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在航运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近代东亚而言，受限于连续系统资料的缺乏和对灯塔作用机制认识不足，已有研究往往从灯塔和灯塔管理机构历史的视角出发对灯塔进行考察。这种视角下的研究未能解释参与灯塔建设管理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更未对灯塔在航运主体地位变化和航运格局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难以展示东亚灯塔的完整面貌及其与航运格局的关系。实际上，对于一艘航行于江海中的船只而言，其所关心的不是灯塔由谁建设、归谁管理和维护，而是灯塔是否在适合的位置、适当的光照保障船只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航行安全；在区域内特定国家灯塔事业发展政策的影响下，对航运格局中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轮船公司而言，灯塔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故本文基于航海需求、从东亚区域研究的视角出发，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和日本航路标识相关文献等资料为基础，讨论东亚灯塔体系及其在航运格局演变中所担负的角色。
通过分析发现，近代东亚灯塔体系的发展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从全球贸易和航行安全的需求出发，就东亚海域的灯塔建设对东亚国家提出要求，并在制度、技术、人员等方面为东亚灯塔建设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也开始认识到灯塔对航行安全和航运发展的重要性，逐渐重视灯塔建设，并积极推进灯塔相关技术的本土化。可以说，东亚灯塔是在东亚和西方相关国家地区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起来的。东亚灯塔起初是基于西方全球贸易的需求而兴起，最终建立并形成完善的灯塔体系。它使得西方商船拥有了驶向东亚各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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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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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塔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随着西方的扩张和工业革命在东亚的推进，被迫开放的日本、中国的现代航运业也在这个过程中萌芽、发展。在经济结构、社会传统和文化差异等深层原因之外，国家政策在中日航运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比航海鼓励政策本身要复杂，特别是灯塔事业政策的差异，对中国和日本两国航运业发展的不同命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英国等欧美国家大力推动全球灯塔建设以促进航运发展的背景下，在外籍税务司管理的海关主导下，中国根据欧美航运需求制定灯塔等航运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并在采购先进设备、建设远光灯塔方面花费巨大；与此同时，却缺乏相应有效的航海鼓励政策，航运业增长乏力。除极少数商船企业取得一定成绩外，即便在本国沿岸贸易中，中国航运业也难以与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抗衡，更未能在国际航运中占据一席之地。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一方面在资金、政策上对本国航运企业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则在不同时期根据本国航运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灯塔建设计划，从而做到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地用于满足相对落后的本国航运业的需要，而非满足相对发达的外国航运业的需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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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后日本航运业加速发展，大量速度快、船体大、载重量高的汽船对航行安全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故日本继续调整灯塔建设节奏以适应这种要求的变化。日本在修建灯塔方面依据本国航运业状况而不是西方需求的做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日本航运企业在逐渐完善的航行基础设施条件和积极的航海鼓励政策支持下迅速兴起，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日本灯塔计划的制订权不是控制在日本人手中，而是像中国那样控制在外人组成的海关总税务司手中，便难以在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的产业策略，以使得灯塔建设契合本国航运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让灯塔建设成果优先服务于本国船只。
表面上各个主体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事业也可以尽可能多地为特定主体所利用，这是近代东亚航运格局演变中灯塔所发挥作用的一大特点。本文对近代东亚灯塔体系的形成与航运格局变迁的分析，提供了对迥异的中日航运业发展原因讨论的另一个面向，也有助于认识东亚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