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白崇禧、薛岳、孙立人三位民国将领，在民间长期享有“战神”的虚誉①。但去台后，三人均不获重用。白、孙的缘故，目前已较为清晰——白在政治立场上长期反蒋，内战末期亦曾“通共”；孙去台任“陆军总司令”期间，一脚“通共”，一脚亲美，且欲联合“自由派”推翻蒋介石。②
薛岳去台后，长期被闲置的原因，也与其在大陆时期，就已经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有直接关系。
早在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薛即与李济深密谋合作倒蒋，试图在史迪威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据李济深自述：
“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③
薛抗战期间密谋“反蒋”一节不算秘密，蒋介石对此事知之甚详，日记中留下了颇多记载
（具体见文末相关阅读《1944年“薛岳等于叛变”事件》）
。
内战期间，薛岳与地下党的交往，大概就鲜为人知了。
据笔者所见的部分档案，1949年5月间，薛与地下党过从甚密，且一度承诺反蒋举事。
薛岳的政客色彩颇浓，本质上并非一纯粹军人。1948年，薛曾与余汉谋、张发奎等粤籍军人合谋，欲扶植孙科组阁，内定张发奎为国防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后因粤系不敌桂系，谋划未成。
其后，薛又趁蒋介石嫡系部队苦战于淮海，与张发奎、余汉谋提出“粤人治粤”口号，意在将宋子文驱离广东。蒋无奈，遂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1949年2月，薛岳走马上任；5月，即与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系。
据档案文件显示，先是，5月4日，蒋光鼐赴港向中共传递消息称：
“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对反蒋一致，对联共则各怀心事，彼此未能共同商讨。……
薛表示虽恨蒋，但不满中共，态度仍极顽固。
”
其时，桂系白崇禧正与中共积极联络，且承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④，故蒋光鼐还提到，桂系甚至拟“移师湘粤边境，以威胁驻粤蒋系两军，促进张、余、薛之决心与勇气。”⑤
工作进展很快。至5月13日，地下党致电周恩来，明确提到“薛岳已决心反蒋”。文件称：
“据蒋（光鼐）说，薛岳已下决心要干，组织工农革命政府，且已将此意托余汉谋征求李(宗仁)的同意。”
“薛谓如李不参加，亦决心干。薛计划为在粤组织工农革命政府。”
⑥
图：薛岳
但是，在倒戈一事上，以薛岳等人为核心的粤系，与以白崇禧等人为核心的桂系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5月14日的内部讨论会议上，桂系骨干黄绍竑“主打破党统，维持法统，由李德邻领导西南全面和平”。李德邻即李宗仁。
桂系之意，乃是希望先将桂、粤两系人马打包统合在李宗仁、白崇禧旗帜之下，再集体倒戈，如此可增加己方谈判筹码
，以便从中共手中换取更多的政治收益。
但负责策反薛岳的蒋光鼐，却对此不以为然，向中共表示：
“党统、法统均应废除，如李踌躇观望，粤薛应先发动。”
⑦
5月17日，地下党再次发出电报，称薛岳与桂系矛盾较大，须待白崇禧等人离开广东后，才能举事。电报援引粤系将领邓世增带来的情报称：
“薛岳虽仍谋以粤赣独立，但因环境恶劣，不如前之坚决。……薛向邓表示：俟白等离粤，即采取行动云。”
薛的这一表态，似不过是暂安中共之心。
据邓世增讲，白崇禧因未能在与中共的谈判中，得到理想的政治回报，故放言表示，“他为谋和而结果只得了战犯头衔，那就只好对共抗战到底”；地下党也获得情报显示，邓世增对粤系投共一事之收益相当关心，“私向人表示，有吴奇伟等如此小干，而不谋大干，终必被中共一个个吃掉，实不合算。”⑧
换言之，邓氏反对如吴奇伟般零碎倒戈，理由是回报太小，“不合算”，和黄绍竑一样主张打包倒戈。故在白崇禧心生犹豫之际，邓氏对于游说薛岳投共，也相应变得不积极起来。
至5月22日：
“黄季宽约见告我，薛岳反蒋之意已暂打消。”⑨
薛岳拟反蒋倒戈一事，遂就此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薛岳走马广东之初，宋美龄即由美国致电蒋经国，询问“薛岳态度近来究竟如何，盼复”。蒋经国回复：“人心之坏，出人意料，万分寒心。薛之态度暂无特殊之表示”。
⑩可见蒋介石方面对薛岳的戒心已然很深。
1952年，蒋氏父子以薛岳可能勾结“第三势力”为由，搜查其住宅，亦与上述戒心有直接关系。
图：1949年2月，宋美龄(左)、蒋经国(右)就薛岳是否可靠一事来往电函
注释
①白崇禧事，可参见：胡博，《白崇禧“战神”之号从何而来》，东方早报2012/5/12。孙立人事，可参见：杨津涛，《吹出来的“国军战神”孙立人》，短史记第99期。薛岳事，可参见：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②白崇禧事，可参见：《白崇禧：内战最大牌“通共”将领》，短史记第70期。孙立人事，可参见：《大陆确曾秘密派人策反过孙立人》，短史记第19期；《孙立人确欲武力推翻蒋介石》，短史记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