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社会剧烈动荡，“风衰俗怨”，建安文学在诗赋文诸方面革故鼎新，以鲜明的个性引领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作为建安之杰，曹植是历代公认的文学大家，在建安文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他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非常突出，文艺理论亦有开创之功。他不仅继承了先秦《诗经》、楚辞的优秀文学传统，还从两汉辞赋民歌中汲取营养，兼收并蓄，从内容与形式上两方面丰富了诗赋，为六朝至隋唐文学开辟了道路。
百年来，建安文学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乃至重视，随着文学史学科的成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各种文学史在谈到魏晋文学的时候，都把曹植放在主要位置上进行重点论述，有关论文也颇为丰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献考证，包括对其生平与文集版本、作品系年、本事的研究；二是对曹植的评价问题，包括对其文艺思想的研究；三是诗歌研究，包括从形式上对其五言诗、四言诗的研究，从题材上对其游仙诗、赠答诗、妇女题材诗的研究；四是辞赋研究，尤其是《洛神赋》的研究；五是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探究曹植文学渊源、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横向比较，尤其是与曹丕的比较等。六是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对其散文从章表书信等文体分类上加以研究，以及综合运用宗教学、音乐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曹植等。下面简要回顾一下这几个方面研究的情况。
首先是关于曹植生平事迹的考证。清代丁晏所撰《曹集铨评》附录有《魏陈思王年谱》，既为新创，不免粗疏，全谱仅二千余字，很多细节语焉不详。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多部曹植年谱，篇幅皆有扩展，如闵孝吉、梁廷灿、苏蓬仙、沈忱农、古直等都曾为曹植编订了年谱。1949年后，曹植年谱写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先有叶伯村《曹子建年谱简编》、俞绍初《曹植年谱》，比较简短；此后，赵幼文配合其《曹植集校注》而作的年表考订翔实，澄清遗缺，内容较为充实。张可礼的《三曹年谱》用较丰富的史料，勾勒了三曹的生平事迹，借此人们也可以了解建安时期的社会形势、文学发展面貌。但论起翔实程度，这部书中的《曹植年谱》还是逊于徐公持的《曹植年谱考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徐公持就开始对以曹植为重点的“三曹”“建安七子”的生平和创作进行清理和辨别，先后发表了《曹植诗歌的写作年代问题》（1979）、《曹植生平八考》（1980）、《建安七子论》（1981）、《曹植为曹操第几子》（1983）等论文。此后，几经删改，反复修订，出版了《曹植年谱考证》一书。该书充分吸收丁晏、朱绪曾、黄节、赵幼文、江竹虚等前贤的考证成果，亦不乏精彩独到的个人按断，并旁列大事述要和同期文人以资对比。对于难以确切系年的作品，则增设建安中后期、黄初间、太和间三个宽泛时段，或不强解，暂付阙疑。附录含历代史传、著录、版本、序跋、评述、题咏，厚重翔实，颇可参考。
除以上年谱外，俞绍初《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顾农《曹植生平中的三个问题》、杨栩生《曹植事迹举疑》、吴朝义《围绕曹植亡女问题的考索》等文对曹植初次就国的地点、相关事件，曹植第二次获罪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就《送应氏二首》的写作年代、《洛神赋》的写作时间等前人失考或史书失载的问题举其所疑，陈其所见，从而使人们对曹植的生平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其次是对曹植文集的文献研究。包括对文集版本系统与文集注本、作品本事与写作时间的考辨等。曹植生前曾自编赋集，收录作品七十八篇，称《前录》，晚年亲自编定过全集目录。现存汉魏六朝文人别集中，曹植集传本较多，朴现圭《〈曹植集〉编纂过程与四种宋版之分析》一文据现存各种曹植集及相关资料，找出了四种宋本《曹子建集》十卷本存在的记录。国家图书馆的刘明在《曹植集研究三题》一文中指出，现存宋本《曹子建文集》是讨论曹植集传本系统的重要实物文本，属《旧唐志》著录的二十卷本系统，祖于曹魏秘阁编本。而两《唐志》著录的三十卷本曹植集，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四库》本间接提供了另一“宋本”曹植集的存在，从而构成相对完整的版本流传系谱。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在丁晏《曹集铨评》基础上，广采异文，详加注释，从而使曹集第一次有了全校全注本，但亦未完善。为此，梁春胜、杨苏宜等或辑补佚文、考察篇题异同，或商榷注释。至于曹植作品本事的探究，比较集中于《白马篇》《野田黄雀行》等乐府诗。舒大清认为《白马篇》是曹植以其兄长曹彰的一次镇压乌桓部落叛乱的辉煌胜利为原型本事的，王京州则发现《白马篇》的描写与王粲《英雄记》及《后汉书·公孙瓒传》的相关记载高度契合，其中王粲《英雄记》很可能是《白马篇》取用公孙瓒本事的史源。对于作品写作时间，张亚新认为《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所作，韩格平认为《送应氏二首》应作于建安六年至八年，这些研究都为促进对曹植集的进一步整理做了有益尝试。
此外，一些从文献考证入手研究《文选》及其注的论文也与曹植有关。如，刘志伟、刘峰《〈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发现李善注所引文献对于考察曹植生平、行迹与创作皆甚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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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赠白马王彪〉之题非萧统编纂〈文选〉时所改》对钟嵘《诗品》及《初学记》《艺文类聚》等文献的“答”“赠”关系综合考察，得出了《赠白马王彪》的诗题并非萧统所改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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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跃进、傅刚的论文对尤刻本所附李善注进行了细致考察，有力推动了曹植《洛神赋》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感甄”说，是曹植与甄妃的一段公案，自南宋尤袤刻本《文选》李善注引了这段故事以后，流传甚远。跃进通过对北宋国子监刻本、尤袤刻本及六臣注本中关于《洛神赋》注的校读，考察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发现尤本所据之本不是现存的北宋国子监刻本，不是六臣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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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傅刚进一步指出尤刻本所附李善注为后人阐入，又由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宓妃的灵蛇髻与《邺中记》中甄妃发明灵蛇髻的记载相印合推出此传说可能产生于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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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围绕这个问题曾有一场由郭沫若《论曹植》一文引发的讨论。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入手，对曹植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认为曹植早年“行事未免太欠磊落”“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后来受曹丕父子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后收入《历史人物》一书。《文史哲》
1955年第1期刊出贾斯荣《关于〈论曹植〉》一文与
之商榷，认为曹植是具有“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比曹丕“光明磊落得多”。《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刊出张德钧《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维护郭文观点，驳斥贾文观点。廖仲安在《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发表了《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认为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对曹植的评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曹植“并不是一个像一般人所描写的单纯、善良的
‘被压迫者’”，“以‘光明磊落’许植，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溢价之论”。这场争论虽然没有使曹植研究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客观上却使曹植研究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事隔二十余年后，徐公持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重提这场几乎没有结论的论争。文章分析了争论双方的得与失，对以郭沫若为首的几位学者在曹植评价问题上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郭在《历史人物》中无视众多史料，他显示的真相故意在人品和文学成就上全面抬高曹丕，贬抑曹植，以“纠正抑丕扬植”为名，行“抑植扬丕”之实。文章通过详细考辨，证明郭沫若等的主要论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间接地加入了这场讨论，就其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见解。如程毅中《略谈曹植作品的评价问题》认为应把曹植当作一位文学家来看，讨论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曹植到底能不能保持建安文人的代表权，这个问题比曹植能不能取得魏王的继承权更重要。文章分析了曹植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间接批评了郭沫若等人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说法。钟优民在《曹植新探》一书中也说，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是集古今抑植扬丕之大成，对曹植基本上都予以否定，对曹丕则都是赞许的口吻，而反对郭先生的看法在学术界是比较通行的。1984年，曹道衡发表《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一文，指出：“这场王位继承权斗争中，曹丕其实处于压倒优势而曹植处于绝对劣势……这场斗争本来是无是非可言的。不论曹丕或曹植谁争到了继承权，结果也都不过当封建的‘大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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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胡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对政治领域内的曹植做出了新的评价，认为曹植“在政治上是个——尤其他晚期头脑清醒时——有才干、有雄心、有城府并善于忍让韬晦的‘精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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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曹植与曹丕进行比较的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其文艺思想的讨论，批评曹植的人认为曹丕将文章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是文论的正格；而曹植称“辞赋小道”，轻视文学的作用，其文艺思想是保守、落后的。这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反驳：顾农《曹丕曹植文艺思想比较观》认为：“‘小道’云云只是曹植一时的愤激之辞，并非全盘抹杀文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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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优民《曹植新探》认为丕植兄弟俩在论文上既有相通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曹植文论乃是“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结合曹植的生平和思想进行具体分析，认为曹植称辞赋是小道，是与在政治上的建功立业相比较而言的。“我们不能根据曹植那几句激愤的言辞就断言他轻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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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之《论曹植的诗学思想》认为曹植诗学思想与曹丕等人的“绮丽”诗论大异其趣，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诗人的修养、写作经验等方面有明确的认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种文学上自觉的美学认识”，“对于中古诗学的发展具有提纲挈领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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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植诗歌的研究，包括对其创作情况、风格特点、诗歌体裁和诗歌内容的研究。先看对曹植诗歌创作的总体研究。
各种文学史著作对曹植诗歌的风格都有专门的讨论，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认为曹植诗表现哀感的最多，清隽流丽可以说是他自创的一种风格。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认为汉乐府变于魏，而子建实为之枢纽。其变化有三点：一是格调高雅，二是文字藻丽，三是音律乖离，几乎与那些不入乐的诗打成一片。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认为，曹植的诗情感真挚，声调激烈，故令后世许多诗人为之倾倒。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认为，曹植的乐府诗通俗、活泼，比曹丕更能代表那个要求解放的时代的脉搏与浪漫主义情操，曹植因此成为建安诗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论文方面，20世纪20年代就有多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如李开先《论曹子建诗》、钱振东《曹子建的文学研究》以及张为骐《曹子建〈七步诗〉质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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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来，讨论曹植诗歌创作成就与影响的以徐公持《略论曹植及其创作的特点》最有代表性，认为曹植创作风格最突出的是：雅好慷慨、词采华茂。百年来，围绕此问题撰文者甚众，文章数量也占到诗歌研究的大半，但多是陈陈相因，缺少开拓。
近三十年来，学者多从美学角度透视曹植诗歌艺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张晶《论曹植诗歌的抒情性》指出：“从汉代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建安时期是变异的关捩。曹植乐府诗代表了乐府变异的趋势。曹植继承并融合了汉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有强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体得以多侧面的展现。曹植乐府诗‘词采华茂’，代表了中古诗歌的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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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云骏《从“文气”说看建安诗歌》认为曹植的诗多表现阴柔之美，与曹操的阳刚之美双峰并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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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登峰则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了《曹植诗歌的阴柔之美》《曹植诗歌的阳刚之美》等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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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设专节对曹植后期诗歌创作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原本是一位政治诗人，由于后期失去了政治上发展的机会，才陷入矛盾痛苦之中，故而创作成为诗人恢复心灵和生活平衡的唯一途径。
从诗歌体裁上看，学界最关注的还是曹植的五言诗，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有一百余篇。五言诗是曹植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体裁，在现存各种曹植文集所收作品中皆占最大比例，如丁晏《曹集铨评》录完整诗作96首。除前述对曹植五言诗艺术特点的研究外，曹植与《古诗十九首》关系的大讨论尤其值得关注。
2005年以来，木斋围绕五言诗起源说与《古诗十九首》归属说发表了不少于20篇论文，并于2009年出版了专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木斋认为将《古诗十九首》归于东汉无名氏所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不经论证的说法，主张予以“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最终获得历史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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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新的建构：先从一个侧面论证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响”的分水岭，再发表文章廓清了曹操之前五言诗的发展进程，然后提出五言诗成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观点，还论证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以及乐府《陌上桑》《江南可采莲》等皆非东汉之作。木斋通过对文献的选择梳理出曹植与甄氏之间的隐情，结合曹植之死和曹集撰录等，指出今日所见的曹集是经魏明帝曹叡删削的版本，而《古诗十九首》极有可能是被删削的曹植作品。
此前虽有不少学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时代，与曹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没有证据，不肯轻易下结论。木斋这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开辟专栏，傅璇琮、陈怡良、黄坤尧、刘跃进、宁稼雨、袁济喜、孙明君、吴怀东等学者纷纷加入探讨，形成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从题材角度研究曹植诗歌的文章也有不少，主要集中于其游仙与妇女题材作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曹植游仙诗多持否定态度，一直到80年代，陈飞之《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一文的出现才为其正名。陈飞之认为这类诗是动乱时代及曹植后期生活的艺术反映，是“有感而发的寄托精神”，“既表现了他那忠贞如一的豪情，又充满了排解抑郁的远举轻扬的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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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声音依然存在，以张士骢与张平为代表。张士聰认为这些诗是曹植“信奉长生之道的艺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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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极度苦闷甚至濒于绝望的情况下，借游仙的幻境求得解脱和安慰。张平也说曹植游仙诗既有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现追求理想精神的，也有无所寄托的，存在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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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飞之发表了《再论曹植的游仙诗》，在重申原观点的同时，又对曹植游仙诗的创作渊源、指导思想与艺术寄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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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则将游侠与游仙并称为曹植诗歌的两大热点，认为无论寄意游侠还是游仙，都体现了对个性自由和人生价值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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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题材在曹植诗歌中约占八分之一，关于曹植的论文对此往往都有所涉及，但专论文章近三十年较为集中，期刊网可见十篇以上。如张蕾《曹植妇女题材诗作鉴赏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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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曹植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融入女人的不幸之中，封如楼《曹植妇女题材诗歌评析》认为这部分作品很能代表曹植诗清丽华美、“情兼雅怨”的风格，从一些侧面真实反映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同时，曹植也借助这些美女形象寄托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的孤独、怨恨、悲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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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生前自编赋集收录作品78篇，但是曹植辞赋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佚。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收录辞赋49篇，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相对于曹植诗歌的研究而言，对其辞赋方面的研究论文略少，尤其是整体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钟优民《曹植新探》指出：“作为辞赋家的曹植，在建安诸子中亦堪称卓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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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曹植赋从内容上分为纪功序志、哀离述怨、感时咏物、男女恋情四类。陈恩维《论曹植的拟赋及其创作历程》认为曹植通过模拟汉大赋与庄骚之辞，逐渐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最终实现了艺术的集大成，奠定了其“建安之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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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对曹植辞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洛神赋》的研究上，包括对其主题和艺术的研究。
《洛神赋》是曹植辞赋的代表作，也是魏晋抒情小赋的巅峰之作。这篇赋营造了一个梦幻境界，描写了人与神由相见到钟情，由通辞到相会的过程。但因为人神道殊，双方最终只有怀着无限爱恋，含恨而别。赋中刻画的女神美丽深情，令人难忘，全文充满抒情气氛与神话色彩，艺术价值很高。梁昭明太子萧统将此文收入《文选》，使其很早便居于经典的地位，但论者对其主题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感甄”说，一是“寄心君王”说。“感甄”说始于唐人李善，他在《文选注》中征引佚名《记》，认为此赋原是曹植思慕其兄曹丕宠幸的甄后而作，故最初题作《感甄赋》，后来才改为《洛神赋》。“寄心君王”说则以清人何焯为早，他在《义门读书记》中提出，曹植是以洛神喻曹丕，表明心志。之后，这两派都有一大批追随者，百年来更有不少论文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持“感甄”说的，如20世纪20年代有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况》，1935年则有谭正璧发表了《曹子建痛赋感甄文》，认为曹植一生有两大不幸：一是政治上的失败，二是爱情上的失败。爱情上的失败，就是说原属于他的恋人被曹丕夺去。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洛神赋》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每一部文学史都有专门介绍，有关研究论文也很多，包括不少对《洛神赋》主题思想进行探讨的。论者对“寄心君王”说多持否定态度，“寄心君王”说是从作品第五段“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句中引申出来的。这里的“君王”是洛神对“余”的称呼，与现实生活中的君王曹丕是两码事。因人神道殊，不得交接，故洛神在临别时除赠以耳饰，还用“寄心于君王”表达缱绻之情。至于“感甄”说，学术界一般也是持否定意见的，认为是小说家的杜撰，既有悖于情理，又与历史事实不符。甄妃是汉末甄逸女，三岁丧父，后嫁袁绍子袁熙为妻。曹操平袁绍把甄氏嫁给曹丕，甄氏长曹丕五岁，长曹植十岁，当时曹植才十三岁。范子烨借鉴《文选》学研究成果，指出这个故事产生于传奇作家之手，并无历史真实性，后人据此编造的“感甄”说也是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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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赞成“感甄”说的也大有人在，如郭沫若在《论曹植》中认为“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又如，周勋初的《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认为建安文人感慨时事，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废声色之乐。曹操礼法观念很淡薄，并不要求人家为他守节，如此家风影响之下，曹植创作《感甄赋》并非毫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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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感甄”说的学者还有陈祖美，但她所说的“感甄”与前面论者所理解的“感甄”的内涵是不同的。她在《〈洛神赋〉主旨寻绎——为“感甄”说一辩兼驳“寄心君王”说》一文中认为，历来所说的“感甄”都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看成是不名誉的或缺乏伦理概念的，这既是把梦境与现实同日而语，又是把甄后和宓妃混为一谈。陈祖美认为，《洛神赋》无疑是写男女情事的，《文选》把它归于赋的情类，实际上也就是对“寄心君王”说的否定，但这篇赋中君王对洛神那种刻骨铭心的爱，不是一般儿女情长所能比拟的。用“感甄”来概括《洛神赋》的主旨虽不恰当，但在一定意义上还算切题。文学创作离不开作者的生活，“感甄”只是指作者为感念甄后抒发情志而作此赋，不能把艺术形象和生活原型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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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两派之外，也有学者尝试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赋的写作意图。如詹锳《曹植〈洛神赋〉本事说》怀疑此篇赋寓“求贤自辅之意”，与曹植身边的丁仪、丁廙兄弟惨遭诛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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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文选〉赋笺》认为“曹植既有忧生之嗟，复怀友于之痛”，撰作此赋是为了悲悼任城王曹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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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洛神赋〉与〈闲情赋〉》指出曹植“本冀亲用，终遭疏忌，一切欲求，溘同梦幻”，此赋与其奉诏入朝时的见闻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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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洛神赋》写作意图的争论更增加了此文的魅力，百年间围绕《洛神赋》还出现了两部专著。20世纪30年代沈达材的《曹植与洛神赋传说》对《洛神赋》相关传说旁搜远绍，结合曹植同时代辞赋创作研究，指出《洛神赋》在体裁上摹仿了宋玉的《神女赋》，宓妃神女不过是其依托的幌子，《洛神赋》只是纯粹的抒情之作，无需过度诠释。2021年，戴燕在其《〈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等单篇文章基础上出版了《〈洛神赋〉九章》，钩稽、参酌大量文献及研究成果，对《洛神赋》的创作历程、题材渊源、结构、主旨、流传、递嬗等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索，当是截至目前对《洛神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有意截断众流，提出新诠释，对突破古典文学研究既有范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毕竟文章所涉及的范围太广，要解决的疑难也繁多，因此也存在一些顾此失彼之处，既有研究成果也有未能吸纳者，比如前文我们提到的跃进、傅刚先生都已经探讨过的《文选》李善注的问题。
曹植与其他文人的比较历来也是为人热议的话题，包括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主要指曹植与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建安诗人的比较，首先是三曹之间的比较，尤其是曹植与曹丕之间的比较，本文第一部分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中已有涉及。相关文章还有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陈良运《三曹三辩》、傅正义《三曹诗歌异同论》等，从多个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三曹诗各有千秋、各有成就。此外，王玫《“抑丕扬植”倾向的形成与演变》梳理了“抑丕扬植”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分析了这一倾向的形成原因。
纵向比较是异代诗人之间的比较，包括曹植对前人的继承学习和他对其后诗人的影响。关于曹植的文学渊源，钟嵘《诗品》即明确提出“其源出于《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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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胡应麟也认为曹植四言“实《三百》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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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从曹植对《诗经》的引用、学术思想、艺术手法、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等方面考察了曹植文学上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如张晓庆发表《曹植作品引〈诗经〉考论》，虞德懋发表《曹植诗歌艺术渊源粗探》等。还有多篇博士论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陈璐《曹植作品引〈诗〉研究》（扬州大学，2015年）、郭迎迎《曹植〈诗经〉接受研究》（安徽大学，2021年）。比较而言，学界对曹植于楚辞的学习更加关注，周建忠《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指出曹植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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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洲《陈思情采源于骚——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认为曹植“诗中虽兼采《国风》，但真正促使他的诗由汉乐府向文人抒情诗转化的是《骚》而不是《风》”，并结合曹植的身世经历，从形式和内容上分析了曹植诗文与屈骚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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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定广《“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则认为曹植因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融《诗》《骚》风格于一体，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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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曹植游仙诗的论文中，不少论者也探讨了曹植继承楚辞“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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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游仙来抒怀的精神实质。
讨论曹植对后世作家影响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其对六朝作家和唐代大诗人的影响上，如虞德懋撰写了系列论文，分别将曹植与阮籍、嵇康、陶潜、谢灵运等作了比较。而吴怀东《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将曹植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加以观察，认为曹植文化活动的典范意义不限于辞采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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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曹植对唐代大诗人的影响，清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就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称其诗歌“源皆出于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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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注明化用或直接引用曹植诗句的李白诗有113首；他的《李白乐府探源》一文明确提出李白有9首乐府诗的诗意和文辞源于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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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巍《试论李白对曹植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张笑菊《李白与曹植比较研究——以女性诗歌和游仙诗歌为例》、尹晴《李白游仙诗和妇女诗对曹植的继承》等文章都分析了李白对曹植的继承和发扬。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就称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他对曹植的推崇表现在多个方面。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统计，杜诗引用曹植诗文典故多达二百余处。萧涤非说：“间尝求之吾国文学史，其足与子建后先辉映者，吾得二人焉，曰前有屈原，后有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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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贤、曾伟等分别撰文具体论述了杜甫对曹植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此外，学者还关注到了其他文人对曹植的接受，如周玉华《论李商隐对曹植的心灵共鸣》分析了李商隐对曹植心灵上的认同；王吉鹏、杜亮梅《鲁迅与曹植》将鲁迅对曹植的评价加以梳理解读，探讨鲁迅在魏晋文化的考察中寻找时代变革的历史渊源，认为对曹植文学的考察启发了鲁迅对“人”的生命本体诸多方面的关注。
进入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界开始尝试把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本学科领域。对曹植的接受进行历时性研究的首推王玫的专著《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该书将曹植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叙述，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个维度对曹植《洛神赋》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评述，并将六朝、唐代列为曹植接受史上的两个高潮期。王玫之后，孙娟《曹植诗歌接受史研究》、王津《唐前曹植接受史》等博士论文又将曹植接受研究进一步具体化。
首先是关于曹植散文的研究。
相对于传统的诗赋研究，学界对曹植散文关注的不多，且主要集中于章表。曹植的表今存较完整的有33篇，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赞扬曹植的章表，以“独冠群才”许之。徐公持说：“曹植这些表文写得实在精彩。作者以壮盛的气势，浩瀚的情怀，贯注进每一篇章，每一段落，将章表这种朝廷公文，写出了勃勃生气；另外，表文词句典雅，藻采瑰丽，音节浏亮，篇体华美，极富阅读效果。文中又多引述先代史事、经典训诰，也不避采撷近人撰著、民间谣谚。总之这些表文词章彪炳、文义相扶、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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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董家平《曹植章表“独冠群才”的精彩与悲哀》以“立意高远、陈情恳切、理深文赡”称之
[41]
，而崔积宝《论曹植的表》将曹植的“表以陈请”概括为黄初年间的谢罪避害和太和年间的逞才自试
[42]
。王启才《“抱利器而无所施”——曹植后期表文指瑕》把曹植表的优缺点与其本人的愿望和命运相联系，从奏议文体写作的角度指出曹植后期表文的不足，希望对当今上行公文的写作有所鉴戒
[43]
。此外，曹植的论说文也有几位学者深入探析，曹瑞锋探讨了曹植的史论文章，认为在同题史论中，曹丕、曹植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且这种史论已成为言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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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东从前人较少关注的《辨道论》与曹植生平经历以及建安政治、学术、思想环境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此文是载录曹植政治活动与理论思考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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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对“鱼山梵呗”传说的相关研究。南朝宋开始出现曹植仿效鱼山诵经声造制梵响之说，又云鱼山梵响与道教音乐互有影响，见《高僧传》等文献。唐以后佛教文献中有关“鱼山梵呗”的记载更多。之后，在中国佛教音乐史研究领域，认为中国较早的佛教、道教音乐形式，都明确受到“鱼山梵呗”的影响，而曹植就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始祖。2006年9月，在山东鱼山举行的首届鱼山梵呗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上，大部分学者都遵从这一观点。此后，张振龙发表多篇文章加以阐扬，如《佛道关系背景下曹植“鱼山梵呗”传说的再审视》《曹植创制“鱼山梵呗”传说的地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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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范子烨发表《鱼山声明与佛经转读——中古时代善声沙门的喉音咏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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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鱼山梵呗传说的真实性，认为鱼山声明的诞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硕果，其学生刘志庆翻译了英国学者的《曹植与梵呗之进入中国》。持反对意见的首先以王小盾为代表，他从宗教史、文化史、文学史等角度加以详细考辨，发表长文《鱼山梵呗传说考辨》，认为这个传说缺少依据，曹植不仅没有制作鱼山梵呗，而且不曾信奉佛教。而翟风俭《曹植与梵呗〈睒颂〉关系辨析——兼与田青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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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曹植是否创作梵呗《睒颂》，目前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
除以上两方面的文章较为集中外，对曹植的研究还有一些角度，如从其诗赋的意象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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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三国志》记载分析曹植心迹
[50]
，从文论相关评价入手分析曹植诗文，联系文学史上类似案例研究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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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史和心态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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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回顾百年曹植研究，受政治等因素影响，也曾有过曲折，而进入新时期以来则实现了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在方法论上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随着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对一些传统命题实现了多角度的研究。通过几代学人的接续努力，曹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推动了建安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对于作家个案研究也富有启发意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众声喧哗中，存在一些陈陈相因，为发论文而写论文，缺乏创新的情况。从文章面貌上看，能做到在“深刻阐述文学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著者本人的性格，书中不仅有古人，还应当有著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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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论文更具有可读性，凸显鲜明个性色彩的地方还不够多。展望未来，我们在继承前辈学者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实现突破：第一，在技术革命的时代，有了便捷的网络与电子文献，仍然要静下心来细读文本，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第二，要重视学术个性，增强文采，曹植有“绣虎”之誉，研究他的论文也应该挥彩笔、铺锦绣；第三，要抱着“经世致用”之心去研究曹植，从其创作中发掘文化内涵，从其经历中感悟生命哲学，作出具有当代特色的解读；第四，虽然曹植研究属于个案研究，但文学史上文体、艺术表达方式、流派形成等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需要将曹植置于更广泛的时空中进行探究，打破学科壁垒，以期有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