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沿岸的岩壁上留着许多深入手掌的槽，这些槽是千百年纤绳转拐时勒出来的，而纤夫，却要将这纤绳背在肩上。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150 个故事
离开汉水的日子
八十三岁的韩正龙，在随县万福店凤凰山移民村度过了六年半。他觉得这儿的水和老家不一样。“老家的水是凉性的，这儿的上层一尺是热的。”邻居韩天鹤听医生说，吃久了会得尿结石。
老家的水，是汉水。很难有人比韩正龙更熟悉水性，年轻时他是一名纤夫，拉船在汉江上下游来往。
眼下韩正龙的日子，大抵只是在空荡的移民村院门前坐坐，晒晒异乡的太阳。一开口，他讲的事情全是水上的。
“在黄滩，水太大，船一下子打横了，我赶紧把搭包子（注：纤夫垫在肩上用于拉纤的挽具）一扔，一个趔趄，船就下滩了——－”，听讲的是个本地老头，一辈子呆在旱地里。
韩正龙是丹江口水库上游郧县韩家洲的人，老家四面环水。2010年8月29日，随着南水北调中线蓄水工程开始，一条轮渡将他和五个儿子以及几百名乡亲的家当载离了韩家洲，从此永远上了岸。几百公里风尘仆仆的大巴，是和水上生涯迥异的最初感受，以后就是这异乡旱地的生活。
六年半过去，韩正龙不知道自己是习惯了，还是从来没有习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眼下在这边养羊，其它两个全都回了郧县，驾船运沙在汉水上讨生活，大儿子也只是暂时在这边。回流是凤凰山移民村里普遍的情形，这是村里终日显得空落的原因。
在私心里，韩正龙想过像水娃子那样，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死在老家的水边，永远留在那里。纤夫生涯落下风湿的腿，不允许他这样做。
水娃子是韩正龙的同龄人，因为八字缺水起了这个名字，抑或是命里太多水，一生在水上打转，人们忘掉了他的大号，顺口喊了一辈子。
水娃子住在韩家洲的对面，和韩家人是亲戚。当初一同坐大巴迁来随县后，他几乎没怎么在距凤凰山几公里的黑龙口移民村里落户，很快父子一同回流老家打渔，直到前年去世，埋在江边的山上。
河南许昌县金营移民村，张荣光在夕阳中打理门前一小条菜地，这是在规划的绿化带上强行开出的。从淅川迁来之后，大儿子儿媳仍在老家，二儿子出远海捕鱼，依旧在水上讨生活。张荣光带着孙子住在这里。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的落脚处，第一次是在丹江口电站工程上马以后不久，被动员去青海支边。
“那里太苦了，逃了命回来。”一半的人把性命留在了青海。虽然这里的水也咸，不如老家淅川，但相比之下，张荣光已经满足。在这座村子里，还生活着和他一样从青海逃回来的20多个移民，包括他的哥哥。两人的父亲则饿死在了那里。
韩天鹤是韩正龙的侄子兼隔壁邻居，当过代课老师和供销社干部的他，是移民中的“文化人”。他的妻子儿女都回了十堰，一人留守在此。在这里，他早年下河捉鱼河沿江散步的习惯都已作古，变作了下象棋和写打油诗。在一首追叙搬迁离乡的古诗里，他写下“一江清水送北国，两汪苦泉自个儿喝。”
确实，祖辈栖居的江水，服从于中线调水的需要，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他们。但融进血液的水分无从析出。移民们像鱼儿那样洄游，像弃置的端午锣鼓，保留着往昔的回声。
水娃子
水娃子搬下来不久，就跟儿子回老家了。
老家的房子已经拆除，儿子康正宝眼下栖身在废弃的学校里，这是他在老父过世之后觅得的栖身之所，之前一直寄居在亲戚家。学校在坡顶，需要爬一段有些陡的便道，库区蓄水淹不到这里。但它的生源大部分随移民迁走，三层教学楼砖体发霉开裂，已成危房，院坝里长了一地芝麻。
康正宝的安身处是三楼一间教室，黑板上还留着以往的数学公式，掺杂了新近的卖鱼账目。床和地上布满杂物，却没有成型的东西，一架只剩壳子的风扇，是唯一的电器，似乎一切都是临时的。康正宝早上收网回来，赤裸着铜色的上身，坐在凌乱什物间的一只小板凳上，不太习惯地聊起了父亲。
“我家四代打渔。”到水娃子这一段，依旧在水上讨生活，却在1968年丹江口电站蓄水时，被迫搬迁到长江以南的嘉鱼县。
离开了水面，水娃子没法习惯。呆了几年，自己跑了回来。一位同期的移民说，当时90%的人选择了回流。
回来之后，水娃子一家成了黑户，在水上东躲西藏，没有落脚之处，康正宝就在其间出生。一岁多的时侯，为了躲避政府抓捕遣送，水娃子一条船划到了堵河上游，在深山里安了家。这里有几户姓康的人家，以前遭遇饥荒，水娃子给生产队打渔搞副业到过这里，用打到的鱼周济过他们，眼下提供了两间棚屋。找到住处之前，还在红薯窖里安过身。
一家人在堵河落了户，卖鱼换粮食吃。岸上只是有个偶尔过夜处，一家人升火做饭也在船上，屋顶就是船篷。辛苦辗转之中，水娃子妻子去世，一人带着几个孩子水上漂，康正宝从小在水里泡大，十来岁开始跟着父亲捕鱼。
直到改革开放，才找关系上了户，回到了老家，在江边起了土房子。以后赶上第一次搬迁，往后坡上靠了几十米。1999年起了两层楼房，没想到住了十几年，赶上再次搬迁。
“他坐到桥上就哭了，说搬来搬去受罪，再搬就从桥上跳下去。”康国宝说。“搬一次败一次”不止是水娃子的经历。韩正龙幼年丧父，和瞎眼母亲居无定所，成年后葺了两间茅草屋，靠拉纤养活家小。好容易家境爬起来一点，房子扒了茅草苫瓦，住了五六年赶上丹江口第一次蓄水，要求后靠搬迁。韩正龙舍不得房子，一直到水淹到家门才走，得到了几百块补偿。韩家洲的人都是那次从江滩搬上梁子，吃水不便。住了二三十年，又赶上这次搬迁，走得更远。韩正龙一生中搬过五次，“这是第六个住处”。
康国宝回忆，父亲哭了好几场，不得已跟着大家下去，一下去又哭，他也呆不住，无事可干，在移民村修了几天路，手上完全没感觉，看着一片旱地，心里直发慌。“做梦都是老家的日子”。只要回来，怎么活着都行。耐着性子呆了半年，打听到小孩回来能上学，父子就搬回来了。
搬迁之前，八十岁的水娃子自己还有一条船，一副小粘网，自己弄些鱼换酒钱。回来之后，他无船可下，坐在亲戚家院坝里，每日望着江面发呆。两年后他去世了，最后一次的搬迁，似乎伤了他的元气。
最后的时光，他在十堰城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家里轮流住，但相比十堰城里的出租屋，他更喜欢呆在小儿子寄居的亲戚家。每次从住处去上游的辽瓦店理发，走过江边老屋的旧址，“他都哭得跟啥样的。”库区蓄水没有到达规划水位，始终没有淹没老房子，但只剩了一片人手拆除后的废墟。
前年腊月二十八，小儿子的班次还没到，看着他身体不行了，发高烧，赶紧送到小儿子家里来，半路上就去世了。
过世的水娃子，和父母葬在了一起，在坡上一处小松林里，遥望汉江。他终究有了一处可以安心休憩之地。
一个叫韩天顺的人，打算学习水娃子。迁徙到随县石府移民村之后，他查出自己得了肝癌，就跑回老家投靠女子，准备死在那里。他如愿以偿，埋在了加油站附近坡上。当初搬迁下来的老人，已经有十多人过世，埋葬在异乡的土地里。
图 | 回流家乡移民的采砂船
生计
康国宝每天的生计都挂在网上，一大早从水里拉上来，看得清楚。
网是傍晚下的，清晨收网，下的是大粘网，一排两百个网眼，可以在水下站立十米，像一睹城墙，绵延六七十丈。网眼两寸四，可以捕获从一斤往上到二十来斤的鱼。主要的品种是红花鲢，重量多在十几斤。以前江中鱼类的品种更多，有红哨鳊，翘嘴鮊，鲤鱼和黄颡。蓄水之后，洄游鱼类就减少了。
“打渔就是小打工的钱。”四五副大网，运气好时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不好时只有几十元，一年可以整个两三万。但相对于打工，康国宝更习惯干这个，“自由”。妻子也出自渔家，和他一起搭手下网。与以前不同，眼下他失去了这里的户口，只有用别人的手续，“自己小心点”。因为禁渔期下网，他被抓住一次，罚了千多元的款。平时遇见了，因为没手续，也要“进贡”。也有人欺负他，故意扯他的网。医保在这边也用不了。
关于未来，康国宝没有打算，只看几个儿子。儿子们或出门打工，或上技校，祖辈几代的水上生活，到他这代要终止了。
躲藏在汉江岸岔打渔的“黑户”，不止康国宝一个。
王顺栖身在柳陂镇一家拨叉厂废弃的单身职工宿舍楼里，日常偷着出去打渔。打了几十年鱼，兄弟三人都是渔夫的他，自从库区蓄水被要求搬迁，就失去了捕捞证，变成了黑户。他们被要求迁往的地方，是遥远的武汉汉南区银莲湖农场，多涝灾，他下去看了一次就断了迁居的念头。
当初他打渔一年可以赚十几万，现在则几无收入，奔波在上访和打官司的路上。他的老屋远在水位之上，只是耕地大多被淹没，按照无地的标准划入搬迁范围。但让他郁闷的是，由于蓄水并未到达规划的170米正常水位，那些被划走的滩地并未淹没，成了满目疮痍的采沙地。他和另五个邻居一样，一直没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却阻不住老宅化为一片废墟，连家什也没有抢出来。
王顺栖居的单身宿舍楼废弃已久，水房和垃圾口覆着陈年霉斑，散发出一股温吞的臭味，让人呼吸沉闷。小屋除了地上锅碗和一床发黑的蚊帐，几乎没有成型之物，似乎事故现场。曾经的生活被调水完全毁掉了，似乎从未存在过。
韩家洲以前每个人都会操网打渔。供销社退休职工韩天鹤的记忆中，鱼就像青草，是家中日常之物。
韩天鹤的水性在同龄人中并不算好，但和儿子韩可以都会打渔，一网打上来，格眼上挂着红红白白的小鱼，像一副晾晒的花格子床单。把小鱼用水桶担回家，人吃大鱼不吃小鱼，小鱼打成粉喂猪，“猪吃了鱼，长得白里透红。”
这样的好日子，随着人类滥捕慢慢消逝，又因调水戛然而止。对于大部分回流的居民来说，眼下吃水的大宗生计，是挖沙。
在辽瓦店渡口码头上，停靠了一大片船舶，在阳光下散发出微微的铁锈味道，这些都是运沙船，看上去有些旧了，仔细看看，有些还很新，是刚刚换过的，新船总是更为庞大，船肚更深。其中也有韩正龙一个儿子跟人合股的半条。
合股买船是眼下的常态，随着拉沙船扎堆，只有一次载得足够多，才有赚头。但这也导致本钱高昂，往往需要多家合股。50多岁的韩天钧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新买了一条大船，总价两百万，韩天钧自己只有一部分积蓄，靠四处借钱，有的需要出二分月息。他的安置房在黑龙口村，“下去十来天就回来了，过年去一下”。
迁徙之前，他干的就是挖沙和挑沙的生计，也有一条捕鱼的小船，“弄着玩”，后来自己买了柴油船，自挖自运，供别人起房子。搬迁时船也没卖，后来需要换大船才处理了。
蓄水之后，水体加深，沙源减少，采沙权被两家公司统一承包了，使用大型采沙机械，船民们的生计只剩下运沙，航程和周期加长，以前的小船被淘汰，船体变得越大越好，直至眼下的一船可载600方，一方3600斤，远远超越了韩正龙记忆中的大船。从采砂地佘家店运到郧阳，一周一次，利润也不过一万元，四家分账，一年下来分红也就两三万块，“只是不想打工，才蓄这个船”。
三个合股人住在船上，舱室有一股油漆味，生活简单，住单人床，夏天被上烤下蒸，蚊蚋滋生，晚上不敢开灯泡。身上汗透了，只能随时扎到江里去泡着。吃江水，没有蓄水前的水质好，只能烧开了喝，不像以前随口就喝。妻子在十堰租房，他三天两头回去，老丈人也从随州接了回来。至于随州的安置房子，只是打算“万一这儿干不下去了，再去住”。
韩天钧年轻时打过工，在建筑工地上提灰桶，收入和船上运沙差不多，但“跑船自由，能照顾家”。这天他来到船上排队，估计到第二天清晨才轮得到班次拉沙。以前在韩家洲有地，全家都能挣钱，现在随州的地荒着，老婆没事干，只能指靠他跑船了。
另外的两个股东也是水库移民。韩天钧说，这里一共100多条运沙船，三分之一属于回流的移民。眼下碎石行业对采沙影响很大，能干多久，他和合股的伙伴都不清楚。但面对眼下竞争的形势，除了下大本买大船，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资本买船的人，像韩天钧当年一样，在船上采沙装沙出力，挣辛苦钱。黑龙口村一位老妇的丈夫已经58岁，在老家给采沙公司挖沙，没有底薪，一月挣2000多还拿不到手，“今年勉强干，明年就不让干了”。以前老头有自己的小船，偷着采沙，现在只能给别人下力了。
坐在视野开阔的驾驶室里，掌握船舵，韩天钧没有感到船长的喜悦，倒有些脚下发虚，“成本太高，不知道哪天能上岸”。
图 | 采砂船老大韩天钧
纤绳与龙头
“拉纤，是上滩的一碗饭。”韩正龙说。
船上不了滩，打横掉头时，如果纤夫不在瞬间撒手，会被连同搭包子拉落江岸，有死无生。
韩正龙20来岁开始驾船拉纤，拉的是生产队的运沙船，记工分。下水在船，上水在岸。纤绳有半里路长，是用四五股竹篾拧成的，据说这样最牢实。两股纤绳末端分出几股两丈长的络绳，用布条缠裹，纤夫一人肩上一根。到了肩上，再缠成搭包子，使肩背能够承受。
别说人肩膀，连岩石也经不住纤绳反复的勒。汉江沿岸的一些岩壁上，留着可以深入手掌的槽，是纤绳转拐时千百年勒出来的，可见受的力有多大。过这些岩壁时，要由几个人专门把纤绳转角往起扳，免得在岩石上硌断。
上水拉纤的号子，叫“扑号”，几个人一齐往前扑下去，才拉得动。有个人专门领着喊号，也注意船的动静，提醒大家遇到危险随时甩搭包子。十来个人拉一个船，遇到险滩，要把两个船的水手并成一班，才能拉得动一艘船，大船要四班人拉。
下水的时候，船工摇橹，看起来轻松，但也容易落水。韩正龙遇到过一次翻船，当时堵河在修坝，不让过船，船去得早了，在等待中倾覆，韩正龙幸亏没被船扣住，仗水性游上了岸。
过滩的时侯，也要喊下水号子，比上水号子平顺悠长，提醒大家摇橹保持节奏，不偏离航道，撞上礁石。到了码头，才是船工休息的时侯，旧社会可以逛窑子，新社会不行了，只好闲逛逛。路过市镇，遇到岸边有洗衣的年轻妇女，也会甩出几句酸歌来，譬如“小小鲤鱼红了腮，上江游到下江来——不爱玩耍我不来”，弄得女子红红脸，算是一乐。
拉纤是个苦力活。工分和在岸上种地一样，都是一天十个，但用的是蛮力，“上滩的时侯，汗把眼睛都遮严了”。雨天石头溜滑，只要不是暴雨，就要照常拉纤。遇到实在太陡的江岸，就走对面。冬天水冻得很，风吹得攥紧纤绳的手背裂开，下雪照常拉。晚上月亮大，也要连夜拉纤赶航程。出门一趟，多日不能归家，吃住在船上，靠冷篷遮雨。
韩正龙拉的是短水，配合堵河小三峡修电站，替生产队出工拉沙，五六天一个来回。长水是穿行汉江中上游，从湖北上陕西白河、安康，要一个月以上。如果是大船起汉中，跑武汉，要一年来回。汉江上游只有两艘大船，安康一艘，另一艘就在韩家洲，装十来万斤货。
说起大船来，韩正龙有些出神，“头半截装八尺高货，桅杆顶上能放十二个小菜碟子。”顺风上行，用绞杆升起帆布，纤夫能够省大半力。
堵河电站修好以后，韩正龙告别了纤夫生涯，但他并没有上岸，改行打渔拉沙，直到儿子们长大成人，接班跑船，一直在“吃水”。丹江口水库一修，汉江上的纤夫成为历史，上下游隔断，跑武汉的大船也绝迹了。随着水电站频繁修成，长水船也失去了航程，韩正龙大儿子经营的班船也停了。
前几年时间，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有人找到韩正龙，请他和别的老伙计一起表演如何拉纤。脱离了当时情境，韩正龙总觉得不像。“只有在那个时侯，那种危险，才能喊出来扑号子，演不出来。”
和纤绳一起成为“遗产”的，还有康国芬家阁楼上的龙头。
龙头由一块整木雕成，木质沉得超出意料，披着红绸和胡须的穗子。龙头从上几辈人就开始用，旧了就漆一道，年代都掩盖在红蓝两色漆之下，似乎仍旧光鲜，穗子也是去年换过。龙头雕工不乏讲究，吐出的木舌头，带弹簧装置的犄角，额头有王字花纹，用的时侯立在船头，还插上当令的山花，花哨又不失威风。
用到龙头的场合，是每年的端午龙船会，这是韩家洲人最风光的日子。全柳陂镇十几支赛队之中，他们总是拿第一。四年一度的全县龙舟赛中，他们也总是夺标。
即使是水性并不出众的供销社干部韩天鹤，也参加过划龙舟，享受过抢彩头的快意。有时龙舟翻覆，大家七手八脚正过来，继续争夺各家预备的彩头。谁家放鞭炮，就往谁家去，争抢随时抛下的香烟啤酒、红包之类。搬迁之前那年的端午，赛龙舟的仪式最为热闹，远近人们慕名而来，塞满了一条江，但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的热闹了。
韩家洲有五条龙舟，龙头轮流接送，这年正好接到康国芬家里。龙船会结束之后，她不知往谁家送，将龙头带来了随县。
虽然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康国芬眼里，老祖宗传下来的龙头，“灵性还在”，怠慢不得。大年初四，康国芬仍旧按照老规矩，将龙头礼送出门，再自家燃香炉炸鞭炮，把龙头接回来。邻居家也都炸了鞭炮。
康国芬家的外墙上，还靠着一只船舵，竖起来高过了两层楼顶，是从老家的龙舟上取下来的。楼梯下还有几只船桨，桨身镌有“韩家洲青龙会”的字样。康国芬自己，也操过这只桨划龙舟。在韩家洲，没有人不会游泳划船，即使是四五岁的孩子，也抱着水壶酒瓶学凫水。
到了随县，人们的水性用不上了。移民村附近有几个池塘，刚来两年，韩天鹤夏天跳进去洗过，水颜色浑浊，起来身上长痱子。几个上小学的孩子，想在这边的池塘学游泳，没学会。
幼年离乡的他们，对于长辈赛龙舟还有依稀记忆，一个小女孩还记得“四爹卖力划船争得头名”，和那条“特别长的河”，却再也传承不到上一辈人身上的水性了。
图 | 水娃子的妹妹和龙头
支边
58年前，张荣光和二哥一起被大队抽中，去青海支边。和他们一块去的有淅川县金营村的20多名年轻人，男女数量差不多。
“说是动员，也有任务。我家弟兄三个，抽了两个。”身为入团积极分子的张荣光心里也愿意，“那会儿生活不好，想着出去能吃饱。”和张荣光同行的，还有同村的女青年董云宛和年纪大一些的金玉照。
动员干部的描绘中，青海是个美丽的地方，支边青年们将入伍放马，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张家大姐给人当童养媳，二姐送人，母亲到处当奶妈，觉得能走就是好事，何况有敲锣打鼓欢送的光荣，“成分不好的不让去”。其他人也大多高高兴兴地上车。青年们自然不知道，这是丹江口水利工程上马的前夕，需要削减库区的人口，提前减小移民的压力。
上了装生猪的闷罐车，一路向西走，景色越来越荒凉，开始一个一个钻山洞，过了西宁换汽车，又翻大雪山，女娃子有的就哭起来。一直走到青海贵德县，下了车，人们都后悔了。
首先是住。住的是帐篷，三月份的天气，比家乡冷得多，打地铺，搞点柴火铺在身下。在地下睡了一年多，张荣光晚年落下了气血不通指节麻痹的毛病，“身体有寒气”。半夜风一大，帐篷就跑了，人撵不上，整夜暴露在寒风里。帐房不行，又挖地窝子，不怕风吹跑了，但下雨天进水。有的塌方了，人睡梦中闷死在里边。一次冒顶中，村里的三个姑娘死了。
在车上吃的是糜子馍，到了青海开始还有外地调运的米面，后来吃“原粮”，吃青稞面，麦秸做的淀粉汤，吃了解不出大便，姑娘小伙子各自互相抠。没有青菜，女孩眼睛看不见，张荣光也得了浮肿，头发落完。
张荣光干的是养马的活，但没有想象中的浪漫，整天四处找马，养马之外要种地，大半是开荒种燕麦，给马作饲料。鲜少机耕，一人发一根镢头，土壤被土老鼠撒的尿板结，挖不动，规定一天要挖三分地，谁也挖不满量。一年刮三百天风，沙尘漫天，看太阳总是昏沉的。天气太冷，清早起来挑水，眉毛结成两条冰。冷水洗了脸，嘴开手裂。以后搬到总场，地势低洼，蚊虫毒烈，张荣光身上咬得起核桃大的疙瘩，流黄水。
青年们上路后，村里又动员家里老年人前来，张家一家人都去了，家属大多住在西宁。饥荒一来，老人们大量死亡。孩子也受不住，张荣光和同村女青年结婚，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饿死的一堆堆的，一个蒸馍换一块罗马表”。多数人是浮肿加上高原反应，心脏出问题。领棺材要排队。张家两兄弟的父亲饿死在青海。二哥张光荣去父亲的住处找他遗留的被子，看到屋里一大摞死尸，大多数无人收尸，喂老鹰。张光荣为父亲钉了一个小木匣，把找到的被子给他裹上埋了。
没饿死的人们大量逃亡，很多人死在路上。金玉照一到贵德县就因为高原反应吐血，住院一个多月回去种地，又吐血，开小差逃跑被抓，被营长吊起来打，大便拉在裤裆里。一年多后，他还是逃回了河南。很多人没有他的幸运，死在翻越雪山的逃亡路上。
母亲和张荣光夫妻先回了河南，张光荣在青海呆了七八年，最后农场撤销，张光荣因母病回家探亲，母亲没有放他回去，当时人已经几乎跑光了。董云宛被送回河南时，一个30来人的女生队，女伴都跑完了。连送移民们去青海的公家干部，吊打金玉照的营长也跑了回来。
“想起来这事，都不敢想”。在菜地旁的夕阳里，张荣光说。支边给他留下的，只有身上的寒气和记忆中的梦魇。
从青海开小差回家的金玉照，对于再一次的迁徙难以适应，来到许昌三天两头吃不下饭，腰酸腹胀，无事可做，而今痴呆症时时发作。前年儿子回老家走亲戚喝酒，带了金玉照回去。结果他忽然在老家消失了，亲戚们登寻人启事，找了三天两夜才找到，脸都塌下去了。
眼下八十多岁的金玉照，受困于椎间盘突出，只能整日坐在床上。对于自己不能自主的命运，他再也不能开上一次小差了。
外人
韩天鹤在地里翻掘花生，晾晒在阳光下。这是移民们在零星土地上种植的主要作物。
但在韩天鹤看来，比起老家，这里的土地种花生也属勉强：产量不高，泥质难以晒干，不像老家沙地上种花生，扯起来一抖就干爽了。
凤凰山村的地势高低不平，保不住墒，韩天鹤按本地俗话称为“旱包子”，下雨天易内涝，天晴又易干旱，灌溉不便。周围平坦便利的土地，本地人缺乏动力让给移民，他们只得到了一亩地三千块的补偿。移民们的土地大多包了出去，另外当地发展太阳能占了几百亩面积，每人只剩下几分地。劳力回流或者外出打工，种地的人就更少了。
放羊是土地之外的另一宗生计，也是当地扶持的项目。但没有经验的村民们头年损失惨重。贷款从外地买入的种羊爆发疫情，几乎全部死亡，组长韩天俊也和其他几户养羊户一样亏了几万元。今年韩天俊的羊又死去了十几只，再赶上羊价下跌，舍不得售羊。葺羊圈连同买羊，每家投入十六七万，没有见到利润，当初的七家只剩下连同韩天俊在内的四家，欲罢不能。
曾经的“水老大”韩天俊，现在每天和妻子吃住在羊圈里，随时侍弄羊群，割草除虫，家里的楼房，“一年四季空着”。
对于移民村楼房的质量，移民们普遍有所抱怨。一个是赶，一个是短。由于赶工期，下水和屋顶做得普遍不好，排水不畅。为了修补破裂的下水道，康国芬家二楼的地面水泥砸开了。金营村移民房的几排房子根脚，由于下水道和化粪池修建有问题，污水倒灌浸泡墙角，出现了明显的霉斑。
霉斑也出现在各处移民房的天花板上，是漏雨的后果。康国芬家的屋顶有一条明显的裂缝，地上用冰箱盒子接水。由于漏雨情形太过普遍，2016年春天政府出资，让凤凰山村移民们维修了屋顶，情形同样严重的黑龙口还没有动静。
各家墙壁随处可见粗细不一的纵横裂缝，尤其是附属的厨房和围墙更多。一层墙体起初说是红砖，后来移民们搭晾衣绳钉钉子，发现外墙用了水泥砖，钉子扎不稳。有的屋子门窗不周正，像是地震后歪斜了。大体上看，比起老家多年不让改造的砖木或者土坯房，移民村的居住条件改善不小，入住时厨房灶具都配全了。但毕竟是被动挪窝，满意的人是少数。
在金营村，修建移民村过程中发生了腐败窝案，金营村原支书兼村主任金腾蛟与副主任、村会计、村妇女主任丈夫共谋向承包砖块供应的老板索要回扣近八万元私分，被法院判刑三年。2011年许昌市建设工程质检站对金营村房屋质量评估，显示房屋构造柱数量比别的移民村少，原因是金营村签订合同晚，房屋造价上涨。而真正的原因，则在一年后爆发的腐败窝案中揭示。
对于移民村的种种问题，金营村民们持续上访，直至进京。同样的上访也发生在凤凰山村，韩天俊和韩天鹤曾作为村民代表去过市里和省里。
虽然迁来了六年多，韩天鹤的心里，还住着一个外乡人。地域区别和经济上的落后，使移民们隐隐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买菜本地人不讲价，我们要磨价。”黑龙口村一位妇女说。这个移民村里人烟更为稀少，一排十来家房子，平时住人的大抵只有两三家。几个女人和孩子呆在路口晒太阳，似乎只是一时逗留，找不到接下来该做的事情。
六年半中，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发生过两次冲突。
一次是前年的烤鸭店事件。移民在万福店街上开了一家烤鸭店，生意不错，把本地人开的烤鸭店比下去了，以后有两个地痞来挑衅，停电动车堵门，砸玻璃，掀翻凉菜桌子。事发之后，凤凰山和黑龙口的移民几十人去了派出所，要求抓获肇事青年。后来肇事者赔了几千元，烤鸭店得以继续开办。
先前一次是搬迁后两年，移民骑电动车接放学的孩子，因为让车和本地拉沙车发生口角争执，本地司机叫人打了移民，移民回来喊人，几十人去找派出所，最后派出所所长把打人者领到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大声道歉，不该欺负外来移民。其间曾经相持不下，韩天鹤借助酒意闯进了协调会现场，对派出所长说：“我是中国最小的一个文化人——今天有权利要求你们道歉”。对于自己“逼宫”起到的作用，韩天鹤颇为满意。类似的撞车事件还发生过一次，也是移民群体找政府，本地人道歉告终。
“他们看移民心齐，以后也就不找事了。慢慢融合。”韩天俊说。对于多数本地人，包括与移民小区毗连的邻居，移民的感觉是还好。挖花生出入，遇到本地人，韩天鹤也会打招呼，还有个常常“厮杀”的棋友。但婚丧嫁娶，移民和本地人各行一路，互不往来。
搬下来第二年，韩家洲移民们集体回过一次老家祭祖，也想争取一些善后权益，譬如老家的林地，有人还想把祖坟迁来。老家已毁，移民们在猪圈和山洞里住了两天，以后又到县政府，得到的答复是人走了林权不变，要用了可回去采伐。
迁祖坟的说法也未实行。眼下松树林里长眠的老人，其中也有韩天鹤的母亲，棺木都是从老家运来，随县本地已经实行火化，但来自土葬习俗地域的移民们不同意。但随着远离老家，土葬也难以为继，“没有木料作棺材了。”而今韩家洲已经人迹罕至，人的活动消歇之后，灌木疯长，水井湮塞，先人庐墓也难以到达。
韩天鹤的儿子韩玉砚住处在十堰，时常坐船过江，从老家瓦砾堆上拣回不少带花纹的旧碗碟，和陈年的墙砖。虽然用不上，也是一种念想。张荣光家里也四处可见旧物。客厅的电视机，架在两口老家的粮食柜子上面，吃饭是用了二十年的木桌，院子里还有一堆老家搬来的木料，一口倒扣的水缸。处在这些旧物中间，加上金营村的旧名，张荣光多少觉得安心。
凤凰山和黑龙口的移民村也带过来了老家的旧名，但没有叫响，这或许是由于万福店本身的名头。文革以前，万福店一带是以往的“五七”干校农场，下放的最大干部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至今还有一些当年没能回城的下放干部和知青后代。农场遗迹早已无存，却似仍有残留气息，让韩天鹤有一种“流放”的感觉。
农场居民都具有农业工人的身份，一些早年主动迁来落户的外地人也得到了编制。当初迁入时，南水北调移民们也曾得到“当农场工人，领退休金”的承诺，后因移民牵涉面太广而作罢。这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国民”。
黄昏出外散步，韩天鹤倒背双手，他说，自己这个姿势来自祖传。在一首诗里他写到“老家本是大槐树，而今又漂随州过。”韩姓自认祖先出自山西大槐树，当年迁往郧县，“是手缚在背后绑过来的，不情愿”，因此到眼下走路还是倒剪双手的姿势。
只是不知这一次，他和乡亲们能否最终习惯，放手。
作者袁凌，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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