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翻译：戴大洪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乔治·奥威尔根据自己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尽管长期以来这本书并没有像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那样举世瞩目，但是逐渐有人开始认为，奥威尔对他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的记述描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先声。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就曾指出，“当我们读到奥威尔的老战友乔治·科普在牢房里备受老鼠的折磨时，当奥威尔冷冰冰地特别提到在巴塞罗那指挥消灭托派的苏联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本人因托派倾向在莫斯科受到指控时，或是当我们在奥威尔的文件中发现伯特伦·沃尔夫为安德烈斯·宁所写的悼词时，我们不时隐约地瞥见《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素材的另一种‘预展’，这对戈尔德施泰因和老大哥的世界具有明显的影响。”而与奥威尔同时期亲历西班牙内战的伯内特·博洛滕在《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重点记录的“五月事变”正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叙述的核心内容”，他为奥威尔提供了“史证”。
通过道德和理智的丰富记忆，我们将会发现，乔治·奥威尔之伟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在于他的普通平凡。
他之所以被铭记可以说是因为他这个人勇敢地直面二十世纪的三场重大危机，并且对它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特性全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先于大多数人正确地认识了帝国主义，认为它是一种非正义和不合理的统治方式，而且还是战争的根源。
他早就正确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威胁，即不仅威胁世界和平，而且威胁文明的观念。
最后，他正确地展望了斯大林主义，预见到它对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大大小小的诱惑，预见到这种理性的梦幻将会导致的可怕后果。
此外，他是以一名自由撰稿人和业余小说家的卑微身份取得的这一三重成就。
他自力更生没有什么别的资源，他没有得到任何党派组织或者重要报纸的支持，更不必说政府部门的支持了。
他的许多精力完全耗费在争取发表作品的努力上，要不然就是疲于应付日常琐事和到期的账单。
他没上过大学，既没有文凭，也没有专长。
他没有什么可以凭借。
但是，他那平淡乏味的笔名——取自英格兰一条相当平静的河流——广为人知，成百上千万人认为它是先知和正直的同义词，同时，“奥威尔式的”这个形容词普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它的理解却相互矛盾——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描述某种“奥威尔式的”状况就是昭示反乌托邦：
力量、暴虐和蛊惑宣传对于人道主义的胜利。
号召人们做一个“奥威尔式的”人就是要唤醒抵制这种胜利的个人潜力，至少也要看透它们并且用正确的名称为其冠名。
尽管奥威尔被铭记主要是因为他那些讽刺作品和政论杂文揭露了“伟大的苏维埃实验”的弥天大谎和华丽假象——他准确地抓住了它的这两个要害，但是，通过作为一名战士在前线抗击欧洲右翼势力及其扼杀西班牙共和国的“圣战”（这个术语实际上被佛朗哥及其梵蒂冈支持者所使用），他获得了完成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见识和洞察力。
在加泰罗尼亚从军期间，战壕里的他没有被一颗射穿其咽喉的法西斯分子的子弹夺去性命，可是，在巴塞罗那养伤期间，他却险些因为共产党人的背叛而丧生。
由于这一极其偶然的机会所见证的一切，产生了如今我们熟知的“奥威尔式”文体。
这种文体的写作缓慢开始于殖民地缅甸阴沉沉的乡村，反复推敲于贫民窟、煤矿、简陋客栈和大萧条时期的纠察线，不过，它的熔炉出现在西班牙，或者说，它在那里千锤百炼。
在为一九五二年美国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顺便说一下，因为在美国找不到愿意出版的出版商，所以，直到这本书完成十四年后，它才有了第一个美国版本，此时，它的作者因贫困已经去世两年）作序时，莱昂内尔·特里林不卑不亢地评论说，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天才。
他以准确的陈述表达了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要问他代表着什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答案就是：凡人的美德，仅仅凭借简单、直接、清醒的认知面对世界的能力，尊重个人的力量并且从事个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他不是一个天才——多么令人欣慰呀！这给人以极大的鼓励。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所做的那些事我们每个人都能做。
这一判断由于真实而美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奥威尔在西班牙勇敢无畏地身体力行，但这并非英雄壮举。
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与数不清的自愿前往的战士一样，他受到的磨难远不如其中许多人。
然而，在经受了这场考验并且偶然发现了大量证据之后，他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压力，要么说谎，要么保持沉默。
这时，他再次我行我素而不是循规蹈矩。
他简单地决定说出自己看到的事实真相并且声明，这只是他的偶尔让人感到可怕的模糊看法，并非多么坚定的个人观点。
实际上，他反复告诫读者不要盲目相信他的话：
因为没有必要的档案资料，所以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准确描述在巴塞罗那进行的战斗。除了大量起诉书和党派宣传品之外，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据可依。除了亲眼所见以及从我认为可以信赖的另外一些目击者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之外，我自己几乎没有别的资料。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一时做出的严谨判断失于悲观。
多年来，诽谤和谎言的沉渣无疑已经堆积如山，把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历史真相深埋在下面。
实际上，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正是从这一清除人们记忆的实例中引申出记忆空白和改写历史的可怕概念。
“这种事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关于加泰罗尼亚他写道，“因为它经常让我感觉到，客观事实这个概念正从世界上逐渐消失”：
毕竟，那些谎言——至少也是谎言的同类——很有可能进入历史⋯⋯这一思路隐含的目标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领袖或者某个统治集团不仅控制着未来，而且控制着过去。如果领袖说某某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吧，它就没有发生过。如果他说二加二等于五——好吧，二加二就等于五。
可是就在不久前，一些文件公诸于世，它们显示，他这些以个人经验和判断为基础的质朴证言有凭有据。
最近在莫斯科公开的苏共档案以及在马德里和萨拉曼卡公开的佛朗哥时期的封存文件为奥威尔提供了身后的史证。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叙述的核心内容——他的叙述可能引起了一些争议——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初发生在巴塞罗那电话局内外的一系列事件。
由于来到西班牙后极其偶然地加入了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民兵组织，奥威尔成为这些事件的目击者。
即使曾经考虑到偏见对于亲眼观察产生的影响，奥威尔仍然确信他看到的是斯大林分子处心积虑发动的一场政变，这场政变直接由莫斯科远程操纵，充分利用了伪造的证据和虚假的指控。
明显经过统一口径的彻头彻尾的谎言随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谎言使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信以为真或保持中立，然而，它们只不过使奥威尔更加确信，他观察到的是一个弥天大谎酝酿产生的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充分利用莫斯科苏联军事档案馆——如今它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文件。
在涉及西班牙的文件中，“四十二号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长篇报告的原文，这份没有署名的报告是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提交的，然后由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转给了伏罗希洛夫元帅。
正是这一转交凸显了报告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会把没有价值的信息转告红军负责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报告接着将会转送斯大林本人。
（报告的实际起草人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派驻西班牙的法国籍代表安德烈·马蒂，通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描写，他那冷酷无情的可恨形象多少有些令人难忘。
）
报告起草者用机器人似的乏味语言把西班牙共和派中的非共产党左派描述成“法西斯分子或准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那些非共产党左翼党派。
他接着还说莫斯科的立场“在一切问题上绝对正确”。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奴颜媚骨的内容是官样文章，但是，就在报告对共产党取胜的“毋庸置疑的”必然性唱了一番赞歌后，它的作者说到了要点。
鉴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坚定的反苏立场，一场危机客观上正在酝酿中，不过，它可能仍然需要某种主动的协助。
实际上，党的职责包括“不要消极地等待暗藏的政府危机‘自然’爆发，而是要加剧这种危机并在必要时引爆它”。
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大约就在共产党控制的警察部队袭击巴塞罗那电话局的两周前。
报告还声称，“党在等待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下一份文件“四十三号档案”起草于五月十一日，这是向共产国际汇报行动综合效果的第一份报告。
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党派的武装力量竟然能够抵抗斯大林分子的攻击感到失望，报告起草者（这一次无法确定他的身份）再次要求利用“审判托洛茨基分子的军事法庭”进行“有力的无情镇压”。
没有必要猜测这份报告的含义；
彼得·戴维森教授关于奥威尔的著作已经证实，准备进行一场加泰罗尼亚版的莫斯科式公开审判；
如果乔治·奥威尔和他的妻子艾琳没有设法越境逃到法国的话，他们也将受到审判——在莫斯科披露的一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文件说他们“显然是托派分子”。
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英国同志遭到监禁并且受到卑鄙的虐待；
此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遭到斯大林的特工的绑架，然后被其折磨至死。
随着这一时期的档案接二连三地逐一披露，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奥威尔徒手绘出的事件轮廓只是一种新闻报道式的浮光掠影。
“让他感到莫名不安的部分原因是，”在那一段恐怖的日子里见过奥威尔的珍妮·李写道，“他不仅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名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者。
他憎恶在任何地方看到的严格控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
”李女士后来成为奥威尔在《论坛报》工作时的主编和资助人安奈林·比万的妻子。
她选择“莫名不安”这个词并且强调“严格控制”都有些古怪地悖理反常。
对于许多西班牙共和派的支持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愿（和愿意）顺从的外国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首先必须战胜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的法西斯叛乱，然后才能讨论未来的前途。
可以预料，奥威尔这个毕生反对装模作样、故弄玄虚的伊顿公学老校友和前殖民地警察很容易接受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
事实上，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攻打韦斯卡的《关于西班牙民兵的笔记》中写道：
“我不在这场战斗的现场，但是我听另一些参加了战斗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战士表现得很好。
”这听起来与老一辈沉稳的参谋人员的口气（“这场战斗的现场”）惊人地相似。
不过，在谈及问题的时候，这个相当保守和谨慎的英国人——他在自己的民兵小分队里以严守纪律而著称；
他的妻子当时也在阿拉贡前线，她写信怀念克罗斯和布莱克韦尔公司的腌菜、利佩林公司的沙司以及传统的英格兰美味酸果酱——意识到，取得常规的军事胜利是一种幻想，而那里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社会政治革命。
此外，他还逐渐开始明白，大量关于“纪律”和“团结”的夸夸其谈是用来掩盖西班牙共和派被暗中斯大林主义化的花言巧语。
毫无疑问，他遇见的那些来自加泰罗尼亚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的素质有助于他得出这个结论（他经常在字里行间找机会称赞德国同志）。
当然，他凭借直觉和经验可以断定，斯大林分子在撒谎。
因此，面对瓢泼大雨般的恶意诽谤，他用断断续续但观点统一的作品维护了许多正派而勇敢的人士的名誉。
这可能使人们不时地对这个岛屿民族——他们被认为极其欠缺理论能力——不可救药的实用主义产生更多的好感。
然而，正直不仅是一个坚持不懈的问题。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奥威尔如何以坚韧的毅力和优雅的风度为武器而战斗不息。
无论是在与《听众》的某个匿名评论员（常识学派的一个死板的信徒）论战时，还是在与另一些像雷蒙德·波斯特盖特那样的左派人士的辩论中，他始终遵守理性论辩的规则，从不卷入纯粹的骂战——只有劈头盖脸地抨击一名突然跳出来的法西斯分子时除外。
他密切关注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道，不懈地打听失踪或者坐牢的朋友的消息并坚持回复所有来信。
当我们读到他的老战友乔治·科普在牢房里备受老鼠的折磨时，当奥威尔冷冰冰地特别提到在巴塞罗那指挥消灭托派的苏联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本人因托派倾向在莫斯科受到指控时，或是当我们在奥威尔的文件中发现伯特伦·沃尔夫为安德烈斯·宁所写的悼词时，我们不时隐约地瞥见《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素材的另一种“预展”，这对戈尔德施泰因和老大哥的世界具有明显的影响。
唯一的缺失涉及摩洛哥问题——考虑到奥威尔对殖民地问题的敏感，这一缺失有点奇怪。
佛朗哥正是从这个驻扎着强大的摩尔军团的基地发动的攻击。
托派左翼分子的要求是，应当立即允许西属摩洛哥独立。
这首先是一个原则问题，其次因为这还可以对佛朗哥帝国的后方造成破坏。
共产党反对这样做，因为这种策略将使另外两个北非的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产生敌意。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宣传指责天主教圣战使用黑皮肤异教徒雇佣军。
当时的论战非常激烈；
人们失望地发现，奥威尔对此几乎不置一词。
国际纵队
西班牙内战期间，引导欧洲舆论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发表了大量散文和诗歌，它们摆满了一个又一个书架，但是，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除了作为轻信和 / 或欺骗的教科书之外，这些作品大部分不值得重印再版。然而，在这本令人恐惧战栗的文集中，几乎没有一句妄言。奥威尔并未沾染那些紧握拳头的啦啦队队员和宣传鼓动者的狂热，与他们不同，他仍然对西班牙人民的能力深信不疑。他的作品还对某个历史修正主义学派的尝试起到了预防的作用，该学派现在倾向于认为，佛朗哥取得胜利终归更好，因为这一结果是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制度的样板。奥威尔认为恰恰相反，他比大多数人更敏锐地抓住了这种所谓“人民民主”的本质。他承认，无论哪一方胜利都可能导致可怕的专制，但是：
假如政府取得了胜利，西班牙也许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法国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不可能倒退回那种直到一九三一年——实际上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仍然存在的被教会支配的半封建政权。由于这种政权的本质，它们赖以生存的普遍冷漠和愚昧在西班牙已不复存在。民众已经见识明白了太多东西。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数百万人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使他们无法成为独裁国家的顺民。
奥威尔同时指出，倘若佛朗哥获胜的话，“已经普遍流行的对于自由、知识和体面生活的追求将因蒙昧主义和迫害异端被扼杀”。那些断言如果佛朗哥被打败西班牙将被斯大林主义化的人还喜欢说，佛朗哥政权相对温和——例如与希特勒政权相比，因此，它最终顺应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演变。为什么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可能这样，而且有许多相同的理由？这种预测没有考虑民众创造历史的能力。因为看见过民众显示这种能力，奥威尔对此毫不怀疑。反乌托邦可能获胜，但它不是必然获胜，它也不可能持久永恒。在这个意义上，加泰罗尼亚人的勇气和风范告诫奥威尔，他那些最可怕的预感并不成立。
甚至在更细微的问题上，奥威尔同样具有先见之明。他在一九四三年写道，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如果同盟国进军欧洲，佛朗哥将为轴心国而战。二流独裁者并不具备信守承诺这个优点”。一九三七年与佛朗哥作战只是希望挫败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这场斗争被斯大林以及张伯伦和达拉第出卖后，事态恢复了实用政治和局部妥协的平庸原状。过分热情是一个糟糕的向导，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导向。
正是这种过分的斗争积极性以及可能与之相伴的清教主义所致，奥威尔使他仅有的一次迷失对人们产生了误导作用。一九三七年五月——事实证明，对于共和派的事业来说，这是令人最痛苦的时期——W.H. 奥登发表了不同凡响的诗歌《西班牙》。这首长诗首先出版了售价一先令的小册子，销售收入捐给为西班牙共和国设立的医疗援助基金。诗人试图通过诗句极其感人的重重演进表达他对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本身的情感（这一方从炎热的非洲攫取的贫瘠土地，被如此粗野地与具有创造力的欧洲联结在一起），赞美它在具有理性和同情心的人们心里的中心地位（我们的思念有对象/我们危险的亢奋/明确而鲜活）并且记录知识分子放弃中立立场决定支持他们选择的一方使用武力所经历的道德挣扎：
奥威尔接连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为《阿德尔菲》而写的，另一篇题为《在鲸鱼腹中》的文章更著名。在这些文章里，奥威尔对奥登这首诗的轻蔑态度尤其显得不切实际。他把这首诗斥为——
一个“模范党员”一天活动的简略速写。上午几起政治谋杀，中间休息十分钟以抑制“资产阶级的”自责，然后匆匆吃顿午饭，下午和傍晚则忙于往墙头刷标语并散发传单。一切都颇具启迪意义。但是，注意“必要的杀戮”这个短语。只有当“杀人”对他来说顶多就是个词汇时，一个人才能这么写。就个人而言，我不会这么轻巧地谈论杀人。⋯⋯希特勒和斯大林们认为杀戮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并不宣扬他们的冷酷无情，他们也不说这是杀人；这是“肃清”、“淘汰”或者使用其他委婉的词语。奥登先生显得是非不分的原因只能是，每当开枪杀人时，他总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这里的讽刺挖苦不只是有一点粗暴；它还反映了奥威尔不合时宜的思想倾向，这是对同性恋的一种本能的偏见。（在奥威尔作品的另一些地方，对“脂粉气”或“娘娘腔”诗人的影射非常普遍。奥威尔的影射通常针对的是奥登或所谓的奥登小团体，它们是奥威尔使用过的绝无仅有的污言秽语。这些污言秽语也可能是日丹诺夫或者其他斯大林主义文化的推行者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