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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历史  · 2018-09-26 08:4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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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后,马琦又一本关于清代西南边疆矿业研究的力作即将付梓面世,作为他在该领域研究的见证者,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更愿意将其十年来曾经与我分享的研究旨趣和对多维视野的思考贡献出来。


以往学界在地方经济开发史视角下研究矿业开发史或矿业经济地理的研究成果经世累牍,但却常常陷于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困扰之中。矿业开发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历史上我们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各类矿种,但某些矿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开发和利用则晚于矿种认识很多。例如“铅”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在7000多年前,人类已经认知了金属铅,也了解其秉性为矿物铅。《史记·夏本纪》称海岱之间青州有“丝、枲、铅、松、怪石”等物产,《管子·地数篇》说“上有铅者,其下有银”,《货殖列传》载“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史记集解》徐广注曰:“(连)音莲,铅之未链者” 。据此推论,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朝已经认知了金属铅,先秦时代将尚未冶炼的铅矿称之为“连”,即铅银伴生矿。青铜时代,青铜器铸造中已经用了铅,当时的铅主要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配制原料使用。然而,作为铸钱的币材,铅则是严禁的。《史记·平准书》指出,西汉郡国犯奸铸币的重要特征即是在铜钱中“杂以铅锡”,致使“钱多轻”, “县官以令禁之” 。可见,西汉铸钱禁止参杂铅锡。此后历朝历代几乎都为禁“杂铅锡”之劣币泛滥而不懈努力,以免劣币驱逐良币而扰乱国家币制稳定。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铅主要作为铸造铜制器皿的配制原料而使用,致使铅的用途和开发极其有限。但是,到了清代,深埋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地下的黔铅得以大规模开发,其驱动因素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地方经济的视角下思考,而必须结合铅的用途扩展及其在国家战略层面价值和意义的提升而综合考量。基于此,马琦以多维视野展开清代黔铅开发研究。


首先,作者在国家资源视野下研究清代黔铅开发。人类社会就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史。 矿产是自然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对矿产资源的利用程度则取决于人类对资源的认识水平和利用技术。进入文明时代,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形成了自然人和国家两类资源利用主体。个体的自然人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而不断加深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国家往往掌握部分特种资源,如作为币材资源的铜铅进行垄断性开发,以保证全国的币制稳定、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马琦以国家资源观为切入点,对清代币制进行充分研究,发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货币量需求急剧增长,而货币铸造发行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钱荒”。为了维持银钱比价,国家一方面允许外洋白银大量流入,另一方面被迫调整钱法,扩大币材的数量和来源,加大铸币量。正如马琦的研究所指出,康熙、雍正时期钱法调整中的一大特点是加大了制钱中的铅含量,形成“铜六铅四”的配铸格局。通过扩大铅在制钱中的含量来应对铜的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铸币需求,故铅成为清代仅次于铜的重要币材。马琦研究得出“从雍正二年至道光八年,黔铅总产量达 8.72 亿斤,年产 839 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的 67%—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将黔铅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资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是矿业开发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第二,在国家安全视野下研究黔铅开发。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进入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实际上是资源消耗的对抗。清代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热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具有军事价值的矿产资源成为提高武器性能、保障军队战力、巩固国防安全的关键。火药在我国很早就应用于军事领,并发明了火药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推进发射物急速运动的射击类杀伤性武器。宋元以来,我国火器的发射物主要是石块、铅丸和铁弹,而铅以其熔点低、硬度弱、可塑性强及有毒性等特点,逐渐成为明清时期火器弹丸的标配,“制备铅弹、以供枪炮之用”,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因此,马琦将黔铅开发与清代军事装备发展以及边疆重大战事结合起来研究,发表了《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一文。他又在本书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发现在黔铅大规模开发之前,清代军铅严重短缺,军队“枪手演习,止放空枪,从未装入铅子打把,似此则信手高低,漫无准则”。雍正时期黔铅开发全面展开,故从雍正七年开始,清军训练时,一律“用铅子打把”。仅军铅一项,马琦研究得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 20—26 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黔铅开发保障了清军火器弹丸的有效供给,黔铅的军事用途在历次维护统一和边疆安全的重大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征缅之战时,云贵总督彰宝奏言:“军营火药铅弹前已运过五万五千余斤,现在腾越存贮尚多,又趱运药铅二万斤、火绳六千六百盘”。虽然军铅并非全部产自贵州,但清军装备改善、重大边疆战事中铅弹供给充足与黔铅大规模开发的时间吻合,折射出黔铅开发在军备战略物资与国家安全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第三,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探讨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琦通过对清代黔铅矿分布和开发区域的细致考察,指出清代黔铅开发的重点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的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元代为部落首领充任“蛮夷官”的辖制区,明代为土司辖地,国家只能通过土司对该区域和当地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管理。明代虽然急需铅矿资源,但无法深入到土司辖区进行大规模开采。清代黔铅开发得益于清代两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一,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清康熙三年(1664年)平定水西宣慰使安坤叛后,设置为大定府,下辖黔西、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县,使黔铅主要矿区从土司间接管理变为国家直接治理,为国家主导下的黔铅大规模开发和战略资源全面管控创造了条件;其二,马琦研究发现,改土归流使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逐步深入的同时,自康熙时代起,政府实施了具有区域导向性的“开边禁内”的矿业开发政策。“改土归流”与“开边禁内”两项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政策的互动作用,促使西南边疆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同时,为国家大规模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黔铅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内地移民,促进了黔西北的垦殖开荒和水利兴修,带动了贵州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和城镇的发展,而大规模黔铅产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也成为贵州地方政府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和社会经济管理的主要财政来源。国家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边疆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得到有力的诠释。


第四,用历史经济地理与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这是该书用力最深勤、研究最精到、创新最突出的地方。 马琦研究发现黔铅采冶地虽然在贵州,但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需求则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所以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必须跳出了地方开发史的窠臼和主要运用地方志的局限,以多维的视野进行国家全局性的思考,广泛运用多维视野下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档案、实录、会典、方志等资料十分奏效。例如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矿产量估算问题,马琦变在清宫中档中找到了雍正至道光时期相关官员向中央上报的黔铅逐年生产、贮存、购销、运输奏报,以及地方志中无法反映的黔铅开发制度体系、地方官兼职矿务管理的运作机制等内容。在大量新发现资料的支撑下,作者在清代黔铅开发的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与产业兴衰;清代黔铅矿厂运作、抽买制度与管理机构;清代黔铅产销关系演变与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调节、黔铅运输交通地理与分销渠道、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等六个方面,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可见,多维视野下的研究思考和全方位的资料收集,为该书取得超迈前人的研究进展奠定了基础,成就了矿业开发史研究的方法创新,更能客观准确地揭示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当作者通过扩大视野,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引向国家资源、国家安全、国家治理层面而取得重大突破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不免忽略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地区性问题的思考。例如该书就缺乏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思考与研究,贵州铅锌矿分布集中的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生态脆弱性与清代150余年传统采冶方式下的高强度黔铅开发,必然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影响。黔铅开发的衰败除了作者书中探寻的原因外,生态环境的破坏使黔铅开发无以为继也是重要原因。黔铅开发辉煌退去之后造成的石漠化,成为当地居民长期深度贫困的环境因子。影响至今,黔西北成为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难度最大的滇黔桂石漠化区的核心地带。因此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矿业开发史研究,理应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再有,清代“开边禁中”政策下西南边疆矿业开发中的民族关系、边疆社会变迁、生产生计方式变化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或专题研究。因此该书拓展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的思考维度,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去拓展、去思考、去探索,期待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陆韧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2018年3月30日



前言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战略性资源的管控是国家或政权关注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皆然。探讨古代国家认识、开发、利用战略资源的实践过程,终结、归纳传统社会管控战略资源的政策、措施及其成败得失,可为现代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古代资源开发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经济史、矿业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热点问题。


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且不可再生,替代性差,在资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史中,清代矿产资源开发成就最为突出,以滇铜、黔铅采冶为代表。清代滇铜开发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举世闻名。然作为与滇铜齐名的黔铅,其成果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黔铅是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黔铅是清代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是指贵州所产的金属锌和金属铅。因铅与锌在清代统称为铅,别以黑白二色。清代铅锌主要用于鼓铸制钱。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顺治元年“以红铜(金属铜)七成、白铅(金属锌)三成配搭鼓铸”,康熙二十三年改为“铜六铅四配铸”,雍正五年变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改“用红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金属铅)六斤八两、点铜锡(金属锡)二斤,配搭改铸青钱”,乾隆五十九年后恢复黄钱鼓铸,以铜六铅四搭配。可见,锌是清代制钱的主要原料,配铸比例长期稳定在40%以上。


清代前期,随着铸钱量的持续扩大,币材锌的用量亦从顺治十八年的105万斤增至乾隆二十五年的962万斤。据笔者研究,从雍正二年至道光八年,黔铅总产量达8.72亿斤,年产839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的67%—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铅在清代制钱配铸中的比例过低,且仅在鼓铸青钱时掺用,作为币材的用量有限。但是,清代铅的军事用途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即制造火器弹丸。笔者曾专门探讨过清代铅的军事用途,认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20—26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


由此可见,清代黔铅是全国铅锌的最主要产地,承担着京师及各省铅锌币材的供给重任,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经济运行,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同时,清代军队所需军铅绝大多数来自贵州,黔铅是制造鸟枪、火炮弹丸的主要原料,关系清代的军备制造和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因此,黔铅属于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二、学术史评述


黔铅与滇铜均为清代国家战略资源,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军备制造,理应铜铅并重。乾隆年间,谢圣纶称:“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但地方官员却重铜轻铅。乾隆四十年,吏部奏称:“窃思运京铜斤,关系户、工二局鼓铸,固应上紧趱运,严定处分,而外省派赴滇黔诸省采办铜斤等项,亦均关紧要。……且运京铅锡,与铜斤事同一例,原例内专言铜斤,不及铅锡,立法亦未详备。”嘉庆十一年,上谕内阁:“京运铜铅攸关鼓铸,乾隆年间曾钦奉谕旨,特派藩臬大员经理其事,业经定有章程,系指滇铜而言。其实钱局需用铜、铅并重,近年以来各该省办理拘泥,于滇铜过境之日尚知照料催趱,而于铅船到境时则不复留意,以致节年京局需用铅斤多有迟滞,殊于鼓铸有碍,嗣后铜船铅、船沿途经过之处,著责成派出之各该省藩臬等一体实力催趱,毋得少有延误。”


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导致现存记载滇铜黔铅的文献多寡不均。关于清代滇铜的记载,除了实录、政书、地方志等文献之外,还有《滇南厂矿图略》、《云南铜志》、《铜政便览》等专门性文献,史料较为集中;而黔铅的记载则散见于档案、正史、政书、奏疏、方志、文集等不同类型文献之中,史料搜集难度较大。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也影响着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清代滇铜研究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成果丰硕,已经成果清代矿业的代表;而黔铅进入学术视野则短短十余年,研究成果寥寥。


2007年,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清代黔铅的论文,作者在考察清代前期大定府铅矿产量的基础上,并对其运输和销售进行了梳理。2010—2015年,马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论著,分别探讨了清代黔铅兴盛的原因和背景、采冶技术、矿厂分布、产销量变化、运输路线、京运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以滇铜黔铅为例,考察清代的矿业布局、奏销制度及其军事用途,极大地推进了清代黔铅研究,扩展了清代矿业的研究视野。


近十年来,虽然清代黔铅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是,一些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影响、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掘,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空间,如清代黔铅产量、矿厂、管理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系统性专著,这对于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清代黔铅开发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发掘新资料,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系统性研究。


三、研究内容和主要资料


本书研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1、清代黔铅开发与产业兴衰,主要论述清代黔铅兴衰的原因和背景,从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清代黔铅的兴盛与衰落。2、清代黔铅矿厂及其管理。在考证矿厂置废和时空分布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莲花、福集、柞子等大型铅锌矿的产量演变、抽买制度、管理机构等内容。3、清代黔铅产销关系与储备调节。以清代档案中的奏销数据重建黔铅产销量序列,分析产销量变化原因,突出厂店储备制度在调节产销关系中的作用。4、清代黔铅运销与管理。考证清代黔铅运销的数量与路线,复原黔铅的运销网略和管理体系,揭示京运的动态过程。5、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在考证黔铅矿业人口和矿区所需物资的基础上,分析黔铅开发对贵州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及城镇发展的影响,考察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的关系。6、清代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通过考察黔铅矿利收入促进贵州公共事业发展、矿政兼顾下贵州地方行政的演变、矿政冲突对贵州地方行政的影响,分析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清代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数位典藏的清代档案,已经正式出版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奏折汇编。二是清代实录、政书,包括《清实录》和清代五部会典、三部会典事例、两部户部则例。三是地方志书。现存清代贵州的省、府、州、县志及《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黔记》等地方史书。四是云贵督抚奏折。如现存杨雍建、高其倬、鄂尔泰、裴宗锡、孙玉庭、朱理、贺长龄等云贵总督、贵州巡抚的奏折汇编和诗文集。五是近现代矿冶调查和实地考察。如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编《今日贵州》,唐八公、汪允庆等人的调查文章,以及实地考察发现的碑刻资料等。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目    录


前言


一、黔铅是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二、学术史评述


三、研究内容和主要资料


第一章  清代黔铅开发与产业兴衰


第一节  清代铅锌的用途、供需与矿政演变


一、明清之际的铸币、火器制造与铅锌需求


二、清代前期铅锌供给与矿政演变


第二节  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社会变革与黔铅开发


一、雍正朝以前的贵州铅锌矿开发


二、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社会制度变革与黔铅开发


第三节  清代黔铅采冶技术及其特征


一、矿石与品位


二、矿山开采


三、冶炼技术


第四节  清代中后期全国铅锌矿产中心的形成及演变


一、清代中期黔铅兴盛与全国铅锌矿产中心的形成


二、清代铅锌矿业格局的变迁


三、清代后期黔铅衰落及其原因


第二章  清代黔铅矿厂与厂务管理


第一节  清代黔铅矿厂置废及其时空分布


一、清代黔铅矿厂置废时间考


二、主要矿厂所在地考证


三、黔铅矿厂的时空演变


第二节  莲花特大白铅厂


一、课铅与余铅


二、抽课与产量


三、厂务管理


第三节  福集大型白铅厂与柞子大型黑铅


一、福集大型白铅厂


二、柞子黑铅厂


第四节  其他主要矿厂


一、马鬃岭、丁头山、砂硃、月亮岩、济川白铅厂


二、乐助堡、新寨、水洞帕白铅厂


三、猴子、羊角、白蜡、永兴寨黑铅厂


第三章  清代黔铅产销关系与储备调节


第一节  黔铅产量波动


一、雍正二年至十一年白铅产量


二、莲花厂时代的白铅产量


三、黑铅产量


第二节  官铅运销量变化


一、京运量


二、楚运及代运湖南


三、滇川黔三省采买与永宁售卖


第三节  官铅采办与厂店储备


一、官铅采买


二、厂店储备及其作用


第四章  清代黔铅运销与管理


第一节  联运枢纽与局店销售


一、永宁铅局与四川采买


二、汉口铅局与各省购运


第二节  陆路分运与管理


一、威宁道


二、綦江道


三、赤水河道


四、湘黔道


第三节  水路长运的管理与监督


一、水运制度与运输实况


二、京铅水运动态


第五章  清代黔铅矿业与贵州经济发展


第一节  矿业人口与外来移民


一、矿区从业者


二、矿产运输者


三、矿业人口与内地移民


第二节  矿区物质供给与农矿业发展


一、粮食供需与农业开发


二、燃料需求与煤矿开发


第三节  矿业带动下的交通、商业与城镇发展


第六章  清代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


第一节  黔铅矿利与贵州财政


一、矿业产值


二、黔铅利润及其分配


三、地方财政与矿税用途


第二节  矿政兼顾下的地方行政


一、政区调整


二、官员选调、考核与惩处


三、官员考成与地方行政


第三节  矿政冲突、协调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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