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指出不但容得下，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党报提出：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
税赋和收费过重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家，也是攸关能否重振实体经济的关键问题，开了很多会议、发了很多指示，不可谓不重视，但几乎都不接地气。由曹德旺先生一席坦诚讲话引发的讨论，却屡次切中要害。党媒的介入，能让人感觉到上下坦诚相见，至少都有搞清和解决此问题的决心。
我同意人民日报的分析，如果严格对照的话，中国对企业的税收不会真比美国重，比澳洲这些福利国家就更低了，但中国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对企业雁过拔毛的收费就不计算在税赋之内，教育收费、残疾人基金等等名目不少，最近北方地区雾霾，广东几位小民营企业家找到我，说环保局一道令下，要就是破财，要就是倒闭。这种政策治国的随意性对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是驱之不去的梦魇。
除了收费，企业成本正如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他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中国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像电老虎这些，贵还不说，一些小地区还存在他一不高兴就掐你电的现象。
税赋偏高，各种附加收费太多，加上土地、水电成本高，更不用说各种人为阻力，曹德旺的话代表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但正如人民日报文章中暗示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你们把中国营商环境说得这么差，税赋这么高，那又如何解释过去30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制造”出了更多的千万、亿万富翁呢？
拿曹先生的厂来说，就以国际标准来看，也属于发展最快、赢利比较高的。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综合投资环境，包括中国巨大的市场，政府主导的扶持企业的政策等等，但有几点我认为特别重要，又是人民日报不便或不能深入探讨的。下面我讲一下。
除了我前两天重文探讨的“人口红利”，企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政府支持下利用廉价劳动力，把各种收费转嫁到底层劳动者身上外(见：中国企业家说美国什么都便宜，就是人贵)，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收税收费的不均匀性，或者说偷税漏费严重。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边是税赋和收费过高，很多遵纪守法的企业家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有背景、有关系的企业家靠较小的成本搞定主管公权力后少交甚至不交赋税和收费。
这些年我们看到太多官员落马，动不动就受贿几千万，我们都麻木了，很少去问：人家为啥动不动就几千万的行贿官员呢？很简单，行贿官员就可以少交或不用交给国家更多钱呀。所以，中国暴富的“企业家”尤其是官员也是全球最多的。国家以赋税收回来，可以增加福利和教育投入，支持科技，可以更好照顾弱势群体，建设国防，但钱进了个人腰包，除了炒房、包二奶败坏社会风气之外，就是想着如何转移到国外了。
看到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并不难了。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大面积减少、降低企业税收，削减甚至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另一方面严格执行税法，不得使一个偷税漏费的事情发生，尤其要严管严查那些和公权力勾结起来的企业与个体。中国的法律，不能只是用来制约、限制老实人，却给不法份子网开一面，留下大把暴富的机会。
一旦我的这个建议能被接受并全面执行，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包括国家公权力的贪污腐败都会受到遏制。企业家的负担会大大减轻，政治压力也会逐渐减弱。
我们知道，中国民营企业家对中国发展的贡献非常巨大，但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都处于弱势，社会仇富他们首当其冲，各级政府把他们当摇钱树，一些官员又得罪不起，保护他们的法律形同摆设，可一旦有事呢，用来对付他们的法律又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资产甚至身家性命。他们生活在资本积累的“原罪”以及“每一个都经不起查”的恶梦之中。
相比而言，曹徳旺先生能公开站出来说真话，显然是“经得起查”的，且对国家持有一颗赤诚的心。这也鼓励了我这个“代购小贩”也要写这么一篇妄议国事的短文。
杨恒均 2016.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