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570余万考生参加了这届高考。交上考卷的那一刻，27万幸运儿的人生从此变轨。
拿到通知书那天，“幸运儿”曹云海把家里之前给订的亲事退了——按当时的政策，子女户口性质随母亲。“自己的户口已经变了，再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嗯，不合适。”
本篇为节选，全文是《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付费内容。
29岁那年，罗中立接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电话经县邮电局转至厂部，再转至车间，车间的人跑来通知他。等罗中立返回车间，电话已经断了。他又跑到厂部去，很快，电话再次打来。
当时，罗中立在达县钢铁厂当了近十年锅炉检修工。
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之前，罗中立（右一）是一名工人。（图据央广网）
撂下电话后，他决定参加高考，并直奔最近的一个报名点——达县县城。
彼时已近入冬，天黑得特别早。罗中立沿着大巴山下的周河一路走上去，到塔坨渡船过河，总算赶在天黑前到了县城。
那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罗中立挤上了1977年高考的末班车。
人生就此转向。
当年打电话的人已经成了罗中立的妻子。
“那时候还是女友”，罗中立笑称。在那个电话中，女友陈柏锦转达了准岳父母的话——“现在机会送到家门口了。达县这么多画画的，那些学生都去考了，你也应该去报个名”。
在此之前，罗中立正忙着找人打家具，一门心思准备结婚，总觉得“考试好像是别人的事”。毕竟，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学业亦已中断了近十年。
曾经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就读的罗中立，已经完全是位合格的锅炉检修工，一个人管十多个炉膛，每天往返于煤仓和锅炉房之间，推着装满煤的煤车，到炉膛边就要把煤甩在边上。冬天的煤仓没有遮拦，特别冷，吊灯在头上晃悠，能听到铁锹铲煤的嚓嚓声。夏天，靠近炉膛的地方温度特别高，但为了安全，罗中立和工人们还得捂着穿厚衣裳和皮鞋。
日子在混沌中就这么过着，罗中立一心认为自己会一辈子扎根工厂。当然，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个还不错的选择。他遇到了当纺织工人的陈柏锦，谈恋爱，并准备结婚——但准岳父母是知识分子，骨子里，他们坚持认为人还是要有知识，要读书。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网络图）
1977年初，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坊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从8月中旬就开始，开了四十多天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终于决定，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教育部送审稿中，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在邓小平看来，“太繁琐了”。最终，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按他的要求改写了。邓小平说：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最终，570余万考生参加了这届高考。
考上大学，意味着罗中立在四年之后就可以拿到52元钱的月工资，而这是他在厂里再奋斗十年可能都达不到的。
而对江苏农村孩子曹云海来说，
高考像是在一堵高墙上突然裂开的一道缝，墙的另一边有光。要想改变命运，只能从这道缝钻过去。
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自此，城乡二元经济体系正式形成。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之后的内部控制指标规定，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78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1977级新生在学习、交流。（网络图）
曹云海不想继续当农民。第一年高考落榜后，1981年，他执意跑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三灶中学复读。“当时改变命运的想法太强烈了，”他说，那几年社会上关于高考的口号又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就是告诉你，不一定能考上，因为录取率太低。”
“你一个三流水平的一直考干嘛呢，图啥呢，钱都白花了。”村里人眼见着曹云海考了两年还没考上，纷纷数落他，毕竟其他人家的男丁全都帮着家里干活、娶媳妇去了。
可是曹云海就是不甘心。看到村里有人考上大学，还带了女朋友回来。他羡慕得够呛。1983年，曹云海第三次参加高考，这次他报考了镇江粮校。
对镇江这个城市，曹云海的概念只停留在火柴盒上。当时的火柴盒，有印着“镇江”的，有印着“南通”的。他和伙伴们拍火柴盒玩，约定俗成的规矩是“镇江火柴盒吃南通火柴盒”。至于这个城市在苏南还是苏北，他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