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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媒介，
生活实验艺术与市民对城市的权利
——评《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
潘霁
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最为常见的主流生活形态。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市民经由城市生活的日常实践越来越紧密地将不断涌现的传播媒介技术，城市的地理建筑等空间元素以及城市本地的文化历史积淀按不同城市特有逻辑勾连起来。媒介与城市生活经由日常实践的融合不断创造出城市新的交往时空。媒介化的城市交往时空重新设定了市民与自我，与多元他者以及与外在世界共处的方式。而市民作为“
城市人”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市民与差异性的共处。正是在探索网络时代的市民如何作为“城市人”而存在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人们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积极主张并努力实现自己作为居住者（inhabitant）对城市的权利。
然而，新技术条件下居住者对城市的权利无论内涵或实现路径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媒介与城市地理空间融为一体：媒介技术创造的虚拟的“公共空间”与广场、街道、公园和建筑等实体的城市地理空间合二为一。融入地理成为城市实体环境的媒介技术不再仅作为真实的“再现”或者中立的“传输手段”而从属于“现实”。城市地理空间中大量原本的“直接经验”与技术中介化过程紧密融合后抹淡了“中介经验”与“直接经验”之间的界线。媒介技术的大量涌现“超越了距离，从属性和缺席”。两元间界线的重构从根基上颠覆了经典传播研究背后的“再现论”预设。
在新的媒介条件（即新的城市）中，以在场—缺席或中介—直接等两元对立结构为基础的媒介理论应怎样从技术环境变化出发重建自身根基？市民对城市权利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数字技术与城市地理的融合过程涌现出哪些悖论？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讨论媒介和城市的关系？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何才可以为市民实现对城市的权利开辟新的可能？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近推出城市传播译丛第一部，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斯考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所著《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以下简称《地理媒介》）。该书从“地理媒介”概念入手，整合多学科资源对传播学理论作了彻底的反思重构，从理论上激发读者对传统媒体研究背后的“再现论”范式作创造性批判。作者阐明了数字媒介在促进城市公共生活方面的种种悖论，并通过在不同城市空间的现场实验探索了地理媒介支持的交往在“重造公共空间”方面的可能性。问题与多重可能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城市传播研究的关键。对问题—可能性的整体叙事和分析充分体现了麦奎尔教授理论上的创新和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应然立场。
本文从麦奎尔对媒体与城市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对技术可能性的讨论和整书结构等侧面入手，希望对此书的意义和局限有较为中肯的评述。
问题：媒介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堕落
麦奎尔教授《地理媒介》全书提问的基点是，作者体察到媒介技术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剧变给城市公共生活及媒介研究带来了新的问题。问
题的提出本身彰显了作者基于对在场—缺席两元对立结构的反思，重新理解媒介技术和即时性的理论意图；阐明了作者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智慧城市”理念及其背后技术观念的深刻批判；而发问方式也预示了问题答案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未来所具有的指向性意义。
数字网络媒介与城市地理元素全面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转化为“地理媒介（geomedia）”。“地理媒介”深刻改变了城市和媒介的结合及两者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诸多新的城市交往实践迅速涌现。技术与技术实践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城市文明理解技术的速度。技术与（技术）文明在发展速度上的失调导致城市公共生活的全面堕落和现代文明的退化。这种堕落和退化表现在个体与城市生活整体的生命力之间的关系。从个人角度，Jonathan Crary 指出：“（在数字网络环境中）个人的物化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个人不得不为自己更好地参与数字环境或响应数字化的速度而重新认识自我。”自我在数字媒体环境中的“物化”在城市中创造出诸多碎片式的差异，并“打开”了更多炫人耳目的新奇体验。城市中被传播技术（程序算法）“黑匣子”驱动的喧嚣忙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繁忙纷乱的城市网络矩阵中，个人即兴的破坏性创造和人与人之间“心有灵犀”的偶遇却愈发难觅。市民个人存在的意义或湮灭在日常每个离散时刻的繁忙乏味，无迹可寻。与碌碌无为如影随形的是城市市民个人生活激情和创造活力的衰退。除此以外，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间传统边界急速地重构也产生双重后果：诸多原隐于城市“后台”的交往实践获得了“可见性”，而城市对“缺席”的象征性“召唤”也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将大量“新奇诡异”的体验带入市民生活：既可激发市民实验性的探索精神，也带来了存在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城市乏味的喧嚣和无处躲避的“焦虑”笼罩了个人日常生活——个人的堕落和生命的退化迫在眉睫。
从城市整体看，作为城市精神生命力源泉的玩乐精神（play）和公共参与过程在超工业化逻辑支配下也发生了关键转变。按斯蒂格勒所言，这种转变令城市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可能被作为经济生产的基本元素重新安排。这种安排秩序中，城市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数字网络媒介技术和城市地理空间的意义都缩减为被资本权力利用以提高监测控制效率，增加信息传输精准程度的手段和工具。想象媒介技术和规划城市生活的方式也多被精确度、覆盖面、速度和效率等概念主导：空白、模糊和迟延成了媒介技术和城市规划要克服的障碍。遵循数字网络时代超工业主义（super industrialism）的逻辑，7天24小时全面无遗漏的实时监测，完整到每个细节的规划设计，基于理性计算预测规避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市民主体自发性的无视，成了城市规划实践背后常见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一旦这种工业化的技术安排被奉为理所当然，人与技术、人与他者、市民与城市间原本存在的诸多其他可能性皆被遮蔽起来，城市的生命力因此枯竭。在城市本身遭到破坏的同时，如何面对城市社会的激增的复杂性和不断涌现的差异性却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麦奎尔教授指出，目前甚为流行的“智慧城市”话语即超工业化实践的代表。以“智慧城市”为典型的城市规划话语实践了关于控制城市的幻想，却忽视了城市生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智慧城市能通过多种数字网络不断地提供城市中人财物流动的数据。对城市生活主要方面实时全面的数据化带来不间断的全面追踪，不断增强的监测管控，以及对未来更强大的预测能力。为此目的，智慧城市规划需利用数字网络技术管理规训并刻意消除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和市民生活实践中自发的主体性——那些成了“智慧城市”想象中给管理者造成不便的“噪音”。“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观念压制了关于城市未来可选项的有益对话。雷姆·库哈斯认为智慧城市观念的流行恰恰表征了对现代城市想象的贫乏。萨森认为，智慧城市的计划过多将数字技术用作增强中心控制和管理的工具。城市变得越“智慧”，生活其中的市民却可能对自己越不满，并丧失对集体未来的信仰。麦奎尔教授在书中更是认为，市民对自我的不满和信仰的丧失反过来又加剧从众心理，形成了城市公共生活不断堕落的恶性循环。
而全书提问的出发点就是：“地理媒介”作为新的媒介形态能否有效地打破这种可能带来城市公共生活全面堕落和文明退化的恶性循环。全球网络化时代，无论是提出问题或对问题的回答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人类集体的未来。
可能性：地理媒介带来的其他选择
针对（或说循着）提出的问题，麦奎尔用多琳·马西看待城市的框架来观察媒介技术给城市带来的变化。马西在《城市世界》一书中指出“城市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城市这种模糊性，这种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状态会一直贯穿本书”。稍加改动，媒体技术可能性与问题并存的暧昧同样也贯穿了麦奎尔的《地理媒体》。数字网络技术或可招致的堕落可能仍需由技术来救赎。远程通讯技术一方面被学者视为对现代民主的重大威胁，同时也被视为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民主和平的唯一可能。麦奎尔教授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强调了“媒介”转变为“地理媒介”的过程给城市公共生活带来的多重可能性，并在书中大声疾呼“数字媒体的传播潜力在目前被极大地浪费了”。
数字网络媒体传播方面的潜力集中表现为地理媒介在重造城市公共空间方面的多重可能性。公共空间是城市中不同个人有限在场之间进行彼此显露的所在。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认为，健康有益的城市公共空间需在市民个人隐私的安全边界和松散的社会接触间达成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持续能促进公共信任的形成。而媒体技术迅速以各种新形态（如大屏幕，墙面灯光秀等）嵌入城市已有的地理空间，在由逻辑算法关联起来的地点间重新安置了非具身性的碎片化主体。这种嵌入和安置将媒介技术原本对交往的时空设置叠加糅合到广场、公园、步道等那些本就设定市民聚散流动的时空安排之上。这种叠加混杂是生成性的。
地理与媒介的“联姻”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公共交往的形态；创造出身体“集体在场”的新城市体验，也重新划定了个人边界和松散接触间的平衡点。作为后果，公共与私密，中介互动与当面交往，生人与熟人等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范畴随之发生了松动。
与技术（反）乌托邦观点不同，麦奎尔从这种松动敏感地意识到城市公共空间除了被商业和政治裹挟外，还能成为市民培养和试验新型社会交往技能的场所。地理媒介为市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以实验精神积极探索体验新的社会互动形态创造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