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平淡和极致，才是商业大片中的一股清流

此前这部纪录片被称为“豆瓣9.4分的现象级纪录片”，B站点击量超过200万。电影一经上映，果然也不负观众期待，上座率居高不下，普通观众、专业影评人纷纷给出“远远超出预期”的超高赞誉。

纪录片将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了在故宫中低调修复文物的匠人们。他们伴着和煦阳光，绿茵如盖，偶尔逗逗笼中鹦鹉和墙角慵懒的猫，工作宁静细致，极具生活气息，在紫禁城中的一角，云淡风轻地“摆弄”着曾经光华耀眼的奇珍异宝，但当经过他们巧手重新焕发生命的文物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却能再次惊艳了时光。

文物修复前

文物修复后

这些文物修复匠人身怀绝技，一代代父传子、师授徒，让小众的修复技艺流传至今，但在纪录片中却也隐隐地透露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忽视老手艺担忧： 尽管流传千年的老手艺在今天看来不是轰轰烈烈、有利可图的职业，但作为历史的财富、民族的财富，它们必不可少，它们需要传承。

一尊名贵的器物静静地放在眼前，师徒们的修复工作也是轻拿轻放，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心中燃着一团火，那团火是专注，更是一种使命感。

钟表组王津、亓昊楠师徒

王津师傅工作时，身体往前倾，抽屉往外拉防止手中古物掉落，桌子前方被白色的木板挡着，防止零件飞出去。钟表修复中，精确最重要。齿轮咬合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不转了，要调试。轮跟轮之间调试好，还要咬合，一点不能差。师徒俩都极具耐心，急了就到周边转转，这是王津的师傅交给王津，他再教给亓昊楠的。

在木器修复室工作的屈峰，口头禅是“慢慢来”

屈峰是200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招聘进故宫的第四批大学生。他拜了当时组里年纪最大的郭文通为师。他是个学艺术的，刚开始对故宫工匠气息太浓的文物不太“感冒”，还觉得修复工作限制了艺术想象和发挥。但是，是师傅的教导让他渐渐领悟了耐心——刚工作不久，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下做完了，师傅说，你做快了。屈峰问，做快了不好吗？师傅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

青铜组王友亮师傅的徒弟高飞正在擦拭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当需要一些重体力活或者登高时，一般由徒弟代劳，师傅在后面指点。王友亮八十年代进入故宫工作，跟随师傅修复了大量青铜器，做工严谨，经验丰富。经过王友亮师傅的巧手，上色、做锈，肉眼已经无法分辨究竟是出土文物还是可以乱真的人工修复，这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传统工艺，由在故宫工作的师与徒一代代默默地延续着。

除此之外，还有陶瓷、漆器、织绣、书画等修复工艺的师徒传承，在紫禁城内一间间看似平凡的平房内，这些珍贵的手艺有生命一般流传到下一代人的手中。虽然手艺的严谨和技术能力十分重要，但“慢工出细活”，一个“慢”字道尽了这些传承千年古老工艺的内在精髓，属于老师傅做工时的那一份耐心和专注更需要在学艺的过程中慢慢体悟。

故宫里的老手艺有其特殊性，有一代代徒弟传承似乎并不太需要担忧。但是，现代科技工艺迅速发展，人们欣喜于信息时代和工业文明带来日新月异的新潮，历史的浪潮下，有许多民间古老的手工技术却容易被人遗忘，搁浅在历史长河的浅滩，成为一块块毫不起眼的沙砾。

现如今，人们习惯将用坏的瓷碗扔掉再买新的，但从前确实存在着“锔碗”的手艺。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中刻画了一位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修瓷碗”的过程。有句俗语叫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种修复瓷器的营生。匠人能不能锔好饭碗之类的瓷器，往往是其手艺高低的试金石，也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绝活。可惜人们在意识到这种不容易做到的绝顶手艺之时，“锔锅锔碗锔大缸”的手艺已经基本绝迹于江湖。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被锔过的瓷碗

已经不存在的技艺徒留遗憾，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还有许多手工技艺一直徘徊在失传边缘。

像这样即将湮没于人们记忆中的传统手工技艺实在不胜枚举，比如曾经家家擅丹青的杨柳青镇的杨柳青年画、晋北一带的原平墙围画、烙画、蛋雕等等，它们是一代代手工匠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在时间里，实在遗憾。

杨柳青年画

不过，尽管它们当中的许多，已经被列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延续生命”，但他们究竟还能有多久的生命却依然堪忧。

原平墙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