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懂政治, 南重人情, 中部出狠人: 一位农民学者的农村观察

南方人与北方人

（性格篇）

▍ 一

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齐燕 在一次讨论会上剖析自己，说调查讨论时不够开放大胆，总是等其他人讲完，自己觉得不会有危险之后再讲。齐燕是山东人，在典型的小亲族地区成长起来的。 她的意思是自己在小亲族环境下成长的，说什么话要想成熟了再说，否则就怕引起他人的误会。 说明在这些地方成长的人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在环境不足以掌控的条件下会韬光养晦。

不同地方的人对环境的要求和敏感程度不同，与其生长的社会地理环境有关系。社 会地理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及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常被称作“九头鸟”，意思是精明狡猾，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也与其社会地理环境有关系。“九头鸟”的性格，说明它会算计，但这些算计又是容易被人察觉，所以才会被人抓住把柄。这种人心里从不藏着掖着，斗争和斗争的武器都摆在台面上，其实是可以与之交往的。真正的算计是你不知道他在算计，还以为他对你够朋友，最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江汉平原的社会地理结构不会生长出真正会算计的人，这样的人更可能在北方农村产生。

南方农村的人不会算计人，他们更多的是真诚地对待与之打交道的人，乃至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全国人民都说广东人很精明、会做生意，但是调查发现，广东人的精明主要表现在做事上，而不是在对人上。

在研究人上，北方人较为深刻彻底，研究透了才交朋友；中部人不过于钻研，对得上眼就能在一起喝酒；南方人则一般不研究人，也不把人往坏处想。 南方农村人、中部农村人和北方农村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社会地理环境使然。

▍ 二

2010年底湖南南部一个村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几个小偷半夜到一个湾子偷摩托车，被旁边打牌出来小便的人发觉而被当场逮住两个人，一个人跑掉，并扣留了小偷的一辆面包车。 这个湾子的一些人将逮住的人捆绑在树桩上，不是把他们交给派出所，而是叫他们家人拿钱来领人。而跑掉的那个小偷据说与派出所有关系，就先报警了。 第二天派出所的人来要人，从而与这个村的人发生冲突，升级为全村农民围殴派出所民警的事件，县公安局将此事作为大案来抓。后来村里人组织村民到乡镇上访，乡镇要求选派不超过5名代表去谈判。所选的代表都是在村里能说会道、威望较高的人。

后来调查了解到，这些被选派作为代表的村庄能人一进乡镇办公室，就说不出话来了。代表 们一讲出自己的道理就被乡镇干部反驳回来，而乡镇干部讲的法律的道理，代表们竟然无言以对，讲不出更高的道理来。这些在湾村里的能人在乡镇干部面前似乎成了小绵羊。这个强烈的反差引起了调查者的思考。 湖南南部这个村子这些所谓能人其实不懂政治，更不会跟乡镇干部玩政治。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能人，而不是政治生活中的能人。

在河南乡村，乡镇干部讲法律，上访农民就知道跟您讲政策；乡镇干部跟你讲政策，上访农民就跟你讲人情；乡镇干部跟你讲人情，上访农民就跟你讲法律。 绕来绕去，上访农民总能讲出自己的一套道理来，而且每套道理还确实有“道理”，不一定是胡搅蛮缠。 说明河南的上访农民既有理论水平，也有政治策略，会玩政治。

早在2005年左右，还在华科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董磊明教授到河南农村调研，惊奇地发现 一个一两千人的村庄竟然有非常多的政治精英，这在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难以想象。 我在兰考南马庄调研也发现，村庄里的政治精英不仅在乡村两级能把政治玩得很溜，既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又不把自己“玩进去”；即便到县里省里跟高级别的官员对话也从不怯场，甚至不落下风。这样的人不是少数，每个小亲族里都有那么几个人。 这意味着村庄社会生活里有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能力也是政治生活中的能力。

▍ 三

南方农村，诸如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湘南、鄂东南等地，多宗族性村落，一般一个姓氏占据一个或数个村落（湾村）形成一个宗族。在宗族 内部虽然会分化为不同的房分（房头），按照“差序格局”的原则，房分内部的自己人认同要强于宗族的自己人认同。但是在宗族层面，台面上并不主张“讲房分”、“讲房头”。 房分之间，及房分内部不同家族（“一株人”）之间暗地里会有比较，但是明显的、仪式性方面的竞争却不存在。房分之间也会发生一些冲突，但很容易在宗族大框架下予以解决，不会轻易使双方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

每个小房分或房分内部都会有自己的主事的人，但这些人并不是这个房头最有能力的人，而可能是这个房分的长子长孙，他们自然地担负起家族的事情。也可能是什么事都喜欢凑热闹、热心帮忙做事的人。这些人在给房分、小房分做事的过程中积累下来了威望，成为村落“有说份”的人。由于宗族内部没有强烈的房分分割，房分之间没有利益纠葛，因而很难形成房头政治。 这些“有说份”的人最多是宗族社会生活中的权威，而无法上升为房头政治中的政治精英。宗族内部、房分之间即便有纠纷和冲突，也不是针对村庄政治权力以及公共利益的再分配份额。 宗族（村落）公共利益的再分配规则也是既定的，不需要房头之间再进行利益博弈。房分之间的纠纷化解也是有既定的规矩，亦不需要上升到政治层面，不会闹到县乡去。即便不同房分之间有人牵涉到村一级的政治而相互斗争，甚至上访上告，但这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瓜葛，不会上升为房分的政治较量。

正因为很多事情都能够在既定框架和规则下解决，宗族内部就形不成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房头政治。宗族内部政治氛围不强。人们之间没有需要顾忌的派别和政治立场。宗族内部事务不会上升为政治事件，就不会成为上级政府要解决的事情，房分派别也就不需要与县乡打交道，进而也就不需要去了解上面的法律、政策、文件及相关的执政党伦理等，也不会与上面的官员玩“捉迷藏”的游戏。因而， 超出村庄之外，宗族内部精英就不再是玩政治的高手，而是普通百姓而已。

南方农村的人在宗亲环境下成长，宗亲给予的是亲情情义、人情面子，是归属和关爱。 村民之间虽然不免有争吵及打架，但是也都与政治斗争无关，也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即便有尔虞我诈、有对他人的不满和不屑，相互之间有矛盾、间隙及斗争，南方家长也会在小孩面前掩饰，给小孩的感觉是周边的叔伯大爷都是“自己人”。因而， 南方人生长的环境相对单纯和单一，没有被置入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因而他们对环境并不敏感，他们会像信任他们的村庄宗亲环境那样，信任他们所接触的新的环境，像对待宗亲那样对待新的交往对象。 质言之，在对待人上，他们的头脑是简单的。

甚至，因为他们在宗亲环境下成长，他们不太擅长于跟陌生人打交道，跟宗亲之外的人交往表现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更不会耍阴谋、玩政治。宗亲是一个相互理解、相互体贴和共同促进的亲情共同体，每个人都会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他们不会把事情、把人往坏处想，想到的都是对方好的一面。他们不会以我为主，唯我独尊，自我的一面较弱，考虑他人的一面较多。宗族内部相互间共有共享的一面较强，不会对什么事都过于斤斤计较，表现较为大方。所以，跟南方人打交道相对单纯，不用想太多，顾虑太多，比较舒服。

▍ 四

华北平原农村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多姓杂居的聚落， 姓氏内部的“自己人”认同要高于人们对村庄的认同，村庄没有强制措施抑制姓氏内部的认同及其对村庄的分裂力量。 因而北方村庄是分裂型的村庄，内部团结性较南方宗族村庄弱。每一个姓氏即一个或几个较强认同的小亲族，其规模在二三十户到四五十户之间。一个小亲族一旦大了之后就会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分裂为两个小亲族。小亲族之间对村庄的主体性都很强，都希望自己占有村庄政治权力，在村庄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或者至少不受其他小亲族的欺负。 小亲族之间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情面子等方面展开着激烈的竞争，尤其是要争夺村庄政治的份额。但是每个小亲族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独占村庄政治，必须与其他小亲族进行合纵连横才 能参与村庄政治的竞争。 因此，村庄的人际关系、政治斗争特别复杂。

村庄政治竞争很容易形成两个相对稳定对立的派系， 每个派系都由不同的小亲族 的政治联盟所构成。 小亲族竞争村庄政治，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 一方上台之后，另一方作为反对派在下面搞破坏活动，可谓暗潮涌动，包括使绊子、唱反调以及做钉子户、上访户等。 这样如果另一方搞到自己上台，下台的一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也 做着同样的反对派 的政治活动。

每一个政治精英背后都有 一个或多个 小亲族作为支撑，没有小亲族的支撑，政治精英就无法展开活动，包括选举和上访。 每个小亲族里远不止一个政治人物，同一个小亲族的政治精英甚至分属不同的派系。因为一个派系上台、一个派系下台，上台的派系要治理村庄仍需要照顾到下台派系所属小亲族的情绪，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需要从下台派系小亲族内选择其他的政治人物进入村组政治，包括担任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总之，每个小亲族都需要有自己的代表进入村庄政治，由该代表来安抚其所在小亲族。这种行为属于小亲族政治的拆台行为，是正常的政治谋 略，也使得小亲族内部也会有政治斗争。

这样一来，北方村庄中就会形成非常浓厚的政治氛围，乃至邻里关系、兄弟关系都可能被派系政治所利用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 如此，村民的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村庄社会关系被高度政治化，因而变得无比敏感，稍不注意就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引发政治纷争。 由此村民在社会生活中、在处关系中，养成了小心谨慎、韬光养晦、深藏不露、不随便说话、面不由心生的习惯。 只有对环境有足够的熟悉、对后果有足够的判断之后才会说话，每个人都看起来老成持重，乃至憨厚可掬，但是心底却极其复杂，思虑过重。 他们要把握环境，要钻研打交道的对象，只有认为足够信任之后才会交心，否则都是外交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