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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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欧阳晨雨

▲3D揭江歌遇害最后10小时：房东称嫌犯或在天台喝酒等人，视频来源：新京报动新闻。

在这个寒气料峭的冬天，一场万众瞩目的异国审判，随时可能成为一根点燃道德审判火桶的导火索。

12 月 11 日，留日女学生江歌遇害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开庭审理。从前方报道情况看，被告人陈世峰及其辩护律师提供了不少生猛“爆料”。比如，陈世峰陈述作为凶器的水果刀，是刘鑫从房间里拿出来递给江歌的，并且迅速关上了房门；陈世峰的律师说，江歌用肘部多次按门铃，但是刘鑫都没有给江歌开门，等等。

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网友，这些来自法庭的“爆料”，意味着什么？

▲东京裁判所前等待庭审的人。

意味着刘鑫就是江歌之死的“罪魁祸首”，她不仅对室友江歌“见死不救”，还说谎话、作伪证，在人设上 low 到了极点。

也难怪，这些信息一经曝光，便引来无数网友新一轮的道德谴责，在他们的眼中，仿佛看到了法槌落地有声。

问题是，这些看似有模有样的“爆料”，仅是江歌遇害案被告人一方的“一面之词”。作为被告人的陈世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把有利于己方的话都说了；作为被害人的江歌，已经没有说话的可能；而作为证人的刘鑫，甚至还来不及发出半句辩解之声。

▲江歌。

单方“爆料”，不能作为事实的真相

这些单方面的“爆料”信息，能作为事实的真相吗？

庭审中，控方主张陈世峰为蓄意杀人，并提出警方在陈世峰所在大学研究室中发现了刀具的包装套，这显然就与 “ 刘鑫递刀说 ” 冲突。

透视这些喧嚣的“爆料”表象，无论是陈世峰的供述，还是陈世峰辩护律师的“抖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损己利人”。

尽管陈世峰对伤害江歌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也仅是承认“误伤”而已，“透露”刘鑫的信息，将对方置于法律和道德的烤架上，无形中不仅减少了舆论对己压力，还能向法官释放自己主观恶性较轻，甚至没有杀人故意的特定信息，为自己从轻判决埋下“伏笔”。

或许，这些信息的散布，本身就是一种辩护策略。

▲ 命案就发生在折扇门前。

再看辩方律师针对检方提出的指控，称陈世峰第一刀并非有意杀害江歌，而是误杀，看到倒下的江歌，想到高额的治疗费用，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向终结，才又继续刺刀。陈世峰去江歌所住公寓，是找江歌咨询恋爱问题，而不让刘鑫知道。

这些辩护意见的提出，虽然不是在庭审质证环节，却也是在为代理人 “ 左挡右拆 ” ，排除 “ 蓄意 ” 成分，为定罪降格。

经过庭审质证才能确定证据

对于现代法治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庭审质证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陈世峰的法庭供述也好，辩护律师的陈述也好，都没有经过庭审质证，而未经过控辩双方交锋、得到主审法官的采信，就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也就是说，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

▲江歌生前所住公寓附近，夜晚人很少。

退一步说，就算这些“爆料”经过了庭审质证，也仅是证据的一种形式罢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有七种，包括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

日本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自白证据、传闻证据、书面材料等证据种类。对于各国刑事诉讼，单一的“言词”证据，在证明力上，不仅要弱于物证等，也要弱于数种证据形成的锁链证据，已成为制度共识。

所以，对于民众而言，此时还是要耐心观审，看法官如何采信证据。而不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据新京报报道，控方也拿出了足以让陈世峰被判故意杀人的猛料。比如说，警方在其大学研究室中发现刀具包装套。

无疑，刀到底从哪儿来，是谁拿的这个细节，对于认定他到底是蓄意杀人还是激情过失杀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经过法庭质证，仅从双方提供的材料来看，我们很难判断。

情绪能被“爆料”所轻易左右，固然是一种朴素正义观的体现，却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我们较为单薄的法治精神。

诚然，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法律的真相只有一个，法律的审判结果也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