他们真心想要帮助处境艰难的国家缓解压力，他们只需要简单地购买希腊债券即可。 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正是这样解决类似问题的。但欧洲央行似乎并不准备这样做；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它打算不等到最后一刻绝不这样做——其意旨在传递一个信息，即希腊等国将不得不采取紧缩策略。欧洲央行和其背后之政治联盟一定对全球的反应感到高兴——2010年将成为经济复苏政策的转折点。以希腊为范例，右翼持恐怖论调者、保守派政治投机者和中立的财政鹰派们以权宜之计组成的政治联盟通过一系列操作，打破了国际政治金融舞台的平衡。

这转变反映在了政策之中。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且产出恢复缓慢，但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却未被采用。这一次危机与近代史上任何其他经济危机相不同的是，以财政紧缩应对债务危机的策略被实行地更早也更加彻底。于是，在北大西洋两岸，经济复苏都遭遇了重重阻力。

紧缩政策的思潮正四处蔓延，而英国则首当其冲。于2010年5月6日，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之后，“新工党”（即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1997-2007年间任英国首相)试图使工党(Labour Party)改弦更张后，在1994-2010年间主张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工党）的多年执政被终结了。适时，雅典多家银行正被当街烧毁。美股崩盘以为呼应，使得美国金融市场亦受牵连，暴跌不止。 因而，财政政策乃是英国下议院选举及随后的联合政府谈判之关键所在。其实，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英国已然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同于欧洲央行的是，英国央行对支持英国国债坚定不移，而且英国维持了其国际信用评级，但英镑汇率依旧暴跌。适时，只要英国央行能够稳定住债券市场，这问题就不会太过急迫。 可是时势造人，这使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成为了一位关键人物。正如他在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的春天时所证明的那样，他很愿意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2009年12月21日，影子财相（即非执政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的预备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为作为反对党的托利党(Conservative Party)打响了下议院竞选活动的第一枪。 他声称，除非英国制定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否则英国将会陷入与希腊相似的困境。奥斯本道：“在任工党推行的经济策略是对国际投资者的耐心的考验，而众所周知的是，玩火者自焚。” 如果英国希望保留AAA信用评级，那就事不宜迟，不可等待经济复苏之后再宣布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奥斯本言之凿凿，引用了法国巴黎银行(Paribas)、德意志银行(Deutsche)和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分析师的观点。债券市场巨头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LC，即PIMCO)的明星基金经理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已将英国债券置入“必须避免”一栏。 格罗斯用华丽的辞藻形容英国的公共债务现在不仅仅是“躺在一张硝化甘油做成的床上”，而且是被放在了一个包括了英国、希腊和爱尔兰，乃至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巨大“火圈”之中。 2010年2月14日，包括罗格夫在内的20位资深经济学家写信给《星期日泰晤士报》，重申奥斯本的指控，即工党政府未能成功控制预算。这封信发表之后，《财经时报》却又发表了另一封信。这封信的落款是另一群同样资深且更加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他们针锋相对地在信中表示， 财政紧缩的还为时过早。他们反驳道：“贵信作者们以安抚金融市场为由，敦促政府削减赤字之举，恰附和金融市场意见。可难道不正是当初金融市场的错误判断，引发了这场危机？”

工党于5月6日的大选中落败，但得票率最高的保守党也未能赢得多数席位，因此仍然需要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 Lib Dems)的支持。该政治结盟谈判成败的关键，正是财政政策的走向。自民党谈判代表大卫·劳斯(David Laws)写道， “在我们谈判中，财政赤字就像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保守党将削减开支作为谈判中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而这些托利债务鹰派（即保守党中强硬坚持应不惜一切代价降低财政赤字的人士）知道，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央行都与他们有相同的诉求。 2010年5月12日，默文·金向新政府发表重要指示： “当今的工作重点乃应对财政赤字所带来的挑战……在过去两周里——就希腊而言，则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世人皆知，有目共睹。显而易见，市场利空反应恶果严重。因而我们不应冒此风险。”

在2010年6月，借助一个所谓的“紧急预算”，新任英国财相奥斯本大幅削减开支，提高增值税，承诺将于2015年结束赤字。该预算旨在安抚市场情绪——对于2010年的执政者而言，这是“不得不做的”。但是，正如尼尔·欧文(Neil Irwin)后来评论到的那样： “英国……现在的这些新政策，都是从来没有人实施过的——为预防未来可能的债务危机而削减开支并提高税率——头一回有人这么做。”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所言：“被现在的债市义勇军吓坏了，是一回事。被还没有出现的债市义勇军，也就是一个可能性吓坏，那可是另一回事儿了。”事实证明， 增税简政政策持续深入的背后藏有更深层次的动机——在这些政策制定者眼中，缩小政府不只是个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正如英国时任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 2010-2016年间任英国首相)在三年后的市长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所说，最终目标“比短期的安抚市场情绪的目标更深刻且深远”，即缩小政府规模，让“小政府”成为常态。

这股力量一直延续着。2015年，财政大臣奥斯本宣称， 国家年度支出将削减980亿英镑。相应地，从2009年9月到2016年7月，英国公共部门所雇佣的的劳动力数量从最高点时的644万减少到了543万——一百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改制，或私有化。这一削减幅度甚至比当年撒切尔和梅杰政府实施的（Margaret Thatcher，1979年至1990年任英国首相；John Major，1990年至1997年任英国首相）还要显著。 如果在美国发生与此比例相当的削减，则意味着330万个职位的消失。因为政府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是不可改动的，此轮削减开支的压力都被转移到了地方政府的身上。相关的部长骄傲地宣布：“地方政府预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国家公共开支。多年来，地方政府一直依赖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政策上……人们一般会指责银行家们造成了这一切，但我认为，‘大政府’一样难辞其咎。” 2010年至2016年期间，地方议会在老年日托中心、公共汽车服务、公共公园和图书馆设施服务提供等各种方面的支出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 英国变成了一个更黑暗，更肮脏，更危险，更不文明的地方，而成千上万名依靠残疾津贴、下岗补助与公共福利勉强度日的人的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数据，唯有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紧缩比英国更严重。

依此可见，美国自由派如此地密切关注英国政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在大选中刚刚落败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2007-2010年间任英国首相)同仇敌忾。他们更担心的是，英国于2010年的遭遇是否预示着美国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转变。这种压力不只来自于专家们的危言耸听和福克斯新闻网所传播的“反转现实”，也来自奥巴马政府内部。早在2009年2月，总统就在白宫主办了一次财政责任峰会(Fiscal Responsibility Summit)。一年后，政府也受到了为财政赤字的现状感到焦虑的民主党中间派所施加的压力，因为政府依然需要这些人士支持联邦政府放松对其国债发行规模的限制。2010年1月27日，令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评论员感到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奥巴马的第二次国情咨文置减赤字于保就业之前。奥巴马承诺，从2011年起，所有非军事自由裁量支出都将被冻结在目前的水平。同时，奥巴马宣称，全国各地的开支都在勒紧裤腰带，联邦政府也应该如此。 经济学家们听了这种肤浅地将政府和普通人家进行类比的行为，也许会感到绝望。但是这“户主比喻”却与当时在华盛顿执牛耳的所谓“财政责任心”的论调相吻合。正如一位保守派评论员所说：“如果未来几年的争论焦点是在冻结开支和削减开支之间的选择，那么我们已经获胜了。”

2010年2月18日，总统通过行政命令任命了国家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也称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Simpson-Bowles Commission)。它就以2015年实现初级预算余额平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是，辛普森-鲍尔斯要到12月国会中期后才会报到。在此期间，奥巴马政府内部在财政问题上分歧重重，愈演愈烈。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等鹰派们正在推动增税，其涉及范围甚至包括年入低于25万美元的收入者。这一提议不但违反了奥巴马竞选时的基本承诺，而且就其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分别受到了参谋长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强烈抵制。与此相反，反对债务恫吓的官员们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刚刚被再次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最令人信服地指出，尽管现有赤字的规模不可否认，而且不断增长的长期债务也确实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他警告不要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因为美国尚处在襁褓期的经济复苏可能经不起严重的财政冲击。在伯南克看来，问题关键的是将短期和中期分开，在持续的短期刺激措施的同时，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确保在中期内结束赤字。这种组合既能在短期避免经济滑入更深的低谷，也能提升市场的信心。

但这对于彼得·奥萨格这样的预算鹰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也致使他在2010年夏天离开了奥巴马政府。当年选民对奥巴马头两年的判断则更加负面。适时，失业率逼近10%，且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将经济形势评为“糟糕”或“相当糟糕”。茶党(Tea Party)正在召集保守派民族主义观点以反对华盛顿的精英。即使在民主党支持者中，也有多数人将2008年的财政紧急救助这一错误归咎于他们自己一方。他们对总统的看法是错误的，但考虑到国会议员们中有谁支持这一措施，这一联系也不能算是无根无据。11月2日，愤怒的选民们将历史性的中期选举胜利交给了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了63个席位——这是自1948年以来转换幅度最大的一次易手，也是一个将重新定义美国政治的转变。

奥巴马政府渴望避免经济复苏陷入停顿，于是在旧国会（即中期选举后暂未解散的国会）所剩余的跛脚鸭（即执政党议员占国会议院少数的情况）会议环节上孤注一掷地通过了第二轮刺激计划。据估计，2010年12月的《减税、失业保险重新授权和创造就业法案》(Tax Relie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Reauthorization, and Job Creation Act)提供了高达8580亿美元的内需，但这项计划完全由减少税收来供给经济刺激。这显示出了奥巴马政府所处的政治困境，也延续了小布什时代对高收入者的慷慨赠予，而这是极不公平的。在其八年执政期所余的六年里，奥巴马政府再也没有通过任何重大经济政策法案。随着2011年的到来，由共和党控制的新国会众议院将置奥巴马政府于守势。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的中间派所提出的建议，尽管已经严重倾向于削减所享权利，却也根本没有任何被众议院通过的机会，因为该建议中同样包含了政府税收方面的小幅度增长。在强有力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的领导下，所谓的 “年轻枪”(Young Gun)共和党人们将不会考虑任何形式的增税。 他们的目标是立即削减1000亿美元的公共开支；而这，如果是集中在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上，将会对食品安全、灾难救助和空中交通管制在内的一系列联邦项目造成严重影响。 通过“饿死野兽”，他们希望由此解除“大政府”的诅咒，从而重振美国梦。

美国和英国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财政损失。因此，他们面临缩减的呼声并不奇怪。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经济体采取财政扩张方针，平衡国际金融局势呢？除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外，作为全球制衡者的明显候选国是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 2005年至今任德国总理)在2010年夏天表示，其余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政府均敦促德国加大财政支出，减少出口，以维持当前的经济复苏。可是，德国并不这么看。 德国流行的解释认为，这场危机是过度负债的结果。世界经济复苏所需要的德国，并不是一个扩张性的制衡者，而是一个经济紧缩的榜样。

考虑到当时的市场情绪，此般论断是很容易得到的。当时，德国的赤字为每年500亿欧元，达GDP的80%以上，而且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已经在欧洲收获了不少信徒。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就引用了90%阈值理论，主张立即采取对策。6月7日星期一，默克尔总理宣布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预算削减。她谈道， 德国的预算平衡是综合国力的一种“独特体现……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应身先士卒，以为表率。”随着计划的实施，2011年削减达112亿欧元(约合134亿美元)，至2014年，总计削减额更是达到了800亿欧元。在德国，这一轮削减意味着一轮对国家未来走向的选择。最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政府首先拿国防部开刀。 首当其冲，国防部被要求到2014年削减25%，德国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的力量被碎片化，强制征兵制度亦被逐步取消——当欧元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中的政府财政赤字须低于3%的规则与将相当于GDP的2%以上的财政预算用于国防这一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承诺相冲突的时候，柏林显然选择了前者。

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20国集团(G20)会议上，跨大西洋财政政策的争论再次上演。在会议之前，奥巴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暂缓财政整顿，以免危及复苏。对此，朔伊布勒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网页上针锋相对，视他的国家独特的长期经济方针为高瞻远瞩，并驳斥了美国短期主义的目光短浅。他提倡“债务刹车”，称其为欧洲经济的稳定支柱。他得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东道主加拿大的支持。尽管在奥巴马政府的坚持下，二十国集团公报的最终文本有提到要循序渐进地推行财政整顿，以免“打压私有经济复苏的势头”，但是整顿紧缩的声音依旧明显占据了主导。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 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时，在富裕国家中分别有约4700万和8000万人处在失业和未就业状态（包括失业和放弃就业的情形）之时，二十国集团成员居然荒谬地决定在三年内将赤字减半。把国际金融系统当成一个家庭，把金融危机当成缺钱，把省钱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荒谬的“户主比喻”，使得这场危机的复苏更加痛苦，缓慢却又不完整。

可是德国执迷不悟，在这条路上越行越远，因为德国认为希腊危机已然表明欧元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是失败的。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2003年就统治德国的红绿联盟（1998-2005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与联盟90/绿党(Alliance ’90/The Greens)所组建的执政联盟），必须担负一定程度的责任。现在， 在默克尔和朔伊布勒的掌舵下，柏林将率先带领欧元区建立自律的财政原则。他们看来，这不仅对恢复经济健康至关重要，也有很重要的政治效力——希腊危机表明，欧洲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像朔伊布勒这样的联邦主义者甚至坚持认为，危机的最终答案只有一个——“欧洲一体化”。但要让北欧纳税人接受这一点，他们必须有理由放心，每个国家都会依规行事。

随着欧元区危机愈演愈烈，德国的作用变得更加关键，这场争论中的所用言辞也越发激烈了。抗议者挥舞着标语牌，将希特勒的胡子画在默克尔的脸上。这是冒犯，是不公，也是对德国政府立场的根本误解。 当德国政治阶层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时，它可以诚实地回答说，它并没有建立大陆霸权的野心。但柏林确实有一个建立覆盖全欧盟的经济和财政纪律的愿景。在德国同意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措施之前，这种愿景需要首先被其余欧盟国家接受。

出于全球竞争力的考虑，政府支出和债务必须受到控制。欧洲的人口压力使情况变得更加紧迫。至于劳动力市场和失业问题，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吸取德国哈茨四号改革(Hartz IV reforms, 即德国劳工市场改革的第四阶段，针对失业福利方面的改革)的教训。 当凯恩斯主义者担心内需不足时，德国的作法是提升外需。一个老龄化的大陆应该向世界出口，并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上建立起金融债权的“鸟巢”。 默克尔与她的有亲商倾向的自民党伙伴(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们对这点有着清晰的认识。德国已经通过了一个以“债务刹车”为形式的宪法修正案。 若要德国同意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共同承担金融风险，这些国家们首先需要对债务做出同样的减缓。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选区腹地的选民与纳税者从欧洲一体化中受益，走向了繁荣，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允许欧盟转变为由德国支撑的一个大陆规模的“资金输血联盟”。只有欧洲其他国家能够保证遵守游戏规则，柏林才能考虑集中并共用主权。问题是，这些规则必须得以被确定，维护和实施。这就难办了。

2010年夏天，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Barroso)和欧洲理事会首任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旗下的工作小组分别制定了一套欧洲经济治理新制度计划。后者这一职位是由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2009年生效)设立的，旨在增强欧盟决策过程中的跨政府合作。柏林的最终目标是将类似于其2009年“债务刹车”宪法修正案写入所有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法律，而偏离规则的国家将受到自动受到包括暂停投票权等各种制裁。对于那些真正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来说，制裁手段更加严厉。正如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所说，当你启动一个支持机制时，一个国家就在名义上或事实上失去了财政主权。法国对此提议提出反对。一些小国们，出于自身可能会受到更严格制裁的担心，不出意外地联合反对任何有关暂停投票权的提议。

这些都是关系欧洲未来的重大问题。但它们与金融稳定这一短期问题有何关系？待到2010年夏天时，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为遏制希腊危机而在五月制定的补救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中持悲观态度的分析师们所最担心的事情正在迅速地转变为现实。不仅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 PASOK)迟迟没有推动其被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EC; 欧洲央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要求的改革，而且当改革终于得以被实施后，结果也事与愿违。 随着需求下降，失业率飙升，收入随之降低——这成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螺旋式下降的典型案例。当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而2011年则更糟糕。希腊政府的税收收入流即使在光景最好的年份里也不甚充沛。现在，随着工资、利润和消费的收缩，它已经宛若一条涓涓细流。

2010年的五月计划的前提是希腊将能够在两年内重返资本市场。但随着赤字的扩大和债务负担的增加，这已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到 2010年8月底，希腊十年期债券相对于德国联邦公债(Bundesanleihe, the Bunds)的收益率利差已飙升至 937点，甚至高于春季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然而，面对失败，三驾马车仍致力于迫使希腊继续执行五月计划。

如果说让希腊长期遭受酷刑有任何理由的话， 那就是三驾马车担心，如果立即进行债务重组，这场危机就可能会向整个欧元区的其他主权债务人蔓延，破坏欧洲银行的稳定，从而造成更广泛的危机。因此，欧洲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本应是在拖延并回避解决希腊问题的同时抓紧时间加强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弹性和银行的健康。如果效仿美国的做法，显而易见的下一步是进行压力测试，对可能的损失进行评估，然后积极地用公共或私人资金进行资本重组。

2009年和2010年，欧洲人号称进行了两场相当于“压力测试”的试验。2010年的工作甚至对个别银行进行了点名，但实际上这不过闹剧一场。2010年7月23日公布的结果显示，在91家欧洲主要银行中，只有7家银行预测它们水中的一级主要资本会因为一场主权债券危机而减少到危险水平。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Banking Supervisors)估计，筹集35亿欧元资本，就可解决问题。但是，正如持怀疑态度的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一乐观结果的成立前提是银行持有的绝大多数主权债务要不然无任何违约风险，要不然完全受到欧盟金融稳定设施的保护。经合组织认为，在不太乐观的假设下，欧洲银行因外围债券危机而遭受的损失不是官方评估的264亿欧元，而是1650亿欧元。欧元区中的脆弱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银行系统将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如果危机蔓延至西班牙或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体系也就会有危险。与以往一样，最严重的风险集中在少数危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德克夏(Dexia)、富通(Fortis)和陷入困境的德国希波地产(Hypo Real Estate)在榜单上名列前茅。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希波地产的市值是如此不足，以至于只要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或希腊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希波地产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欧洲机构无权干预国家银行政策。2008-2009年为资本重组设立的资金只是被零星且随意地运用，而没有被强制使用。国家政府过于自满，安于现状，但这只是自欺欺人。一方面，三驾马车假装相信，如果雅典采取足够的紧缩政策，那么希腊债务将是可持续承受的。但这其中的荒谬之处随着每分每秒的流逝都在变得更加明显：希腊只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这些压力测试号称欧洲的银行体系是稳健的，而它们显然不堪一击。事实上，欧洲银行的脆弱应是三驾马车拒绝冒希腊债务重组将会带来的风险的绝好理由。然而，为了避免恐慌，欧洲央行只能讳莫如深。此外，这还将意味着，由于欧洲银行和各国政府的全力抵制，必要的深层次资本重组将无法进行。因此，进退维亟的三驾马车所能做的只有粉饰太平。与此同时，希腊的总失业率从2008年夏天的8%上升到2010年的12%以上——而其中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超过了30%。

如果希腊人是这种拖延回避政策的受害者，那谁是受益者？2010年的五月计划第一期的数十亿美元支付给了雅典，而雅典又将其转交给了它的债权人。

那些有幸持有在2010年或2011年到期的希腊债券的人按时得到了足额偿付，而那些决定为减少亏损而在低至36欧分的价格抛售债券的银行，则可以轻易在对冲基金中找到很乐意在低价买入并笃信情况只会好转的买家。这些买家是如此信心满满，因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得到一笔最终补偿款额。在违反对希腊债券销售的非正式禁运条款中，法国和荷兰银行似乎表现最为积极。从2010年3月到12月，法国银行持有的希腊债务从270亿美元下降到150亿美元，荷兰银行的则从229亿美元下降到77亿美元。但希腊债券的流出并没有延伸到所有外围国家。

在欧洲银行抛售希腊和爱尔兰债券的同时，他们却为追逐收益率而将资金又用于购买相比之下风险同样较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券。一般来说，人们可能会预测，对自己的生存和繁荣感兴趣的欧洲银行会在危机之后积极地进行资本重组并调整他们的业务方向，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这样的迹象。当时，美国的大银行在年度“资本计划”的严格纪律下运作，将任何没有作为奖金分配掉的利润都保留下来以重建储备，而欧洲的银行却在为所欲为。为了让股东们高兴，他们把硕果仅存的一点点利润全部分红，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筹集到新的资本——但这“某个时候”好像没有如约而至。

在希腊，迫使银行承认损失并进行债务重组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但爱尔兰的局势让这个问题无法继续被隐藏下去。

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在2008年最臭名昭著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 Irish Bank)以内的爱尔兰所有的银行，都通过了在2010年的压力测试。当时， 爱尔兰银行已从欧洲央行特别设施的借出接近600亿欧元，而整个爱尔兰银行系统距离“融资悬崖”也只有几周的时间——一旦在2008年9月发布的政府担保到期，他们将失去一切市场融资手段——这些银行将彻底依赖于爱尔兰央行和欧洲央行。 9月30日，爱尔兰政府宣布，鉴于其支持银行的义务，2010年爱尔兰的公共借贷需求将从GDP的14%飙升至令人目瞪口呆的32%——这将使爱尔兰的公共债务比例从2007年的GDP的25%骤增至2010年的98.6%。 爱尔兰政府，这个曾经的严厉公共财政的典范，却遭受了被迫退出债券市场的命运。

如果爱尔兰政府继续承担其所有银行债务负担——外国投资者占据这些债务的主要部分——其影响将是令人痛心的。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不仅爱尔兰人的收入受到紧急征税的负面影响，年轻人的求职者津贴也被削减，而70岁以上的人的健康福利也改由根据经济状况发放；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工资被削减5%至10%，社会福利接受者所接受的福利减少了4%，包括育儿补贴也减少了。9月份宣布的银行救助费用则意味着进一步的福利削减和税负增加。私下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都柏林开始研究不同的出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直言不讳的异见人士亦从未对该组织在希腊债务重组问题上的退却行为感到释怀，而爱尔兰政府又为那些从爱尔兰金融繁荣中获利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机会。据估计，如果仅仅让处境最惨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进行债权违约，都柏林都可以省下24亿欧元。如果拿所有四家受政府保护的银行的投资者们一起开刀，爱尔兰政府预算就将可能省出高达125亿欧元。鉴于爱尔兰政府全年税收也才320亿欧元，这实在是一笔巨款。欧洲央行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是众所周知的——它将尽全力避免重组。但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立场会是什么呢？在德国，公众舆论对任何不再需要银行及其投资者出资的欧元区计划的反对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2010年10月18日，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2007-2012年间任法国总统)和默克尔总理在诺曼海滨度假胜地多维尔(Deauville)接待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 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2012年至今任俄罗斯联邦总理)。让华盛顿有些震惊的是，他们会议宣布的议程是讨论未来的——尤其是针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合作领域。但实际上，谈判的重点不在于这个跨北大西洋联盟，而在于欧元区。在没有与欧元区伙伴、欧洲央行或美国协商的情况下，默克尔和萨科齐——很快被称为 “默科齐”(Merkozy)——敲定了一项融合了法国和德国政府想法的新议程。 1997年首次达成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将被以加入德国式的“债务刹车”规则的形式加强。但德国也作出了让步——在采取对违反规则的惩戒措施时，各国必须享有一定的政治自由裁量权。

只有在政府赤字超过GDP的3%或债务超过GDP的60%，且被大多数成员国投票表决同意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制裁才会被引发。制裁将是严厉的——甚至可能包括剥夺其投票权。但此类惩戒措施并不是全部。 根据这项议程，一个制度化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体系(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也将最迟于2013年前通过条约修改的方式在法律意义上坚实成型。它将向任何陷入债务困境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但这次希腊悲剧的重演是不被允许的。默克尔和萨科齐一致认为， 从2013年起，在未来的任何危机中，债权人也得承担损失。除了政府向纳税人们募集资金以偿还债款外，债权人也需要放弃部分债务，使得纳税人免遭成为唯一的最后接盘侠的命运。这一条款不但公平，而且将起到有用的约束功能。如果债权人知道自己也有可能遭受损失，他们会更负责任地做出投资选择。于是，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该方案突然被宣布于2010年10月18日下午的一份新闻稿中。

就算称多维尔协议是石破天惊也不为过。 法国和德国是单独行动的。它向世界表明，以“内部六国”（即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西德。此六国于1951年巴黎协议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为主的欧洲已经成为过去，冷战后新欧洲格局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不仅单独行动，而且在没有告知市场或其伙伴的前提下单方面解决了这个危机中众所周知的病灶——民间部门参与计划(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PSI)和债务重组。 对特里谢来说，这却是一场灾难，因这场改组所带来的不可言道的代价已被直言不讳地公之于众。当默克尔和萨科齐的协议消息传到正在举行各国财政部长会议的卢森堡时，欧洲央行行长勃然大怒。特里谢向会议桌对面的法国代表团大喊：“你这是在摧毁欧元！”十天后，特里谢与萨科齐当面对质。他怒斥法国总统道：“你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萨科齐回击道：“也许你是在和银行家说话……但我们只对公民负责。”特里谢可能优先考虑金融市场的情绪，但默克尔和萨科齐却不得不考虑欧洲选民的愤慨。在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默克尔知道，如果她不触及债权者的利益，她的欧洲政策将脆弱不堪。特里谢的继任者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后来承认，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当时采取PSI的说法可能还为时过早，但 “话说回来，一些国家(即德国)认为，另外一些国家缺乏财政纪律的举措从根本上破坏了欧元的信任基础。因此，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政府若想要重新获得这些国家公民的信任，那PSI则势在必行。”

多维尔协议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支持拖延回避战略的人永远坚持认为：是默克尔和萨科齐让爱尔兰崩溃，特里谢一直以来都是对的，而且这是欧洲的“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 因为雷曼兄弟的破产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导火索)，也就是一个非被迫的，出于政治动机的错误。但是，与雷曼兄弟的情况一样，分别从政治和技术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也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考虑到其巨大的预算赤字和2008年银行担保的到期，即使没有多维尔协议，爱尔兰也是在劫难逃。在默克尔和萨科齐出人意料地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爱尔兰政府债务的利差已经在飙升。多维尔协议虽然没有缓解问题，但也没有引起严重的市场恐慌。市场已经意识到了内部纾困的风险（内部纾困，即bail-in，指债权人也需要放弃部分债务的救市举措。与之相对的是外部救援，即bail-out，指政府利用财政税收进入市场救市，不触及债权人的利益）。多维尔协议的主要影响其实是使欧洲央行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特里谢坚持认为都柏林不应利用默克尔和萨科齐的声明作为掩护来伤害银行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相反，爱尔兰必须接受一个类似于希腊所被迫接受的救援计划。而且，由于爱尔兰的银行业和希腊银行业一样完全依赖欧洲央行的资金，特里谢才是真正的木偶操纵者。

都柏林没有简单地屈膝投降，因为被迫进入金融急救病房而成为了希腊的病友的爱尔兰政府视之为奇耻大辱。对此，欧洲央行动真格的了。11月12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ECB Governing Council)威胁将撤销对爱尔兰银行系统的支持，同时向媒体透露爱尔兰即将申请外部救援。11月18日，刚刚结束欧洲央行在法兰克福会议的爱尔兰央行主席帕特里克·霍诺汉(Patrick Honohan)联系了爱尔兰RT电视台，称国家救助计划几天后就会发生。11月19日，特里谢向爱尔兰总理秘密来信，详细地解释了欧洲央行向爱尔兰银行提供援助的条件——都柏林必须立即申请援助，并服从三驾马车的指示；它必须同意进一步财政整顿、结构改革和金融部门重组的紧急计划；银行业必须进行全面资本重组；爱尔兰银行必须保证对欧洲央行提供的短期融资进行还款。

虽然欧洲央行漫天要价，可当时的都柏林也别无选择，只得甘拜下风。《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以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回应，表达了民族屈辱的情绪。这社论醒目地展示着一句叶芝(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为浪漫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挽歌《1913年9月》中的台词：“是为了这个吗？”该报问道：“是为了这个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们长达几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难道就是为了“德国总理的救助和英国财政大臣的几先令的安慰”吗？思厥爱尔兰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政治主权。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弃草芥。这实为奇耻大辱。但《爱尔兰时报》并未顾影自怜，而是继续说： “今我时局之辱，非因敌以船坚炮利妨我主权，实乃吾等素车白马肉袒以降所致。以爱尔兰蝼蚁之轻，欧罗巴列强且无意御之，况乎殚心竭虑以解爱尔兰之忧邪？故，不可溺于外患之海市，然唯以庙堂之变可解内忧矣。”

这篇社论不但才华横溢，也引人注目地将历史性的责任归结于“我们自己选出的政府”——而不是爱尔兰的银行家、投资者及其在欧洲和更广泛世界的商业伙伴，更不是金融专家、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政治主权的丧失无疑是痛苦的。但谁会真正为“清理烂摊子”付出代价呢？是选民和纳税人，还是那些从信贷泡沫膨胀中获利的人？

在希腊，至少债务是公开的；而在爱尔兰，纳税人被要求为欧洲各地严重不负责任的银行及其投资者所造成的巨额损失买单。12月7日，都柏林宣布了一轮60亿欧元的预算削减——但如果政府采取了对银行债券持有人全面开刀的内部纾困免除债务政策，至少能节省下其中一半。相反，政府选择了提高对低薪工人的税收，削减儿童保育津贴，增加大学学费，并减少对失业者、护工和残疾人的福利。

撇开三驾马车要求的严重不公平性这一问题不谈，爱尔兰实际上对欧洲金融局势带来的传染风险是否与雷曼兄弟相当？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罕见地表示的那样：“雷曼兄弟是一家全球性银行”，其业务“是世界金融管道的核心”。

事实证明，不救雷曼兄弟造成了一场灾难。相比之下，爱尔兰银行只不过是欧洲金融外围的一个小把戏，忙着欣喜若狂地把投资者的钱亏损殆尽。其方式无非是给抵押房产的人超过房本身价值的贷款。这一方式不但无关痛痒而且历史悠久。 因此，就算爱尔兰银行的债权人不能得到全额偿还，其实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后果。当然，也存在一些溢出效应的风险——但如果法国和德国的银行遭受附带性地伤害，那是因为它们积极热情地参与了爱尔兰的繁荣，企图大赚一笔，到头来只能咎由自取。

鉴于背后的责任不全在爱尔兰人身上，将避免金融崩溃的全部成本都强加给爱尔兰纳税人是否合乎情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阿贾伊·乔普拉(Ajai Chopra)后来所说：“的确，会有溢出效应，但……欧洲央行本可以介入——处理这类溢出事件正是中央银行成立的初衷。”

但是，欧洲央行可不这么认为。11月26日，其在都柏林的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债权人利益将被波及，欧洲央行就一分钱都不会拿来支持爱尔兰政府。一天后，都柏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接到华盛顿的直接指示，要求停止增加其将要帮助的银行数量。G7集团(Group of Seven，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的财政部长们已经让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2007年至2011年任IMF执行总裁)知悉，G7，尤其是美国，都不欢迎关于内部纾困免除债务的讨论。正如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2009至2013年任美国财政部长)后来所说：“我在（科德）角过感恩节，我记得我……在那小旅馆房间里……打了一个G7集团的电话……我说：‘如果你们选择（减免债务），资本只会加速逃离欧洲……除非你有能力保护或保证欧洲其他地区不受随之而来的传染，风险，否则等待我们的只是08年悲剧的重演。’”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声音沉默了，爱尔兰人别无选择。总理列尼汉勉强承认：“我不能以一己之力反对整个G7。”爱尔兰在政治上——国际政治上——无法选择债务减免。11月28日，爱尔兰接受了85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三驾马车提供其中的635亿欧元，而其余的则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支持，包括英国——请记得，英国的金融市场对这一崩溃也难辞其咎。

这一笔交易被即刻达成。本着有借有还的“原则”，债务减免被避免了，但是爱尔兰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雷曼时刻” 被避免了，但其结果并不是市场信心的振兴。通过逐国将成本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的方法并不能遏制欧洲金融危机传播的势头，而由此产生的外部救援也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2010年春秋的两次飙升中，欧洲银行信用违约掉期利差（银行债券违约保险价格）已经高于美国银行的利差。希腊触发了第一次，而爱尔兰则触发了第二次。欧洲的金融危机实在是影响范围过于巨大，且诱因错综复杂环环相扣，使得一国一国分而治之的处理办法并不奏效。这些损失，要么应该被推给那些从银行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中获利的投资者们，要么应该通过全欧洲协调合作的大型救助来弥补。分而治之只不过是拖延问题，将银行危机变成财政危机。这一方面扩大了不确定性，一方面将注意力从关键问题上转移开来。

如果要为欧洲央行说几句公道话，那么，站在他们立场上的法学家们可以说，欧洲央行只有一个目标——维持价格稳定。推演可得，央行有义务维持欧洲金融市场和欧洲银行业的正常运作。特里谢可以由此为他对希腊和爱尔兰事务的干涉进行辩护。欧洲央行没有任何义务在任何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欧元区或其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与福祉。当然，这解释刻意过分得简单保守，并且为欧元区带来了毁灭性的恶果。唯有欧洲央行高抬贵手之后，这场危机方得以开始被解决。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FED)从未采取过如此狭隘的观点。它的任务既是维护价格稳定，也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这是上世纪70年代更广泛的经济政策辩论留下的遗产，而大萧条的记忆将其深深扎根于美联储组织的DNA当中。20世纪30年代的通缩灾难是美联储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这就是伯南克承诺不再重演的历史。2010年，美国已经度过了危机的最难关头，但它远未完全恢复。楼市仍处于冲击之中。2010年底至2011年初，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诉讼中未偿还的抵押贷款比例将破纪录地达到4.64%——换言之，在那场冬季，超过200万套住房被法院拍卖。自2010年初以来，伯南克一直在为财政政策的过度紧缩敲响警钟。11月3日下午，也就是国会那场戏剧性的中期选举的第二天，美联储宣布了回应。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决定在未来8个月内以每月75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证券。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2, QE2)来了。

量化宽松究竟如何运作，至今尚无定论。大规模购买短期债券，会推高债券价格，降低短期收益率。短期收益率的降低可能有助于降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投资——但这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意愿。而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投资信心与意愿，则没法打包票。QE2最直接的影响来自金融市场。随着央行收购债券，收益率被压低，迫使资产管理公司去寻找其他类别的、收益率更高的资产。

资金离开了债券市场，转向了股票。随着股市的膨胀，拥有股票投资组合的人的财富增加了，而这会让他们更愿意投资和消费。这一套经济刺激，委婉地说，是不确定且间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鉴于低收入家庭无法参与资本收益，它注定了要相对增加了本已富裕的家庭的财富，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

QE2只不过是美联储针对国会财政政策僵局采取的权宜之计。但美联储本身也受到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的影响。QE2这一议题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分为三派。一为一些强烈认为刺激应比现有方案要大得多的少数派。他们相信市场已经预测到了刺激约为750亿美元，所以若想对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美联储就需要给出更猛烈的刺激。二为以伯南克为首的完全支持现有方案的人士。伯南克称，偏离“常态”太远会引发焦虑情绪，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正如他在董事会会议上向批评者所言：“哪里有什么十全十美的策略？……我认为，我们今天采取的是中庸之道。我们所说的无非是，如果我们完全无为而治，则可能导致刺激不足，通胀不够，复苏失败。仅此而已。”三为FOMC内部的另外两位反对者。他们认为QE2不是不够激进，而是太过激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