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往往是让人难以逾越的鸿沟。每一个或无法沉默、或慷慨激昂的正常人，难免都会经历这样的奚落：你总是在批评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你下个蛋来看看？有本事你滚出鸡笼？
我们是人，不会滚，显然也无蛋可下。抛开我们左或者右的面目，在残酷而琐碎的生活里，我们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血肉之躯。但并不精彩甚或卑微的生活，并不是追求理想、评价正义的累赘。身处的阶层也许会妨害我们获取利益的可能，但是绝不会妨害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
当你面对悲愤却又无力改变的局面，陷入焦灼而又不能熟视无睹的折磨，你能做的是什么？
青年徐璋本与晚年徐璋本
02
先讲一个故事。
徐璋本（1911-1988）是钱学森的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这两个同龄人，同在美国长期留学，几乎相同的专业，几乎同时获得博士学位，又几乎同时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海归。然而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却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反右政治风暴开始之后，敏感的钱学森立马掉头，不断写交心材料，标明驯服的心迹。在“大跃进”中，钱学森于1958年《中国青年报》撰文，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最终于1959年入党，成为红色知识分子标兵，荣耀无二。
徐璋本则完全不同。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他公开声明组建劳动党，要公开竞选国家主席，还直言“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不能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结果可想而知，徐璋本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当时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徐璋本是发展核武和航天技术的急欲依靠的技术力量。他入狱后，由于钱学森的力保，组织上放话，只要检讨错误，就可以立即恢复清华大学的教职，重新投入组织的怀抱。
徐璋本入狱后，一改敢说敢言的作风，缄口不言，不落一字。他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反抗，而是安静坐牢，随遇而安，但绝不检讨。狱方为了羞辱、恐吓他，甚至在枪毙右派的时候拉他旁观陪衬，他坦然接受；平时开认罪大会让他交代，他东拉西扯，装疯卖傻，说不出完整的话语。
1970年中国发射卫星成功，监狱方面特地叫来他训话：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徐璋本只是淡淡地说：“惭愧，惭愧”。
直到1979年和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出狱，这个顶尖的物理学家坐了整整22年的牢，却始终没有认罪。
1988年，徐璋本去世。相对于张 志新们殉道的壮烈，他给了另一种同样坚韧的示范。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
这是苟活的故事。
何凤山先生
03
接着讲另一个故事。不作恶的故事。
民国外交家何凤山先生（1901-1997）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任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
当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步升级，大批犹太人已被送入集中营。而留下的犹太人想要离开，又苦于拿不到签证。因为在1938年的国际难民会议上，国际社会尚未认识到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恶毒，普遍拒绝接受犹太难民。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无论是从考虑自身安危的角度，还是从服从职业要求的角度，何凤山都可以选择当一个旁观者。
但不愿意见死不救的何凤山思虑再三，不顾上司的反对，在维也纳领事馆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一个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人命，因此这些签证也被称为“生命签证”。根据目前已发现的档案，仅仅在1938年6月至10月之间，何凤山就向犹太人发放了1700多张“生命签证”。 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在被五十多个领事馆拒签后，找到何凤山碰运气，结果何凤山一次性给了他整个家族二十多张签证……经他拯救的犹太人，有后来成为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海因茨、有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蒙赛尔、现任犹太人组织秘书长的亿万富翁伊斯雷尔……
他的行为当然逃不过纳粹的眼睛，纳粹以维也纳领事馆是犹太人房产的理由，将领事馆没收。在民国政府拒绝出资租房的情况下，何凤山自掏腰包，租了一套小公寓继续办公，坚持发放“生命签证”，直到被民国外交部记过警告。
2000年，已经去世的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荣誉：国际义人，并在耶路撒冷为其建纪念碑，上书：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何凤山纪念碑
04
两个故事讲完了。
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要比这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在当时面临的绝境要好得多。虽然我们也难免会诚惶诚恐，会不知所措，会沉默以对。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有限的表达。
历史的长河中，辉煌会有重复，会有遗忘，但是，人性无声的坚持、良知的光辉，越是黑暗，越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要因为多数人跪着，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不要因为同情有危险，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同流合污。那些怀疑光明，讥笑追求光明的声音，从古至今，多如牛毛，光明仍在，怀疑与讥笑却无一例外的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