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真实的民族分类情况是怎样的？所谓民族歧视的实质是什么？四等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文｜易黎 汤瑶
“元朝统治带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突出表现在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把各族人分为四等。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一类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类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尔人等；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每一个在中国接受中学历史教育的八〇后对以上这段话都不会陌生。“元朝民族地位极不平等，四等人的制度歧视不亚于印度种姓，蒙古人随意欺压汉人”几乎是全民常识。在中国知网的学术论文库中，还有专门阐述四等人制度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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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中的元代篇幅普遍不长，却在显要位置突出 “四等人制”这种令人不快的民族歧视内容，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图为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科书）
奇怪的是，“四等人制”并不见于《元典章》等官方制度文件中，元朝相关法令也从未提及。对此，有人解释为“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史料记载元代明确实行四等人制的法令，但是这种政策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
“四等人制”真的存在过吗？元朝的民族划分究竟是怎样的？
蒙古人也是色目人
蒙古征服中原后，由于铁蹄遍及欧亚，裹挟各族人口众多，户籍管理特别强调民族分类，这的确是事实。但户籍中的民族分类往往比较混乱，常出现各种争议。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地方志中却从没出现过人分四等的痕迹。如元成宗大德八年成书的《大德南海志》中，户籍按照是否从事宗教活动划分为普通户和僧道户，普通户中再按民族来源分为南人户和北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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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南海志》中的户口民族分类
编纂时间较《大德南海志》稍晚的《至正金陵新志》和《志顺镇江志》中，有更详细的户口民族类别划分。其中同样都把普通民户分为南人户（土著）和北人户（侨寓）两大类，北人户中再细分具体民族。奇怪的是，在《志顺镇江志》中，没有色目人的类别，与汉人并列的是蒙古、畏兀儿、回回等具体民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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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顺镇江志》中的户口民族分类
更奇怪的是，在蒙古语史料中，可以找到与蒙古（达达）、汉人（汉儿）、南人（蛮子）相对应的蒙古词，唯独找不到“色目人”和与之对应的蒙古词，也不见把畏兀儿、钦察等各个不同民族总括起来的记述。此外，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旅行记》等非汉语史料也都没有有关“色目人”的记录。
中国人对“色目人”的了解基本来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即被蒙古征服的西域少数民族。但考证词源会发现，“色目人”是一个纯粹的汉语词汇，本意是各色名目，元代以前多被用来指代“姓氏稀少者”。
元代进入中原的异族众多，该词逐渐被汉人用来指称蒙古人和“汉人”之外的西北、西域乃至欧洲的诸多民族，但在《至正金陵新志》中，连“国族”蒙古人都被划归色目。《元典章》中，也有官员讨论后认为“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色目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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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金陵新志》中的户口民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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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一所载“氏族”条中的色目人分类，高达三十一种。蒙古人的分类更为惊人，竟有七十二种之多
元代的户籍种类特别复杂，如民族户与职业户竟能并列，与游牧民族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很大关系。民族户籍的划分主要用于辨别归附的先后和政治上的亲疏远近。而诸多职业户籍则是为了满足大小领主们在生活、娱乐等各类需求而设立，当时的户籍中甚至还出现了捕鹰房民户、葡萄户、姜户、藤花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上，就是句容淘金户。
虽然民族划分混乱暧昧，但当时确实存在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只是，这种不平等与民族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元代特殊的“根脚”文化造成的。
歧视源自根脚
所谓根脚，大意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背景”，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根脚人”可以等同于今天的“二代”。元代做官主要有三种途径：根脚、为吏、习儒。为吏习儒晋升，往往充其量只能做到中级技术官僚，而官要做大，全看根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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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外史》
为记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1333～1368）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其对元末弊政多有揭露
蒙元建国，出力最多的无疑是北人，按照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所属民族政治地位更加优越。而其中不乏汉人，如较早归附蒙古，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政权的张弘范、张珪父子后来都做到高官，就是 “大根脚”制度的福荫。而在人员比例上，蒙古、色目的根脚比“汉儿”、“蛮子”大很多，后者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符合逻辑。
学界关于元朝歧视汉人经常用到的一条论据，是《元典章》中规定“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于所在官司赴诉”。但引证该条款的学者大多没有注意上下文，实际上这里大多蒙古人指的是由禁卫军转化为特权集团的怯薛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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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薛歹即宿卫亲军，后来发展为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之一
怯薛歹是“根脚人”的代表，一度成为元代高级军政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蒙元初期朝廷就有意抬高怯薛歹的政治地位，规定即使是蒙古千户与怯薛争斗，也要治千户的罪。
而且，怯薛歹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其他民族，包括汉人，其中不乏累世高官者。不过由于归附时间的先后问题，汉人在怯薛中的“根脚”普遍不大，当不了太大的官，但即便如此，所有出仕的怯薛歹中汉人仍达 40%以上。
所谓各民族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平等，表面看是民族歧视，实际是背景根基的差别。汉人普遍抱怨的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说的是政治参与内外有别，而不是民族地位的高低。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民族歧视或多或少还是存在，如《元典章》中“斗杀”一条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的，主刑为杖责五十七，附加刑为征烧埋银；而汉人殴死蒙古人的，主刑为死刑，附加刑为正犯没收家产、其余征烧埋银。但对“斗杀”刑责的区别对待出自特定的社会背景——当时常出现汉人聚众围攻蒙古人的情况。况且《元典章》中将杀人罪分为“过失杀、劫杀、谋杀、故杀、戏杀、误杀、斗杀、杀死亲属、奴婢杀主”九种，只有“斗杀”一种蒙汉刑责不同。
既然，“四等人制”于史无征，那为什么今天它人人皆知？
谁发明了“四等人”
除了元代史料，就连明初士人的著作也从未提及“四等人制”。实际上，元末明初士人的民族意识相当淡薄，并无太多“夷夏之别”或“民族大义”的观念。由于元末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治，因此甚至有大量元代“南人”以遗民自居，出现了元明之际终生不仕乃至自杀殉国的怪相。据桂栖鹏《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动向》统计，自至正十一年元末兵乱到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有史可查的殉元进士竟有 42 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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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郑村郑氏宗祠，初为纪念元末明初理学家郑玉，郑玉身为“南人”，却为元朝守节，为躲避明朝招募，自杀殉国
不过，由于根脚制度，元朝大部分时期选官用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倾向性，一些汉族士人也常发牢骚，如当时的文言笔记小说集《草木子》就有“内北国而外中国”的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