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为何最后选择了没有个性的昆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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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涵 

来源：宋涵wonder（ID：songhan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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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场景：成年男人背后掌控大权的“女人”

前几天朋友圈在讨论一个叫《中国式相亲》的电视节目，节目的规则是这样的：两个成年男女找对象，女嘉宾看不到男嘉宾，但却要先经过男方父母或亲戚的评价和筛选，男方父母对“未来儿媳”要求颇多，指指点点，生怕自己儿子“吃亏”。

这的确很“中国式”，在民国以前，中国人一直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几乎是所有人都遵循的公约。即使到近现代，这样的传统对深信儒家的知识分子也影响颇深，1982年，21岁的大三学生李开复就被母亲警告“千万不能和美国女孩交往”，在父母和姐姐的安排筛选下进行相亲。李开复后来回忆，他幸运地在相亲中找了“一生真爱”。

按照西方的精神分析，儒家文化是十分不堪的：父母代替子女选择结婚对象，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乱伦，也就是有强烈的参与子女性生活的意味在里面。儒家强调的“孝”，也是长辈对下一辈人格的无情吞噬，因为，在一个人最重大的事情上，你是做不了主的。鲁迅作为中国近代最不羁的灵魂，就清楚地看见：

这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隐喻即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生长的人格——没有一个“人”，不是我吞噬你，就是你吞噬我。儿女的身体和生命都不是自己的，都是要奉献给父母“吃”的，谈什么精神和人格的自主呢？

没有精神和人格的自主，又怎么能说有“人”呢？

这样一看，就难怪会陷入鲁迅的激越和绝望了：泱泱大国，竟然是丧尸遍地，一个咬一个，一个传染一个：“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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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作品“血缘大家庭”系列

《中国式相亲》节目设置的规则和内容，很容易引起大量女性的反感，因为这再现了中国女性在当下婚恋中的痛点：她不是和一个男人结婚，而是“嫁入”一个家庭，更要命的是，这个男人也没有主心骨和话语权，他更像是一个和原生家庭共呼吸的婴儿。

不过，这样的文化和父母养大的“女儿们”，就不是“婴儿”了吗？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成年女性；张靓颖母亲跳出来干涉女儿结婚，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平凡的世界》里，女主角润叶只是因为“二爸二妈”几句劝说，就嫁给一个完全不喜欢的男人，婚后又以性冷淡惩罚丈夫，这样一个别扭又糊涂的角色，也会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喜爱。

“乖乖女”不像“妈宝男”那样备受攻击，也是性别中的双重标准。只是在婚后，“娘家”对小家庭的影响力远小于“婆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父母认为女儿出嫁就是别人家的人，而儿子永远是自己家的），女性在婚育后的纠错成本也远高于男性，“妈宝男”比“乖乖女”的危害才更大。

如果“敢爱敢恨”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那么，在婚恋中，我们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都不具备这样的自由和勇气。也可以说，很多人都丧失了“做人”最重要的乐趣和体验。如果父母有热衷于为子女择偶的癖好，也基本可以推测出，父母并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乐趣和活力，才会剥夺子女的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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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事业上可以独当一面、果断抉择的男人，却“很听妈妈的话”，即使在婚恋事务上也任由妈妈折腾，不愿忤逆——如果给这样的男人贴上“妈宝男”，那“妈宝男”真的太多了，许多优秀的男人都可以被归于“妈宝男”。按鲁迅的悲观眼光来看，中国女人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正常的男人了。

道理上明白，和情感上能做到，是两回事。从精神分析带有“宿命论”的视角来看，“妈宝男”之所以存在，根源不在于儿子，而在于母亲：因为有一个控制欲十分强烈的母亲，所以才有言听计从的儿子；那些没有成为“妈宝男”的男人，只是幸运地拥有一个相对放手的妈妈。毕竟，能够惨烈地与父母对抗来完成个人自由的人，是极其罕见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鲁迅大胆地批判“孝道”，但对自己的母亲，也是依顺的。鲁迅说：“阿娘是苦过来的。”鲁迅二十多岁时，母亲做主给他定了亲，并于1906年把他从日本召回来，逼他结婚。鲁迅对这桩包办婚姻虽极为不满，但又不愿伤她的心，也屈从了，他说：“当时正处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了。”

这样的依顺，并不仅仅是出自“孝道”的社会要求，而是有发自内心的对母亲的心疼和同情。也许就是这种情感上的牵绊，造成了鲁迅身处他所厌恶的传统文化、急欲挣脱却又无法彻底决裂的苦闷与煎熬。

朱安被鲁迅视为“母亲赠送的一件礼物”，无法抗拒的“礼物”

而我们有这么多制造出“妈宝男”的妈妈，也和女性整体的处境有莫大关系：强大的控制欲往往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无论是在社会话语权还是在夫家话语权中，她们都是“人微言轻”，父母不理解她们，丈夫不理解她们，她们甚至要吃许多苦头；在成为母亲之后，她们咬紧牙关，以子女和母爱为支撑，供给着子女的需求，对儿子，尤其寄予资源和厚望。而当一个儿子与母亲共同经历了这一切，他和母亲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恩义同盟，是他的情感基石，不是能轻易动摇的。

倘若要抽掉这一层基石，他也就破碎了。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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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美才是周杰伦最爱的女人

周杰伦是“妈宝男”无疑。

他从小就十分听妈妈的话，妈妈逼他练钢琴，即使他也渴望像其他小男孩那样出去玩，也不会说一个“不”字。成名后，周杰伦很喜欢玩各种电子游戏，也是在弥补童年的自己。

周杰伦还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专门做了一张专辑以妈妈的名字“叶惠美”命名。他所有的收入，都全部交给妈妈保管，只有在用钱时，才找妈妈要。他挑选另一半，必须要妈妈喜欢才可以；有了女友后的情人节，也要陪妈妈一起过。

周杰伦这样的行为，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孝顺”来定义，叶惠美真的已经内化为周杰伦的精神支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叶惠美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在养育周杰伦的过程中，必定付出了许多关爱和心血，而她应当也在有意无意中传递了“妈妈的生命里也只有你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周杰伦不仅离不开妈妈，还必须与母亲紧密连在一起，这不仅满足了他作为儿子被妈妈永远照顾呵护的需求，也满足了母亲的情感需求：儿子就是她毕生的理想与慰藉，他不可以让妈妈伤心。

所以，在婚姻这件事上，昆凌就是周杰伦的“宿命”。许多女人对周杰伦选择了昆凌，有些看不懂，这个嫩模实在是毫无个性与出彩之处，前女友蔡依林和侯佩岑好歹在事业和才华上也和周杰伦更“势均力敌”一点啊，有人甚至评论昆凌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完全由周杰伦支配。

可是，这样一个毫无个性的小女人，的确就是周杰伦的绝配，这样的她，才可以契合在周杰伦与母亲叶惠美之间，让周杰伦和叶惠美都特别舒服，毫无压力。舒服，正好是许多男女走入婚姻的前提，就像猫咪可以毫不防备地露出肚皮。许多情侣爱得惊心动魄，相处起来极具戏剧张力，但却无法在对方面前放松，展现出最真实、最舒服的一面，注定难以成为长期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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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再有才华，但与母亲如此“共生”：与母亲同住，母亲掌控全部财产，节假日必须陪伴母亲，并没有几个女人能受得了。据媒体报道，蔡依林和侯佩岑都比较有个性，与周妈妈相处并不是很亲密，而周妈妈也不是太喜欢她们两个。

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可以感受到周杰伦母子之间这不同一般的“亲密”，都会有抵抗和敌意，都希望离这个未来的婆婆越远越好。这样的“三观”也是正常的，可它与周杰伦的个人历史不符：排斥周妈妈，就是在否认和挑战周杰伦的“过去”，否认他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与周妈妈融合得天衣无缝，才能融进周杰伦的生活与内心——婚恋中的现象，还真的无法用道理上明确的“三观”来衡量与分析，而的确与“宿命”有关。

所谓“宿命”，就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与父母，这是他/她一辈子都难以彻底割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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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能长久在一起，甚至走入婚姻，无论看起来多么不相配，这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相配性”。

我们在生活中好像常常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很优秀的男人找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或一个很出色的女人找了一个普通庸俗的男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样的现象都很好理解：“优秀”体现的只是一个人的能力、才华与对成功的渴望，并不能代表他们在情感与欲望上的健康与丰足。相反，“优秀”的人往往有一些在常人面前无法流露的弱点或癖好。

而一个看起来普通或平淡的人，身上却往往有某种特殊的“好处”：他们具备某种钝感，这样的钝感使他们不那么敏感，但稳定性很强，包容性也不错，他们或许没有强烈的才华和欲望，但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优秀者”的敏感、怪癖和波动性，没有批判，没有反弹。

年纪很小、资历浅显、看起来没有任何个性的昆凌，就恰恰成了周杰伦的“容器”。

周杰伦、昆凌和叶惠美三人在婚前的日常，昆凌很贴心地给周妈妈拍照，相处融洽。

周杰伦、昆凌、叶惠美这三角关系，也因为昆凌这个毫无攻击性的“角色”的加入，反倒变得良性起来了：周杰伦和叶惠美都在其中感受到了完全被接纳和不会被分离的安全感，叶惠美越来越不粘儿子，开始拓展自己的生活，周杰伦也逐渐把中心转向了妻子和女儿，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丈夫与父亲的责任。

不说他们未来的变化，昆凌对于周杰伦，至少在他的某个心理阶段，是绝配，她让他走出了“全世界的女人只有母亲是中心”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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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际上就是以“前因后果”的动态思维来看待一个人当下的选择和命运。没有哪一刻是独立存在的，是完全静止的。

“妈宝男”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之所以成为了现在的他，也是由无数因缘际会在作用着。尽管我们可以用“妈宝男”的标签去评价一个人，表示理智上的批判，却并不能改变他的过去，他的情感软肋，他的个性动力。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如果无法接受对方的过去和最真实的一面，就不能称作是经历了真正成熟的爱。

这并不是为“妈宝男”洗白，或劝说女性去接纳“妈宝男”，而是说，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历史和黑洞。

鲁迅的悲观与绝望，来自于对社会集体文化的愤怒和无力：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都无法逃离，都无法隔绝传染源，我们都有“病”。

既然大家都有“病”，那还是有“病”得深和“病”得浅的，有可救和不可救的；我们看得见别人的“病”，未必我们自己就没有“病”：我是重“病”还是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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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为折磨他人者。”

如果要在绝望和悲观中去寻找希望和乐观，那么“希望”还是在于个体的“我”。

“我”若是健康的，我不会去折磨他人、控制他人，我不会成为制造悲剧的源泉；

“我”若是健康的，我会看见他人的扭曲和苦难，对于那些可救的，我尽量理解和帮扶，不嘲弄，不践踏；

“我”若是健康的，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我悲悯，平静地放手，他们或许在下一世中会得到新的历练和升华；

“我”若是病人，我先自救，我观察、自省和学习，保持更新，并相信和接受那些健康的人伸出的双手；

“我”若是病人，我仍然要爱自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唯有爱，能使“我”获得更多温柔与力量，而不是转向虚弱的残暴与杀戮。

“我”若是病人，当“我”爱自己的那一刹那，就在一场失控的传染中按下了停止键，那么，我已经在冥冥中爱了他人。

作者简介：宋涵，作家，著有书籍《生育对话录》《不可慢待的孤独》《只有时间不会撒谎》，微信公号：songhan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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