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匹夫銷夏翻閒書
周啓晉先生囑咐我爲他收藏的桐城方氏批本《夢窗甲乙丙丁稿》寫兩句話，拖延了很長時間，沒能交稿。這當然是由於實在沒有這個能力。原因，這是一部木版刻印的書籍，當然衹能用毛筆文言來書寫題跋，可我一是不會寫毛筆字，二是不會寫文言文，三是根本看不懂這麼高雅的“詞”，這些都讓我很難動筆寫；再說雜事太多，也實在騰不出手來寫。另外，去年秋天得了場大病，到現在，還在康復治療之中，也就更顧不上寫了。
桐城方氏批本《夢窗甲乙
丙丁稿》書衣
腿腳不利索，“扶病”上了一個學期的課。放假了，稍得閒暇。不過身體不太好，還是不敢出力氣看書做學問。偏偏這個夏天又奇熱無比，可謂“熱火朝天”，這也讓人很難靜下心來做正經事兒。
和現在一樣，古代的讀書人也分兩大撥。
一撥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易》云“天垂象，見吉凶”，一碰到這樣異常的天象，他們自然議論紛紛，甚至還會給皇帝老子上奏章，說什麼“炕陽失衆”啦、“炕陽動衆”啦，總之，攤上了大事，得想辦法避避風頭。那麼，“事兒”大到什麼程度了呢？“衆”用今天的俗話講就是“大傢伙兒”。想想“衆怒難犯”那句成語，就明白事態確實是很嚴重，也就能夠理解那一班文人學士憂從何來了。
另外一撥人，不那麼事兒事兒地瞎操閒心。要是真的到了牆倒衆人推的地步，憑你怎麼頂，也是頂不住的。自己又不是趙家人，乾脆順天應時，偷着找點兒樂子，避暑消夏。於是我們看到有孫承澤的《庚子銷夏記》、高士奇的《江邨銷夏錄》、吳榮光的《辛丑銷夏記》、端方的《壬寅銷夏錄》，等等，都是暑熱中賞玩書畫碑帖而寫下的題識。
清康熙刻本《江邨銷夏錄》
清乾隆刻本《庚子銷夏記》
吳榮光寫《辛丑銷夏記》，是在道光二十一年，正值英吉利炮艦東抵夏土，以致中國專制王朝遭遇亙古未有大變局的時候。國勢危殆若此，現在很多坐而論道的人士，必定又要大談特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神聖論調，而吳氏卻自言係以“放廢餘生，無官守，無言責，閉戶養疴，長晝無事”而撰著此等閒散書稿，似乎沒有一絲一毫“天下”的情懷。
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主張源出朱明遺民顧炎武而語成於近人梁啓超。現在我們社會大衆談起這兩句話，往往會把它和抵禦外侮、整治亂世結合起來。在顧炎武的原始話語裏，這一層語義，講的是維護江山社稷，係名之曰“保國”，而亭林先生乃謂之曰：“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日知錄》卷一三“正始”條）就此而言，吳榮光述說自己“無官守，無言責”，就是聲明其身處草野，已不在廟堂“肉食者”之列，自然也就沒有“保國”的責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此時既非趙家人、也非趙家臣，根本就沒有那個資格，所以用不着自作多情。
不過，吳榮光是當過巡撫、總督的人，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封疆大吏。他說自己是“放廢餘生”，似乎頗有怨懟的意味。因爲最早在《漢書》裏提到這個詞時，是用在前兩年從地底下挖出來的那個海昏侯劉賀身上，時人以“嚚頑放廢之人”呼之（《漢書》卷六三《昌邑王賀傳》），因而這個詞顯然帶有不受朝廷待見的意思。吳榮光這樣講，或許是由於他本來沒有主動告退的意思，乃是“奉旨以年力就衰”而“原品休致”（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一），用現在的流行語講，就是“被離休”了。當年，他已是六十八歲高齡，就是“七上八下”，也該給別人騰個地方了，何況退下來一年多也就去世了（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二九《列傳》），道光皇帝讓他“離休”，也是合理的安排。看起來當官確實容易讓人上癮，超脫曠達，談何容易。
不管吳榮光一生仕宦都幹過什麼經世濟民的政事，我倒是從他還鄉後的這種閒適狀態中找到了共同的感覺。所謂“閉戶養疴，長晝無事”，情景正與吳氏差相近似。
本來就是匹夫賤民，國事又禁不得妄議，自不妨在炎炎盛夏中也給自己找點兒樂子。不管是孫承澤、高士奇，還是吳榮光、端方，其實都算得上是達官貴人，書畫碑帖之類，自屬其尋常清賞雅好，但在今天，已遠非像我這樣的寒素書生所能問津。雖然當年趁留意者寡而多少買過幾本古刻舊本，看起來與書畫碑帖頗有相通之處，但徜徉書肆，累年所得，也衹能是人棄我取，不可能買下什麼像樣的東西。
暑中翻弄舊刻本書消遣，需要好玩兒又不費心力，於是，我想到了這部《夢窗甲乙丙丁稿》。
很多朋友一定會覺得我文字太拖沓，寫了這麼半天纔進入主體。其實我一向認爲做研究、寫文章重要的是過程，有意思的，也是這個過程。內容的豐富性，常常會寄寓在曲折迴環的過程之中，不能衹是簡單地看結果。往大了說，人生的意義就是展現生命的進程而不是品嚐生命的結果，因爲生命的結果是死亡，對誰來說都不是好事，輕易不會產生品嚐的衝動。人與人的不同，就是生命進程的不同；文章與文章的根本差別，則是所表述的內容。常蹦高兒登梯子東張西望的人都知道，成網紅的人啥樣兒的都有，有的人一開口就滔滔不絕講好幾個鐘頭，時不時地還亮亮胸大肌臀大肌、肱二頭肌肱三頭肌，招惹得女人羨慕男人嫉妒恨，而實質性內容往往也就那麼幾句話，可大家還是願意眼巴巴地競相圍觀。爲啥？——關鍵是他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文章好孬不在怎麼寫，關鍵是到底有沒有值得一看的乾貨。當然，這麼說並不是我的文章就乾貨滿滿，引人入勝，我這麼講，衹是在談拙文的努力方向。文章寫不好，自己知道，衹是文有別才，非關學也，不是想寫好就能寫好的，年齡大了，愈加羅嗦，這一點衹能請各位讀者多多包涵了。
二、半塘老人和彊邨先生
校刊的《夢窗詞》
前面一開頭我就說了，遲遲不能動筆給這部書寫題記，有一個原因，是我看不懂詞，即這部書是一部詞集。作者吳文英，是南宋後期著名詞人。書名《夢窗甲乙丙丁稿》，不瞭解古書稱謂習慣的人乍看起來顯得有些怪異，甲、乙、丙、丁，就是一、二、三、四，好像真有點兒“數馬足”的味道。實際這是《夢窗詞甲稿》、《夢窗詞乙稿》、《夢窗詞丙稿》和《夢窗詞丁稿》的合稱，亦稱《夢窗詞四稿》或《夢窗四稿》，實際上是《夢窗詞稿》的甲、乙、丙、丁四編。本書諸編卷首鐫梓的正式名稱，是《夢窗甲稿》、《夢窗乙稿》、《夢窗丙稿》和《夢窗丁稿》。
方氏舊藏甲辰本《夢窗甲乙
丙丁稿》內封面
吳文英是一代詞學名家，可傳世《夢窗詞》最早的刻本，衹有明末毛晉汲古閣刻印的《宋名家詞》本（初僅得丙、丁二稿授梓，續得甲、乙，乃合成全璧。此本另有清光緒十四年錢塘汪氏重刻本及民國時期上海博古齋影印本），其後又有清咸豐十一年（辛酉）杜文瀾刊刻的《曼陀羅華閣叢書》本。然而這兩個刻本的文字都有很多舛譌，有待勘正，即“毛刻失在不校舛謬，致不可勝乙；杜刻失在妄校，每並毛刻之不誤者而亦改之”（王鵬運光緒甲辰校刻本《夢窗甲乙丙丁稿》卷首王氏《述例》）。除了版本來源本身的問題之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校訂詞籍有特殊的難處，非諳於其味者不能辦，而元代以後詞學頹落，以致刻書者往往不得要領。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
清末鄭文焯批校明末
汲古閣初刻丙、丁
二稿本《夢窗詞》
清咸豐刻《曼陀羅華閣
叢書》本《夢窗詞》
逮清朝末年，有四印齋主人半塘先生王鵬運，復振起斯學，並致力於詞籍的校勘。在這當中，吳文英的《夢窗詞》，因並無宋元古本傳世，而當時所能見到的毛、杜二氏刻本，其與《夢窗詞》相關的工作，業師黃永年先生《跋四印齋初刻本〈夢窗甲乙丙丁稿〉》一文有清楚敘述，乃謂王鵬運暨彊邨先生朱祖謀，先後數次校刻吳氏此集：
半塘、彊邨兩翁合校《夢窗詞四稿》本凡三刻。光緒己亥半塘四印齋初刻。越五載甲辰，四印齋用己亥本重校。越四載戊申，彊邨無著盦又用己亥本重校刻。然甲辰本槧畢半塘遽謝世，止印樣本兩冊，爲況蕙風、繆藝風分得。彊村刊戊申本時已不悉有甲辰重刻之事，而己亥、戊申兩本向亦難得。……蓋彊村假得明寫一卷本刊入《叢書》後，戊申本遂見棄置。己亥本未收入《四印齋所刻詞》中，傳世止初印若干冊而已。其後況蕙風用所得甲辰樣本景印傳布，琉璃廠書舖又獲甲辰原版刷印，前數年京中尚有新印本。己亥、戊申兩版迄未重印，殆灰滅已久矣。（見《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五冊）
上述文字相當簡練，不悉古籍版本者，讀來或許一頭霧水。因此，不妨讓我來囉嗦一番，適當結合其他資料，重新排比相關內容，稍加說明。
（1）王鵬運、朱祖謀兩人校刻的《夢窗甲乙丙丁稿》前後共刊刻有三個版本。
己亥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2）其第一個版本，也就是初刻本，是己亥年亦即光緒二十五年的刻本。這個刻本是由王鵬運與朱祖謀同校，而以王氏齋號“四印齋”的名義付梓。此本可稱之爲“己亥本”。
這個己亥初刻本僅有初印本若干冊，也沒有印入王鵬運校刻的詞集叢刊《四印齋所刻詞》，後來也再也沒有重新刷印，所以一向難得。
（3）其第二個版本，是己亥初刻本梓行五年後的甲辰年、亦即光緒三十年的再刻本。這個刻本是由王鵬運勘校並仍以“四印齋”的名義刊刻，是用己亥初刻本重新校刊的。此本可稱之爲“甲辰本”。
這個甲辰本刊刻於揚州，剛剛刻成，王鵬運就在蘇州旅館去世。王氏離世前僅僅刷印了兩部試印的樣本，刻書的匠人將這兩部樣本分別送給了況周頤（號蕙風詞隱）和繆荃孫（號藝風老人）。繆荃孫在所得樣本的篇末，記述了這兩部樣本留存於世的具體細節。
甲辰再刻本的初印樣本雖然衹有兩部，但後來有過三種形式的印本，流通範圍頗廣。
第一種是況周頤藏本的影印本。況氏在民國九年，將其所得初印樣本以“惜陰堂”的名義付諸影印。從這個影印本中可以看出，書上鈐有“臨桂況周頤藏書”印記。
民國九年況周頤
惜陰堂影印甲辰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第二種是繆荃孫藏本的影印本。繆藏《夢窗詞四稿》試印樣本後入近代大藏書家隨庵老人徐乃昌手，旋移贈朱祖謀傳硯弟子忍寒先生龍榆生，而龍榆生先生後又將其授與得意門生、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王鵬運輯刻《四印齋所刻詞》，借用業師所藏此甲辰樣本，附印於篇末，今人遂得以便利查閱。不過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如此珍稀的古籍的時，竟然對版本的來源及其傳承源流沒有做任何說明，未免過於強橫。
繆荃孫藏甲辰
試印樣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篇末繆氏識語
另一種是原版刷印本。民國二十三年琉璃廠書肆來薰閣又獲甲辰原版，刷印流通。當代尚有重刷新印本。此本在內封面的後面增刻有“民國廿三年版歸北平來薰閣”雙行牌記。
民國二十三年
琉璃廠來薰閣書肆
重刷甲辰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4）其第三個版本，是甲辰再刻本梓行四年之後的戊申年、亦即光緒三十四年的三刻本。這個刻本，是由朱祖謀以其齋號“無著盦”的名義刊刻的，其所依據的底本，和甲辰再刻本一樣，也是己亥初刻本。此本可稱之爲“戊申本”。
朱祖謀校刻此戊申三刻本時沒有利用王鵬運甲辰再刻本，是因爲如上所述，甲辰本衹有兩部樣本存世，朱氏未有所聞。
戊申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這個戊申三刻本印本數量也很稀少。朱祖謀校刻詞籍叢刊《彊邨叢書》時，棄置戊申本未用，而是從涵芬樓鈔錄了一個不分卷次的“明萬曆二十六年太原張廷璋氏藏舊鈔本”作爲底本（說見《彊村叢書》本吳詞後附張爾田跋），顏曰《夢窗詞集》。是編刻於民國癸丑亦即1913年，所以沿用前例，也可以稱之爲“癸丑本”。因是之故，戊申本與己亥本一樣，再未重刷，結果世間亦不甚多見。對於《夢窗詞》來說，這是王鵬運己亥初刻本以來的第四次校刻本，即癸丑四刻本，而對於朱祖謀本人來說，則可以說是他的第三次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影印癸丑年刻
《彊村叢書》本
《夢窗詞集》
在以明萬曆鈔本替代汲古閣以至曼陀羅華閣系統版本的同時，朱祖謀還把獨見於毛、王二氏舊本的詞作錄爲《夢窗詞集補》一卷，編在篇後；另外還附以他自己寫的《夢窗詞小箋》一卷。至於朱氏爲什麼移徙故轍，另闢新徑，則顯然是由於新得明萬曆鈔本大大優於舊有的毛氏汲古閣以至杜氏曼陀羅華閣這一系統的版本，在這裏就不予贅述了。
需要略加補充的是，朱祖謀對這個《彊村叢書》本仍然不夠滿意，仍然續有校訂，擬另行“精刻單行”，同時還想“廣徵時人專治吳詞著述，如新會陳述叔〔洵〕《海綃說詞》、永嘉夏瞿禪〔承燾〕《夢窗詞後箋》之類，匯爲鉅帙，以成一家之言”，唯惜“孤懷未竟，遽歸道山”。1933年，弟子龍榆生編刻《彊村遺書》，收入此單行正集，號稱“彊邨老人四校定本”或“彊邨老人定本”，仍題《夢窗詞集》（相關情況見此本末附龍榆生跋文）。以干支紀年，時值壬申，故此本亦可謂之曰“癸酉本”。若承上所說刊刻次第，即屬癸酉五刻本。
癸酉本《夢窗詞集》
吳文英《夢窗詞》自清末以來的版本紛雜如是，這還講的衹是王鵬運、朱祖謀一派校勘的本子，沒敢旁及其他。故周啓晉先生囑咐我爲他收藏的《夢窗甲乙丙丁稿》寫幾句話，首先便是希望我來談談對這部書版本的看法。沒有辦法，衹好現學現賣，主要依據業師黃永年先生的研究，學習並梳理《夢窗詞》相關版本源流如上。版刻研究雖然有自己的特點，尤其需要上下左右的參照對比，但其實研究所有學術問題，都是這樣，都需要在大背景下深入剖析具體內容。非如此，對研究對象就不可能有全面、準確和深刻的認識。
三、方孝岳批
《夢窗甲乙丙丁稿》
那麼，周啓晉先生手中的這部《夢窗甲乙丙丁稿》是上述各個刻本中的哪一個版本呢？這很簡單，稍一比對，就可以看出，它是王鵬運校梓的甲辰再刻本。問題是甲辰再刻本除了後來的影印本之外，還有甲辰當年試印樣本和民國二十三年重刷本的區別，周先生這部書到底是其中的哪一種呢？啓晉先生正是希望我來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前面已經講過，按照繆荃孫的記載，在刊成書版之初，衹刷印了兩部樣本，去向清楚，有案可查，啓晉先生的藏本不會是其中任何一本。如果不是這樣，根據目前已有的知識，就應該是民國二十三年琉璃廠來薰閣用甲辰書版重刷的本子，甚至當代新印本。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當代刷印的本子。這一點很簡單，從紙張的新舊程度上就可以輕易判明。
那麼，剩下來的可能，似乎就衹能是來薰閣在民國二十三年重刷的印本了。這一點，通過比對，大體也可以判斷清楚。譬如，在這個方氏批本的丙稿第八頁反面，靠近底部邊框的哪一排字，字跡有明顯的闕泐，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永年師藏繆荃孫所得試印樣本上，則刀鋒一如發硎之初，字跡略無缺損。這表明方氏批本絕非初印，似乎衹能是民國二十三年琉璃廠來薰閣後刷的本子。
繆荃孫舊藏
甲辰本試印樣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桐城方氏批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然而，令人感到詭異的是，周啓晉先生手中的這個方氏批本，其卷首內封面的背面，看不到“民國廿三年版歸北平來薰閣”這一牌記，是一面空頁。這一點，也是讓周啓晉先生頗感困惑的地方。在我看來，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在雕版初竣刷印那兩部樣本之後和民國二十三年來薰閣批量重刷之前，是不是還另有印本而這部方氏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
雕版印刷的書籍，版本往往就是這麼複雜，有時一部書有一部書的特色，而歲月的推移更讓一部書有一部書的故事。
現在需要向大家說明所謂“方氏批本”到底是誰人批寫的書籍了。
啓晉先生這部書，承自其父紹良先生，而周紹良先生是得自舒蕪先生的饋贈。就籍貫而言，這兩位先生雖然是安徽同鄉，但紹良先生生長在京津等地，在家鄉沒有多少切身的經歷；況且周家在至德，舒蕪先生家在桐城，一個江南，一個江北，地域上還有很大的間隔。因此，我推測，兩人的交誼很可能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古典文學編輯期間。
舒蕪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雖然主要是從事古典文學方面的工作，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作家出身，是搞文學的。幹這一行的，大多都像“蘭陵笑笑生”一樣，不大好意思讓人知道所發表的文字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通常都是要假借一個“筆名”的。“舒蕪”就是這樣的筆名。其人本姓方，名管，這部《夢窗甲乙丙丁稿》上鈐蓋的“方管”印章，即清楚標記着昔日的主人。
桐城方氏批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上
鈐蓋的“方管”印章
儘管名聲很不好聽，但舒蕪畢竟是個名人。古籍也是古董，而古董一沾名人的光，就身價倍增，更不用說大名人親筆批點的古書了。所以，一聽這個批本是舒蕪的，很多人一定會很興奮。不過且慢，有這枚“方管”的印記，並不等於這部《夢窗甲乙丙丁稿》就一定是他批的。做學問用不着激動，還要靜下心來看看書上到底批了哪些內容。
首先，讓我們來看書中在《夢芙蓉·趙昌芙蓉圖梅津所藏》這闕詞（《夢窗甲稿》）旁的一段批語：
壬申二月三十日，清明，在金陵游龍蟠里圖書館，壁懸太平花照片，黃某題曰：春蘭、秋桂、冬梅，皆以香著，夏花多不香，香亦俗，獨太平花不然，相傳世太平則全樹花。宋趙昌有太平花圖，見《宣和書畫譜》。
看這語氣，不會是很多年後追記，應該就是壬申年二月三十日當天或三兩天後的紀事。再從曆法上看，與此壬申相關的年份，衹有兩個，一個是公元1932年，另一個是一甲子後的公元1992年，而前一個壬申年的二月三十日正值清明節（公曆4月5日），後一個是在清明節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顯而易見，這段批語衹能書寫於1932年。這一年，出生於1922年的舒蕪，年齡衹有十歲，不管是批語的內容，還是老到的墨跡，都不可能出自他的筆下。
桐城方氏批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中的壬申年批語
在全書的末尾，批書者鈔錄了一段《褒碧齋詞話》的內容，最後記云：
乙丑三月壬申侵曉錄《褒碧齋詞話》。
與我們所討論問題相關的乙丑年也有兩個，一個是公元1925年，另一個是公元1985年，而前一個乙丑年，三月初一值丁未日，壬申爲是月二十六日，後一個乙丑年的三月初一值己丑日，是月無壬申，故衹能題寫於1925年。1925年時舒蕪剛剛3歲，當然寫不出這段文字。
桐城方氏批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卷末的乙丑年批語
現在，結論就很清楚了：執筆批書的人，絕不會是舒蕪，而是另有他人。那麼，這個人又是誰呢？這也很容易解答：是舒蕪他爹，方孝岳先生。在這部書目次的後面和正文首頁，都鈐有方孝岳先生的名章，一處是“方孝岳”姓名合爲一方，另一處是“方”姓和“孝岳”名分鐫爲兩方印章。所有者一望而知，用不着再做考證。
桐城方氏批本
《夢窗甲乙丙丁稿》
目次之末和正文首頁
鈐蓋的方孝岳印章
（此本正文首頁係鈔配）
在一般社會公衆眼裏乃至所謂“文化界”，方孝岳先生的名氣遠不如其子方管（舒蕪），但在文史研究方面，卻是子不逮父遠甚。
方孝岳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學批評和古漢語音韻兩大方面。前一方面的著述，主要撰著於民國時期，以《中國文學批評》爲代表；後一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開展於1949年以後，其成果，以《漢語語音史概要》爲系統體現。
方孝岳先生的祖父方宗誠，係方東樹的族弟，在經學、史學和古文方面都頗有造詣，總的來說，屬於桐城方氏另一族系著名學者方苞傳授的“桐城派”家學。方孝岳先生早年對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就顯然帶有這種“家學”的痕跡。文學而批評，講究的是義理和詞章，而這些內容在1949年以後當然很容易惹禍。與此相比，考證古代的音韻，就要安全很多。看其後半生能夠安安穩穩地度過一次次“運動”的劫難，就能體會這一學術轉向的明智。
對詞的研究和欣賞，清末民初，在一定層面上曾興盛一時，前述王鵬運、朱祖謀輩，都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在這一風潮之下，像方孝岳先生這樣深受桐城派學風薰染的學人，隨之賞析揣摩，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鵬運是開啓清末民初研習詞學風氣的一代宗師，他在光緒三十年校刊的甲辰本《夢窗甲乙丙丁稿》，雅好此道的人自然想要一看究竟，可存世卻僅有兩冊樣本。在這種情況下，遇有合適機會，就會有人以原版刷印，以滿足需求。我推想，方孝岳先生得到的這部書籍，就是這樣刷印的本子。當時刷印的數量可能很少，衹是滿足個別人的需要，或即方氏直接請求書版所有者爲之印製，亦未可知，所以事後尠少有人知悉相關的情況。至於具體的刷印時間，大致應該在民國九年亦即1920年況周頤影印所藏甲辰本之先。蓋況氏既已影印，就不必非花費很大力氣去個別刷印不可。於是，在民國九年的五年之後，亦即1925年，我們就在這部書上看到了方孝岳先生批錄的文字。
方孝岳先生在書中批注的內容，主要屬於箋釋性地引錄相關記載，數量很多，也都很質實，另外還有少量文字勘正，恐怕都是給他自己作參考的。前輩閱讀詩文名篇，稍用心者往往都是如此勤於動手。學問的增長，也就在這樣讀書翻書、查書批書的過程之中。在今天，這些批語雖不會具有太大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但我們卻可以從中領略所謂“讀書問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四、讀書人亡德
則天下亡
讀書可以求學，讀書更能夠涵養性情，增重氣節。中國古代的讀書之“士”，爲人處世，之所以會很講究“節操”，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書卷正氣充溢胸襟，使之不得不然。可是，古往今來，也頗有那麼一些人，並沒有在讀書過程中汲取有益的養分。好一點兒的，衹是給自己的臉上裝點“知識”的迷彩；差一些的，則兩眼發青，一味追名逐利而略不顧基本的職業操守，甚至寡廉鮮恥，背仁棄義，爲進身求榮而不擇一切手段。
衆所周知，方孝岳先生的兒子舒蕪，在其人生道路上就有那麼一段非常非常不光彩的經歷，即出賣自己的恩人胡風，牽連一大批人長期遭受深重的磨難；最難能可鄙的是，對自己的卑劣行徑，竟能堅持至死而略無悔意。
現在看到這本鈐有他印章的《夢窗甲乙丙丁稿》，不僅是他這位曾經的主人，難免讓我感到厭惡。更多的不快，是我很自然地由此及彼，聯想到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後中國大陸上那一大批與他類似的文人學者。時至今日，此類鼠輩已經在文化界、學術界遍地涌動，氾濫成災。
在強大的高壓政治下，我們大多數人做不到以身相抗，矢志成仁，因爲蛋終究是撞不過石頭的，就是鴕鳥那麼大的蛋也不行。但不能積極地對反抗，頑強地對抗，並不等於就不能消極地抵禦，更不等於非去獻媚求榮乃至助紂爲虐不可。
現在很多過來人，一談到當年種種政治運動中禍國殃民的瘋狂舉止，往往都會說中國的社會就是這麼個樣子，沒辦法，不能不跟着做，好像誰都沒有一絲一毫責任的樣子。在我看來，至少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不能這樣說。
現在西方民主社會的主流意識，是知識分子都在努力摒棄“精英”觀念，努力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低到和每一個修下水道的管子工相同的位置上。在享受社會權利的層面上，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觀念和做法，但要是同時也斷然拋棄了原有的社會責任，我想就未必合理了。這種責任緣於社會分工使得知識分子有更多時間和更好的條件去讀書，去思索，就像在火災發生時消防隊員要冒險撲滅烈焰，海難發生時船員要照顧乘客先行撤離一樣，這是一種職業的責任。
在所謂“文革”過後，巴金先生意識到這場政治災難發生的社會根源需要深入挖掘，意識到每一個人都應當承當相應的責任，因而大聲疾呼要人們對此做出反思。結果呢，我們都知道，那衹是徒勞一場。巴金先生倡導的這種反思，我理解，首先就應該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內省，因爲他們對社會有更多的責任，對大衆有強烈的影響作用。若是連知識分子都不能坦誠地直視自己內心深處的暗影、污漬和瘡疤，他們在特定條件下一時做出的種種卑劣行徑，就會習慣成自然，一直毫無愧色地繼續做下去。苦難的歷史，就仍會再現，或者說是仍將長久持續。
於是，我們看到，卑鄙者變得愈加卑鄙，曲學阿上者愈加大行於世，不僅略無羞恥之心，反而洋洋自得。利之所向，使其喪失所有的人性而返歸作爲一種動物的本性。這倒也還算得上是法天道而任其自然，是牲口的正常行爲。
最爲怪異的是，還頗有那麼一些讀書人，不知是精神分裂，還是巧於化身，在講壇上，論著中，學問不好好地講，研究不純純地做，公然塗抹出一副江湖俠客的扮相，開口下筆，滿嘴滿篇都是救世濟民的大道理，整天閒扯什麼士大夫的氣節，甚至在無關緊要的世人面前頻頻做出與當政者不共戴天的表白，可實際行爲呢？爲了向上爬，爲了種種不斷疊加的“恩賜”，哪怕說說“領導大人（譬如校長之流）聖明，不過此事是否可以再考慮考慮如何如何”，這也絕對不會講，半個“不”字都不會有。下賤無恥到了這麼一個地步，真是令人無語。
古代士大夫爲人處世，是首先從小處實實在在地做起，即所謂先修身齊家，再治國平天下，而不是像現在很多人那樣空唱高調。這是因爲國與天下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人構成的，每一個人先努力做好自己，儘量先讓自己活得像個人樣，在身邊的每一件小事上多堅守一點做人的底線，國與天下自然就會變好；至少不會太過於渾濁，太過於黑暗。這當然會讓你失去很多利益，領不到賞賜的狗糧，但死不了人，日子也不會過不下去。
從南宋中後期起，特別是元代以降，朱熹建立的理學體系，成爲維護世道人心的不二法典，但天長日久之後，奉行者漸寡而徒藉其說以博取功名者日增，於是纔有王守仁試圖以“致良知”三字來喚醒士子的良心，並呼喚人們要循從自己的良知而身體力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然而，現實卻很諷刺，陽明先生換來的衹是學風日益空疏化，禪語化，而士風則愈加頹落，並最終葬送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殘酷的現實，讓我們不能不追究王陽明的出發點是否存在嚴重的問題，不能不追究這樣一個終極的問題：即對於大多數文人學士來說，他們是不是真的如王陽明所期望的那樣，生來就具有所謂“良知”？抑或換一種不那麼令人絕望的說法：在物慾的誘惑的面前，大多數讀書人是不是都必然會喪失與生俱來的“良知”？
再這麼想下去，就會讓人窒息了。現在，還是讓我們談談“形而下”的事情，再回到前面第一節提及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問題。前面談到，在顧炎武論述這一命題時講的第一層語義，是維護江山社稷的所謂“保國”，這是“肉食者謀之”的事兒，尋常百姓，無由置喙。下面不避累贅，多迻錄一些字句，以全面、準確地瞭解顧炎武的本意：
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
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于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開晉之始〔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正始”條）。
看了顧炎武上述論斷，自然清楚當今世人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解，與其原意已有很大出入。近人章炳麟嘗謂“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責之説，今人以爲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經濟之云云”，並申論其說，提出當以知恥、重厚、耿介三項內容，作爲衡量一個人道德品質高下的具體指標，尤其強調“人不可以無恥”這一安身立命的基石（章炳麟《太炎文錄》之《別錄》卷一《革命道德說》）。換言之，在顧炎武、章炳麟一輩人看來，文人士大夫之知恥抑或無恥，乃是決定天下興亡的根本要素。因而不管士風如何敗壞，自己還是要自勵自勉，篤行守節，不要讓讀過的聖賢書都隨消化道排泄走了。
舒蕪，和現在那些同他一樣的學人中的“僞類”，自然屬於我很不屑的無恥之徒，因而除了深深的厭惡，不會對這部書上他的名章有什麼興趣。好在這部書最終進入紹良先生的書房，因其曾陪伴紹良先生而在展讀時有了很多好感。老人家爲人爲學，都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我還清楚記得他在談論堂兄周一良先生深陷“梁效”泥淖時講的一句話：“我大哥是有想法的。”常言云“無欲則剛”。紹良先生在社會生活中沒有那麼多讀書人本不該有的“想法”，也就不會卷到那些不該做的“無恥”事兒裏去，更不必用“書生上了什麼人的當”這些詞句爲自己開脫，所以，學問做得灑脫，人活得更是灑脫。
2017年8月8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