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成林

▍一

自己的人生若有意外，英语该是最大一桩。倒退三十年，我根本不会想到，真的可以把英语学下去，一直学到今天；更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不仅会以英文阅读为主，而且会靠英文吃饭乃至救急。

过去十年，我从英文翻译了四本书，还写了不少文章，凭借读的原著，介绍英文世界的新旧作家。这些“成绩”，现实收益有限，更多收获在于内心自由，换句话说，也是多年前我自学英语的一大初衷。

这几年，偶尔也看到别人撰文称我“翻译家”，但是总觉不配；尽管不需要文凭、学位和职称来衡量，在我眼中，只有傅雷那样的人方可称得上翻译家。所以，不论出书，还是在报刊等媒体发稿，自撰的个人简介，我一直用“译者”二字，不是假谦虚，而是真的觉得还不够格。

不像现在的小孩，没进幼儿园就开始所谓“素质教育”，我上初中才学英语。一九七七年，“文革”刚过去，“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那样的口号不再时兴，但是，初中第一册英语课本，除了字母音标，首先教你的，还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或是“We study English for the revolution”（我们为革命学习英语）。

当年学的不少单字，既乏味也不实用，除了工农兵等名称，还有干部（cadre）这类生僻字。师资更说不上，初二的英语老师，原是教我语文的班主任，上过一阵市里或区里“教革委”（教育革命委员会）办的英语老师短训班，回来就改弦，领着一帮少男少女叽里呱啦。现在想来，她的“鸟语”发音很有可能不准。

初中高中，我为革命都没学好英语。那时学英语的人，似乎也不再为了革命。我跟祖母住的省城小街，一端街口横对稍宽的文庙前街，有一家人就住那条街的铺面；家里三兄弟，老三大我好几岁，帅气，早上去臭烘烘的街口公厕，蹲坑也捧着英语课本。

那几年，高考刚恢复，知识终于可以让你出人头地，社会上的学习风气很浓。不单蹲坑你会遇到苦学青年，去街上的国营店铺排队买东西，你也会看到手不释卷的年轻书呆子。初三，教我英语的黎老师三十来岁，并非外语系出身。我们不是重点学校，学生不优秀，黎老师也不太用心，但你随时见他捧着自己的英文教材，哪怕课堂上，我们在做作业，他也一卷在手，来回踱步，沉浸在一个人的学习天地。

我当然无从验证黎老师的英语学成啥样。他后来考上省城师范学院的古典文学研究生，也许早就当上了中文系教授。快念高中，我听邻居伍大郎说，住在文庙前街铺面的那位帅气老三，蹲坑也在苦学，考取了留美的公派理科生；我羡慕得很，因为内蒙的父亲常在信中鼓励我，要我将来争取留学，但自己成绩不好，做梦都不敢想。

过了这么多年，文庙前街早就面目全非，那一家人不知去向，更不知道留美的老三究竟学成归来，还是留在彼岸，但他的英语，应该不会很差吧。其实，初学英语时，我的成绩也不差，常常名列全班前茅。“掉队”是在初二下学期，跟着班上一帮落后生鬼混，各科成绩下滑。到了高中，我的英语已经无可救药，ABC根本提不起我的兴趣。一九八二年文科高考，英语我大概得了二三十分，是各科的倒数第一。

▍二

但我模糊知道，英语重要（出国留学，或有更好出路），也羡慕英语好的人。只不过，身为没考上大学的街道“待业”青年，周遭并没这样的人让我膜拜。邻居伍大郎在脱产读电大，学的理工科，常常跟着黑白电视上热门的英语学习节目“Follow Me”结结巴巴，英语并非他的专业。从内蒙回来养伤的父亲，虽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当年学的主要是俄语；俄语英语，他忘得肯定差不多了，就算能说几句，也是醉了酒才胡讲一气。

如同中国很多大城市，省城有一个自发的英语角，也叫“English Corner”。除了大学一类象牙塔，英语不错的人，想说英语的人，大概都爱到那里。English Corner就在我家附近的老南门，锦江大桥河边，每周固定两三次。我去过几回，多在晚上七八点。昏暗的路灯和树影下，一小块空地，这里一群人那里一堆人，都在练口语，或听别人练口语。以我当年的无知，无从判断他们的水准，但似乎都比我强。间或，一两个“奇装异服”的“外宾”路过，场面就更热烈，或怪异；不管听得懂听不懂，扎堆的所有人竖起耳朵，像在聆听千载难逢的天籁。

我在英语角几乎没开过口，只是竖起耳朵的沉默大多数之一，因为好奇来凑热闹。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学好英语。不比我痴迷的文学，多读名著（外国的就读译本），至少可以提高眼光，英语你无从下手，自己听说读写都差，更不要说让人生畏的单词和语法。

当年的我，可能很像English Corner见过数次的那个小老头，他长得极像伍迪·艾伦（我那时爱读电影杂志，只是知道这位美国导演），小个子，黑框眼镜，按当时标准，穿得甚至有点洋派（灯心绒裤子，夹克衫），一副腼腆怕事的小知识分子模样。他沉默寡言，转来转去只听别人讲。我很想跟伍迪·艾伦搭话，不管用菜鸟英语还是省城话，但我跟他一样害羞胆怯。

那一阵子，我去了一家民营眼镜行上班，跟老板去北京学习隐形眼镜配制。在中美合资的隐形眼镜总店，我遇到大我几岁的验光师赵师傅。他在自学英语，打算自费留美。除了蹲坑苦学的帅气老三，外表斯文的赵师傅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志向远大”的人，却又望尘莫及。从北京回来，我成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馀的隐形眼镜验光师，想学英语，但又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有天，一位高中男同学介绍一位女同学来配隐形眼镜。浓眉大眼，脸盘稍宽，她高我一届，大我两岁，高考落榜在我这一届的班上补习，现在省内一家师范学院外语系读英语本科。我俩在学校从无交往，聊了一阵，女同学原来跟我一样喜欢文艺，还知道我在写诗，想当作家或诗人。

回学院不久，她来了一封信，表露好感。我俩开始频繁通信。再次见到，她送我一盒Karen Carpenter的磁带，她在学院翻录的。这位得了厌食症去世的美国女歌星，声线醇美忧郁，当年很对中国文青的口味。她把歌词大意译给我听：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雨天和星期一总是让我低迷）……她是我遇到的第三个英语好的人，而这次，不同一般。

女同学那时快毕业了，她想报考英语研究生，又想跟着国内某位知名的大熊猫研究学者，去深山野林从事动物保育。面对英语高才生，家境和前程比我好得多，我有些自卑。她不介意。更让我意外的是，她对我，比我对自己还有信心。不管信中还是见面，她要我一定得学好英语，同时自学大学中文系课程，争取过几年直接报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

这一“人生规划”，当年并非发梦，诸多升学无望的“有志青年”，有的就是这样出人头地。自学中文系，对我来说问题不大，英语就太难了。很快，她寄来中文系课目和考研试卷，还给我拟了一份自学英语的计划。没老师，她可以教我；接踵而来的暑假很长，她也毕业，就从国际音标开始吧。

不知道时代所限，还是都很天真，这场恋爱，始终很柏拉图。除了冒雨攀上青城山顶的上清宫，各居陋室过了一夜，我们没拉过手，没亲过嘴，也没抱过；现实层面，她的示爱，就是给我织过一件厚毛衣。

每次见面，我俩更像志同道合的好友，不像谈情说爱。但我至今觉得，她的英语很好，发音准，当时就能读让我咋舌的英译本《红楼梦》。在她面前，至少说起英语，我像个小学生，她也像教小学生那样，严格纠正我的每一个可笑的发音。有柏拉图式的爱情激励，我当然不敢偷懒。

她给我选的自学教材，不是当年流行的许国璋英语（认识她之前，我在眼镜行抽空上过一阵许国璋英语的夜校班），而是北外英语系一套课本，也许没我后来自学的四册《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活泼地道，打基础却很坚实。我渐渐有了信心和乐趣。

可惜的是，她毕业回了省城，很快在一家大工厂的子弟校教书，我那时早也离开眼镜行，考进省级国宾馆做了服务员，从通信到频繁见面，不到一年，我俩却分手了。

柏拉图式的恋爱，毕竟不能持久，彼此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性情都有差异。但我仍得感谢她，分手之后，还做了一阵我的老师；直到彼此难以为继，她还惦记我的英语，正如她的最后一封信所写：

“还差两课你的一册就结束了。按我的估计，也许你能够自己把这两课自学完。也许你能另请一位远比我高明的老师，若不行，按过去所说的自学方法，我想你能继续把英语学下去的。我过去的计划是在你学完这套书的二册以后（或一册之后），适当看一些泛读的材料，以巩固和扩大你的单词量。现在你可以适当找一些极浅的读物阅读，不求甚解，只求大概粗通故事意义。阅读时不要逐一查生词，只查关键的动词或相应的词，然后再猜全句意思。泛读就是泛泛而读。在泛读基础之上，一定要坚持学会这套教材的一、二、三册。不懂的语法项目可在语法书上查找。”

▍三

她这段话，今天仍是很好的学英语贴士，但我再没请到“一位远比我高明的老师”。少了爱情，自学中文系课程，我没能坚持太久，也因为不喜欢正统乏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情愿写诗和写我所谓的现代派小说。然而英语我不仅没丢，反倒更有兴趣，只是不再为了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

在省级国宾馆，一开始我觉得新鲜，之后却感压抑，也激起我的憎恶和反叛。公开反叛，就是顶撞上级、装病、旷工和我行我素（为此常被停工，坐在客房部办公室“反省”写检查）；内在反叛，则是文学和英语。身在那样的封闭空间，周遭多是逢迎、盲从和无知，文学和英语不仅让我内心得到部分自由，给我开了两扇多少可以呼吸的天窗，也让少年时代因为家庭遭遇就已萌发的“反骨”恣意生长。

她给我选的那套北外课本，我慢慢学到第三册，随即自作主张，改学更有趣的《新概念英语》（后来还学了一阵台湾流传过来的美语《双向英语》）。没了老师，语法可以翻书，语音只能听磁带；短波广播的BBC和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或磁带），则是另一“法宝”。

许是语音有她之前用心矫正，自己也不算太笨，我的读音渐渐像个样子（偏重英音），尽管多年后才有了比较自然恰当的语感，但我今天的口语，若无太多滑稽的中式语音，绝对是她的第一份功劳。

至于让无数英语学习者头疼的单词，最初我也死记硬背，好在音标较熟，多数单词，凭字面就能猜出大致读音，记诵相对容易（以我现在的体会，学到较高程度，根本不需要死记单词了）。学完四册《新概念英语》，我的单词量大概两三千，已能应付基本沟通和粗浅阅读，虽然仍是个初学者。

因为自修文学和英语，也因桀骜不驯，我在国宾馆像个异类。客房服务员以楼层为小组，每组五六个人，每天分两次打扫一层楼的二十多间标准客房（上午“大搞”，下午“小搞”，很有中国特色的名目），还要轮流值白班夜班。“大搞”“小搞”间隙，不管是否当值，我们不得串岗，只能坐在小小的值班室发呆或闲聊。

我不喜欢扎堆扯淡和打情骂俏。每层楼都有的开水间，于是成了我的小天地。这里没人想待，有一台集中供气的开水小锅炉，洗涤池，铺了白瓷砖的工作台，摆着挂着洗马桶和脸盆的消毒粉，清洁液，橡胶手套，马桶刷，抹布，拖把，扫帚，痰盂，几十个茶杯和热水瓶。最理想的是，开水间一侧都是玻璃窗，对着宾馆外面的田坝和农家竹林。

很多时候，“大搞”“小搞”前后，我拖一把椅子到开水间，用抹布擦干净一小块瓷砖台面，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下来又读又写。不单学英语，也读其它书。

冬天，开水小锅炉散发热气，夏天，窗户透进田里吹来的凉风，远比成天关在有暖气或冷气的室内舒服。避开话不投机的同事，只跟不说话的抹布拖把痰盂等杂物为伴，你也身心安宁。

天长日久，不论其他服务员还是小组长大组长（后者主管整栋大楼），他们也渐渐习惯或默认了；只要不“大搞”“小搞”或当值，坐在开水间并不违规，尽管与众不同。只有宾馆高层或客房部经理要来巡视，小组长或大组长才会走到开水间，要我马上“归队”。

不像前面写到的英语角对街那家“涉外”的锦江宾馆，远在西郊的省级国宾馆很少普通“外宾”，主要接待中外要员党政会议，我周围几乎没有讲英语的人，也用不上英语。偶尔，一队在市区找不到适当住宿的外国旅游团从天而降，弄得宾馆上下手足无措。访华的外国要员好办，配足中方翻译，譬如里根时代的布什副总统和荷兰首相。在我，虽无机会练习蹩脚口语，也没资格直接为大人物端茶送水，却是另一扇窗。

我在随员客房不时见到海外书报：铜版纸彩印墨香扑鼻的荷兰文报纸，英文版时尚杂志Cosmopolitan，美国报纸USA Today……这些“天外之物”，总让我的两眼发光，充满“野蛮人”式的敬畏，即使看不大懂，也不敢据为己有（但我一直爱把客人扔掉的外文报刊当成宝贝收藏），却让我更加渴望外面的世界，更想学好英语。

有一回，一个新加坡旅游团在东六楼住了几天，我和一位祖籍海南的中年大叔短暂成了朋友。坐在会议室笨重的官式单人沙发上，我讲蹩脚英语，他不时说几句生硬中文，还拿出袖珍录音机，要我对着讲几句普通话，大概想带回去给多年未归的亲友听听。

大叔走后不久，果真给我来信，圆珠笔写着精细的花式英文，附上数张布面彩照：樟宜机场；城市高楼；他穿短袖衬衣和短裤，脚踩人字拖，蹲在地上，跟一堆热带水果红毛丹（Rambutans）合影。

大叔跟退休父母同住三室的政府公楼，似乎独身，人也热情，希望再见到我（我那时还不明白啥叫做礼貌回复），还鼓励我多读多听学好英语。我开始做白日梦，想起邻居伍大郎说的，我家附近的南大街有位洗印相片的年轻个体户，有天遇到一个日本客，意外做了朋友，后来因此去了东瀛定居。然而，这样的运气并未降到我的头上。没有救星。我的英语，学来也真不知道有何用处。

很多年后，以文字为业，我才真正明白，当年在那样封闭压抑的环境下自学英语（宾馆远在郊外，又得经常值班，你没法去城里读夜校），如同后来这些年我的写作和文学翻译，是个极其孤独和艰难的过程。没了因为柏拉图式恋爱而生的英语老师，一切只能自己摸索；初学阶段挺过去了，真正的突破还得很多年。

很长一段时间，就像困在宾馆不知前路何方，我的英语也在原地打转；心有不甘，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提升途径。有一阵子，我想过写信给美国学医的一位表姐，问她怎样才能去美国留学，但我既没用来敲门的大学文凭更没川资，只能死了这条心。

不愿半途而废，我继续独行：用英文写日记；反复听各类语音磁带；坚持购买当年红火的《英语世界》杂志；找宾馆党办的打字员借来一台旧式的英文打字机，生平第一次苦练打字（那时电脑还很稀缺）；去外文书店买来中国影印或进口的英文小说或Reader's Digest合订本，就着字典死啃。

有天进城，街头地摊看到一叠过期的Newsweek、U.S. News & World Report和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可能是省城美领馆当废品卖掉的，还贴着外交邮件英文标签，叫价便宜。别说当年，这些杂志现在也很难买到。内心狂喜，我全买了下来，虽然如同那些原版英文小说，多数我仍然看不懂或读得吃力，常常虎头蛇尾，但是望着它们，你仍然满足，知道自己跟世界有了某种神秘的关联，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真正的正道。

▍四

至今记得，当年有的同事，不仅视我为怪物，也把我的独处一隅埋头苦学讥为“搞科研”。科研搞了两三年，新诗和现代派小说写得也没长进，“怪物”的运气却来了，虽然还不能远走高飞。在国宾馆，首次迎来上百名来华受训的巴基斯坦空军地勤技师，一住就是三个月。客房部上下都知道，我在自学英语，但在客房经理和大小组长眼里，我的表现一贯不好乃至恶劣。

只是，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人再不可救药，也比那些表现好却又一句英语都不会讲的服务员有用。我去了“老巴”所在的楼层，很快成了不可缺少的沟通媒介，因为卖战斗机给“老巴”的军工厂只配了一两个翻译，晚上也不住在宾馆，上百号“老巴”的吃喝拉撒睡，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南亚人的英语口音，尽管有些怪异，我那时的两三千个单词量，连比带说加猜，基本可以应付。

英语，总算让我有了一些现实的自由。看我不顺眼的几个大小“领导”，跟“老巴”沟通几乎靠我（逼急了，他们只会跟“外宾”讲普通话），不再对我板起一张脸，不再训斥上班时我在埋头“搞科研”，不再挑剔我打扫的客房这里那里有问题。因为“老巴”，也因为英语，时隔很久，我又拿到全额的工资和奖金（之前常被扣得七零八落），可以更疯狂的买中文书和读不太懂的英文书了。

有天下午休班，呆在单身宿舍，突然有同事来叫。一个魁梧的“老巴”可能用力太猛，把西楼客房五六十年代的大浴缸坐裂了，大腿划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军工厂的翻译那天不在，我和宾馆医生一道，把“外宾”送到城内的省医院，一直送进手术室，继续用蹩脚英语给动手术的医生护士翻译。这个不幸的插曲，反而让我小小的出了一次风头。

现在回想，有幸为非英语国度的第三世界“兄弟”服务，我在宾馆的处境有改善，口语却没太大长进。接下来的两批长住“外宾”，同样来自第三世界：斯里兰卡空军地勤和另一轮“老巴”（这次是飞行员，入住小洋楼）。

不过，跟“外宾”打交道，我已驾轻就熟，甚至短暂交上朋友。“老巴”技师Saleem，跟我差不多年纪，英俊，友善，我俩常聊天，到宾馆后院散步，去他房间喝加了太多糖奶的Lipton红茶（我后来爱喝红茶，应该源自“老巴”）。Saleem喜欢好莱坞电影，敬佩巴国当时的反对派领袖布托女士。他回国前，我俩在花园合影；除了那位断了音信的新加坡大叔，Saleem是我那些年跟外界的最后一位交往。

国宾馆再无“老巴”那样的大宗长住客。因为英语，我在宾馆尽管不再受人嘲笑轻视，渐渐“以工代干”，从客房部借调人事部做了培训干事，甚至为拿一个文凭，报读无需上课的高教自考英语专科（跟之前自学中文系课程一样，我还是受不了那些正统乏味的公共课程），我的内心却愈加苦闷。

我想逃出这个封闭保守的天地，想去梦寐以求的自由世界闯荡。宾馆总台有位大我几岁的同事，他是全馆另一个能说几句英语的人，老爹是南下干部，退了休的宾馆老领导。几年前，“老巴”还没来，他却“屈尊”不当总台接待员，去餐饮部做了端盘子的服务员，还学起了德语。很快，他去了德国的中国官办餐厅跑堂，公派。

我没这样的背景和本事，更没这样的胆量。我的唯一技能，就是学得依旧不成样子的文学和英语。如同当初离开学校模糊知道英语重要，我也模糊知道，继续留在宾馆，我的文学和英语难有真正长进，说不定还会半途而废。

然而，真的就像励志文学写的所谓人生转折，在这苦闷彷徨的时刻，一位要好的服务员偶然说起，她可以介绍我去澳门做技术劳工。澳门？一个少人谈论的弹丸之地，除了赌场，我一无所知。可是，澳门曾是葡萄牙殖民地，也讲英语吧？去不了美国留学，也没能力去德国的中国餐厅做公派的服务员，我至少得去澳门看看。

紧接着，同事介绍我去负责外派的中方劳务公司，做文员的基本技能我都不缺，中文和英语。中方面试，我顺利过关。澳门的大老板很快要来省城挑选人才，我向北京赶来的劳务公司副总经理竭力推荐，就让澳门大老板住在国宾馆，就住“老巴”飞行员住过的小洋楼，就在那里面试吧。天时地利人和，“怪物”的运气又来了；而这一次，凭着苦苦学得的初级英语，不管将来怎样，我一定要走出去。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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