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 | 1893：世博会上的东西方碰撞与中国自强梦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4-12-13 16:03

正文

一

1893年，时值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因此这一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显得意义非凡，它纪念过去，更夸耀当下。东道主以一座巨大的摩天轮宣告自己跻身世界强国，令人兴奋的新大陆精神借此大放光彩。芝加哥击败纽约获得主办权就是这种精神的证明：1871年，一场大火几乎把芝加哥商业街烧光，它却很快重获新生，变为全球第一个“摩天大楼”城市，尽管新建的大楼只有10层左右，在当时却足以令人仰视。

2730万人涌入世博会，很多人是为了一睹80米高的菲力斯摩天轮（Ferris Wheel），它每次最多可乘坐2160人。摩天轮让参观人数从第一个月的3万人猛增到15万。5月到10月底，人们进出这片被称为“白城”（White City）的2.4平方公里建筑群，美国人顺便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得意产品，比如蓝带啤酒和箭牌口香糖。托马斯·爱迪生还铺设了一条0.3英里（约0.48公里）长的电气铁路，给观众展示未来交通的速度。“博览会出其不意地向这些参观者展现了在我们单调乏味、狭隘局限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芝加哥人威廉·夏伊勒写道：“它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不仅是对色彩和美感的赞叹，还有对电气时代的美好展望。”

中国人对世博会并不陌生，十几年前，费城世博会收到过720箱中国产品。不过19世纪的几次世博会均由大清海关包办。中国眼里的“赛奇会”因此被西方人称为“赫德的赛会”，他推动此事的动力是希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产生好奇心。1866年赫德曾领着5名旗人组成的访问团到欧洲游历，此前还没有一个清廷官员出过国。浙海关文案李圭1876年被他派往费城博览会，出发前赫德明确要求：把看到的世界记下来带回中国。李圭到美国后耳目一新，还遇到了113名留美幼童，他把所见所闻和西方教育写到《环游地球新录》里。这本书得到了李鸿章支持，后者的序言被印到首批3000本书上。

1893年，李圭已是浙江海宁知州，这一年世博会的中国馆比他去的那次宏伟不少，它由戏院、八层高塔、寺庙等一组建筑构成，里面还有百货店和茶馆。不过如果说到产品，其实区别不大，唱主角的仍是传统面孔。中国产品在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1851年）召开后的20多年里一度颇受尊重，不过老面孔注定要在炫耀工业文明的时代遭受冷落，巴黎世博会（1878年）后观众对中国瓷器兴趣大减。与此相反，日本馆却日益引起关注，参加过几次世博会后，日本很快走上模仿之路，热衷于展示“现代”成果。中、日两国的差异在1893年被放大了，日方这一次筹集到比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资金，展位居于黄金地段，其中特别展示了一项教育成就：一个4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至少2万所初等学校。结果，吃惊的西方评论者再次把“进步的日本”与“懒惰的中国”区别开来。

清廷外交官对此却并无感受，中国驻美二等参赞彭光誉在9月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提交发言，大谈儒释道三教的源流以及它们与基督教的异同，以一种他者的姿态委婉讽刺欧美传教士。

如果要找一个被芝加哥震动最大的中国人，当属郑观应。他在这一年定稿的《盛世危言》里提议中国也要办博览会，地点从上海开始。郑观应外国朋友众多，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获海外信息。这届规模巨大的博览会刺激他写下了《盛世危言》“赛会”篇，文章看起来很像一篇新闻报道，详细到房屋面积、预算和建造费。不过作者之后笔锋一转，感叹起中国商务的衰败和财政空虚。

郑观应对“洋务”相当熟悉，1858年他到上海投奔叔父谋生，无意中踩对了时代鼓点。鸦片战争后中国外贸重心从广东转向上海，这里很快变成西方文化潮头。敏感的广东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们转战沪上并形成新的地缘关系网，郑观应的家乡香山位居这个网络的核心，容闳留学归国后，香山人在官办企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郑得到了同乡徐润的帮助，先后任职于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开平煤矿，后来因为债务纠纷一度避居澳门写作。1892年，他被李鸿章任命为招商局帮办，到几个沿海城市和长江口岸调查，琢磨如何对付两大竞争对手——怡和和太古。太古轮船公司自1890年春天发起价格战，导致三家公司互相降价，结果招商局损失最大。几个对手最后在1893年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招商局未能扭转不利局面，但在长江航运上保住了面子。

西方人带来的商业竞争对郑观应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它构成了《盛世危言》的一个基本观点。郑一直对西方抱有兴趣，到上海后曾进入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盛世危言》的雏形来自他1880年完成的《易言》，最早则可追溯到《救时揭要》（1873年）。这些早期作品不少受到《申报》（该报1880年呼吁中国需要世博会）和王韬的影响。后来郑观应成了《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有一回一次买下100份《泰西新史揽要》送给北京朋友。

目睹国家命运不断下沉，《盛世危言》到1893年终于写完，看过它的人对书里的西方政治印象深刻，它甚至超过了弥漫全书的“商战重于兵战”理念。对“议会”和其他西化制度的欣赏，让郑观应与其他洋务买办深刻区别开来。不幸的是，当这本书1894年正式出版时，里面的建议看起来为时已晚。

二

当郑观应请陈炽为《盛世危言》撰写序言时，后者感叹说，自己的《庸书》可以不写了。这当然言过其实，《庸书》完成于1893年8月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它没有取得《盛世危言》那么大的反响，不少方面却并不逊色。这两部书相继在这两年完成并非巧合，事实上这几年涌现了一批呼吁改革的杰作，它们投射出相似的危机感，尽管感同身受的人并不多。

陈炽时任户部员外郎，更加留意眼前时局。他提醒说，要警惕俄国和日本，因为两国均效法普鲁士改革兵制，且意在中国，如果轻视日本必将首先遭其祸害。陈炽也注意到了世博会和中国传统商品的困境，他赞成引入西方技术，警告说，如果因为自来水、电灯来自西方而厌恶，只能导致坐井观天，自受其困。举目望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新政特别为陈炽欣赏，特别是湖北正在开办的炼铁厂。

工程浩大的汉阳铁厂这一年正紧锣密鼓地做最后冲刺，它始建于1890年，已经耗资数百万两。中国并非没有钢铁厂，比如江南制造局马丁炉（1891年）和天津机器局钢厂（1893年），但它们规模太小，江南制造局1893年的钢产量仅为37吨。汉阳铁厂计划于1893年投入使用，但情况远比张之洞想得复杂。

“目前我们雇佣了将近四十名外国人了，”总督幕僚辜鸿铭年初告诉一位香港朋友说，“有关生铁问题的整体计划和发展规模已经有了，可怜的老总督也快烦透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为此负责。”北京不少官员不支持汉阳铁厂，并急于要它拿出成果。3月12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弹劾张之洞浪费经费，调查此事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否定了上述指控，不过湖北最出色的幕僚赵凤昌因此被罢免。张之洞、李鸿章幕府人才众多，很多人堪称一时之选，常常能不大不小地影响政局。拿赵凤昌来说，革职后他很快去了上海，以武昌电报局挂名职务继续为张之洞筹划新政，他的住所“惜阴堂”日后竟助推了大清国的终结。

张之洞逃过一劫，不过他确实犯下大错。当炼铁厂于1893年9、10月间完工时，焦炭供应却没有解决，计划中的大冶、马鞍山配套工程也没有完成，远离煤矿的选址失误甚至被郑观应写到《盛世危言》里，那时后者还不知道自己几年后将出任汉阳铁厂总办。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上报北京，称汉阳铁厂全场告成。不过，试产一直拖到来年6月才举行，由于铁厂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外国焦炭，只好把国产碎焦（土焦）和德国焦炭掺在一起使用，第一次生产102天即告停止。买煤成本居高不下等难题困扰着这家大型官办工厂，直到多年后才由盛宣怀解决。

汉阳铁厂沿袭了1860年代以来最典型的官督商办方式，也是“花了大笔公共资金买来失败和挫折的官办企业的典型”。它主要依赖指挥官员的热情，很难保证效率和专业，更不要说资金浪费和中饱私囊这些官场陋习。几年后，一位到此参观的德国学者评价说，这家铁厂“成了本国和外国人进行搜刮以饱私囊的对象”。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武汉三镇确实在张之洞指挥下变成自强运动的一个重镇。这里（特别是汉口）人口众多，自古以繁华著称，但直到张之洞1890年到来后才开启了工业化之路，此前人们只在租界几个外国工厂里看到过蒸汽机器。

除了办工厂，张之洞还有更大的抱负。1893年底，他在武昌大朝街口成立了一个新学堂，这所学校大异于传统，日后它演变为武汉大学。

张之洞在自强运动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李鸿章，后者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 1893年也交出了几项新成绩：制造出可发射800磅炮弹的后膛大炮、每分钟能发射12发炮弹的12公分口径速射炮，以及一个栗色火药厂，并开始筹备生产无烟火药。“从各个方面讲，除了体力弱些以外，中国工人比得上世界任何国家的工人。”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称赞道。 7月底，李鸿章骄傲地向北京奏报，上海制造的新式枪炮与西方最好的产品几乎没有差别，并特别强调说，日本中将川上操六不久前在天津试用这些武器后，认为性能超过了日本兵工厂。

川上操六时任日军参谋总部次长，此番游历实为军事侦察。此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清军那些新装备，而是中国政府的腐败。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少佐“赤城”号舰长出羽重远得出了相似结论，他当年考察了旅顺等地，尽管清军拿出了最新式的武器，他在报告中却断言，中国陆、海军外强中干，军备不足为惧。

三

1893年下半年，上海的西方人比往常更忙碌一些。11月17日是“开埠”50周年纪念日，各国人士当天聚集外滩，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花车游行。为此，公共租界工部局在伦敦铸造了特别纪念章：正面为一个盾形图案，上方一艘舰船迎着朝阳航行，刻着“上海五十周年，1893年11月17日”，背面则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局徽。

李礼 | 1893：世博会上的东西方碰撞与中国自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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