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的一生或许正应了这句经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

五百年前的今天，1517年10月31日，德国东部小城维滕堡，时年34岁的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教堂的大门上，批评教会的一系列堕落罪行，尤其是兜售赎罪券的行为。这一举动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马丁·路德（1483-1546）画像

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提出，张贴论纲这一戏剧性场面很可能是后世叙述的建构，但潜伏已久的对罗马教会的不满确实被路德激发出来，事态的发展也渐渐超出他的控制。各路人马——诸侯、教士、农民，纷纷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起事。《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不到三十年，马丁·路德去世，但燎原之火已被点燃。由路德而起的宗教纠纷演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前身）内战，又进一步扩大为整个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即“三十年战争”。

1817年一幅宗教改革宣传画。注意：直到此时的艺术品中，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仍非路德本人。路德在教堂大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开启宗教改革的戏剧性场面是被历史逐渐建构出来的。

有历史学家统计，德意志各邦国约60%的人口在这场“最惨烈的战争”中丧生。1648年，战争终于平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而世界却早已不再是路德之前的那个世界。现代世界某种意义上被路德所开启。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诸多根基性的精神与制度，无一不受到宗教改革的重大影响或直接由其塑造。

今年的10月31日，德国将全国放假以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同时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德国福音教会（EKD）为了迎接这个历史性时刻，准备工作甚至从十年前就已开始。

威滕伯格市政厅上的庆祝海报

五百年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反复纪念，1617开始的几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及其他几个路德诞辰日自身都成为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历次宗教改革纪念都是高度政治性的，路德的形象和宗教改革的含义也在这一次次纪念活动中被不断改写、阐释，正如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示。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宗教改革”，早已不仅仅是十六世纪的一个历史片段，而是一座意义之塔，每一层都由某一时代特定的历史阐释构成。这座未完工的塔已搭建了五百年，今日仍在生长之中。

对中国人而言，站在五百年纪念的节点重新审视宗教改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今年1月，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30周年之际，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在谈及为何这样一本谈论“新教伦理”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受到的关注却远超与中国文明问题直接相关的《儒教与道教》时，李猛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更关心的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命运问题，中国的命运，是放在这一文明的视角中考虑的。”

话语权的争夺

众所周知，宗教改革使得基督教又一次“分裂”了。与上一次形成天主教、东正教“一对一”的东西分裂不同，这次分裂形成了“一对多”的局面（天主教会对各个新教教会）。路德宣称“因信称义”，人们无需教会的中介，每个人可以也应当直接阅读圣经、崇拜上帝。这必然会导致对圣经、教义的多重理解和各式教会的兴起。新教内部不同教派直接的斗争有时并不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来得缓和。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对路德的纪念成为了各派争取话语权的机会。

去年10月31日，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左）与世界路德教会联合会主席约南在瑞典隆德大教堂，参加宗教改革500年纪念活动，教皇呼吁基督徒和解。

1617年，宗教改革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不过这其实并不寻常，因为在此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们都是纪念各自诸侯决意皈依新教的日子或路德的生辰，《九十五条论纲》被提出的日子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1617年正是一个历史关键时期，当时的欧洲因宗教冲突而积攒的矛盾已到达顶点，事实上“三十年战争”正在第二年爆发，从1618年持续到1648年。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新教各教派为团结民众，显示自己对于改革运动的合法继承，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举行纪念路德的活动。于是《九十五条论纲》发布百周年成为了纪念的理由，后来作为传统延续了下去。

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上贴《九十五条论纲》的画像

最开始是由加尔文宗而非路德宗，提出了要在这一年纪念的想法。很多路德宗神学家本来对此颇有疑义，然而加尔文宗即已抢先，路德宗也不得不在这一年同期举行纪念仪式，以免丧失历史阐释的主动权，这一行为了得到了政治势力即新教诸侯的大力支持。有意思的是，新教的举动逼迫天主教会也不得不在1617年有所作为。因为认为新教“逆党”僭用了“jubilee”（禧年，天主教定期纪念及大赦的年份）的概念，教皇保罗五世宣布1617年为特殊的“jubilee”，特别增设禧年庆典以显示正统所在。而按照原定安排，下一个“jubilee”本来应该到1625年才举办。

时局一旦平息，对纪念活动的热衷也骤然降低。“三十年战争”之后，加尔文宗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了合法地位，对路德在维滕堡的事迹便不再有兴趣。当又一个百年纪念1717年来临时，纪念活动基本局限于路德宗内部。

1817年是一个重要转折，对宗教改革的纪念再次复兴。正是在这一时期，宗教改革才渐渐被赋予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历史作用”，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进步”运动。

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三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也被以一种“现代”的眼光进行审视。对权威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多元信仰共存、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铺垫，成为了宗教改革的新内涵。某种意义上，马丁·路德被“歪曲”了。卡尔·马克思曾对马丁·路德有经典的论断：“他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深刻揭示了马丁·路德的原始动机，即复兴宗教才是他的本意，只不过这在十九世纪被很多人有意地遗忘。世俗性意义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性意义。

同样在十九世纪，路德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1817年11月3日的一场纪念宗教改革的演讲中，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对参与抗议拿破仑游行的学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神圣罗马帝国正是在不久以前的1806年因拿破仑的攻势而解体。当普鲁士承担起形塑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任时，宗教改革运动及马丁·路德成为了重要的民族主义精神资源。1883年，德皇威廉一世下令国内全体新教教会庆祝马丁·路德诞辰四百周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造成的分裂状态一度使德意志民族在统一的道路上更加艰难，但他此时已成为了民族主义的象征。

1917年的一张宣传画，路德（左）与俾斯麦并列，他们在这一时期都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重要资源

马丁·路德在二十世纪

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德国历史的进程，马丁·路德的形象发生了数次反转。第三帝国时期，马丁·路德被和希特勒并称为“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二战之后，在反思一切传统的浪潮中，马丁·路德又被重新审视。

1933年10月31日，法西斯政权下的德国教会庆祝路德日。法西斯旗帜上的DC为Deutsche Christen缩写(German Christians）

更具戏剧性的是马丁·路德在东德（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短短几十年之中，他经历了“阶级敌人”到“民族英雄”的身份转变，数次周年纪念成为了推动这一话语叙述逻辑变化的契机。

在东德，对宗教改革的纪念从来是一件大事，并且是官方行为，变化的是路德的形象。东德早期，宗教改革被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评价，相比于神学观点，“阶级立场”更被看重。很不幸，路德在这方面相当“反动”。

1524年，德国爆发农民战争。这场反抗贵族和教会压迫的农民起义直接由宗教改革运动所激发，农民也对马丁·路德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盟友，领导人民反抗强权。然而马丁·路德让他们失望了。他严厉斥责暴动的农民，将其称为“失去理智的疯狗”。马丁·路德与庇护他的贵族结为同盟，而贵族们最终用武力平息了起义。这种态度，既出自路德自身对革命的消极看法，也因为他不得不考虑自身处境，配合贵族的立场。

正因如此，马丁·路德在东德的前二十年被定性为“王公贵族的走狗”(Fürstenknecht)和“屠杀农民的刽子手”（Bauernschlächter）——这两个词出自恩格斯。对宗教改革的纪念活动仍然如期进行，只不过主角变为了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宗教改革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

闵采尔被印上东德的五马克钞票，大街被以闵采尔命名，关于闵采尔的传记电影和一系列文艺作品也相继推出。新的英雄诞生了。

东德五马克钞票，钞票上人物为宗教改革时期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

不过，马丁·路德并没有经历太长的压抑，很快就被恢复了历史地位。随着柏林墙建立等一系列事件，东西德的较量日渐深入。东德官方意识到，他们不能浪费宗教改革这一巨大的历史资源，这是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道统”之所在，而真正继承宗教改革就不可能完全抛弃马丁·路德。东德官方为宗教改革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间找到了联系：宗教改革被定性为“早期资本主义革命”（frühbürgerliche Revolution），而这是进一步共产革命发生的必要过渡步骤，因而有其“进步性”。

一系列巧合使得纪念活动意味深长地具有了双重意味：1967年，同时是宗教改革450周年和十月革命50周年；1983年，同时是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和马克思去世100周年。1967年的庆祝活动上，马丁·路德的肖像和闵采尔、列宁、瓦尔特·乌布里希（时任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肖像被同时挂上了维滕堡的街头。1983年，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亲任马丁·路德纪念活动总指挥，高调宣布：“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自此，马丁·路德重新成为了全体德国人的英雄。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