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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掌舵六家上市公司,用了30年,将2000元转化为500亿

正和岛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7-07-12 21:14

正文

他的人生不曾与任何常人的轨迹相重合,传奇、戏剧的底色从他创下单人漂游长江先河之初已然早早布下。



作  者 | 袁治军

摄  影 | 张旭

来  源 |《中国慈善家》




29岁的艾路明浑身湿漉漉地坐在长江边,惊魂未定。南京漂流队的两个朋友从水面上漂过时望见了他,冲他高喊:“赶快下来啊!”艾路明扭过头,假装没听见。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又一次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这次漩涡遇险前,他在前面的漂流过程中,被岸上的藏民误认做动物打了两枪,一枪在他皮划艇的前面激起半人高的水柱;另一枪,擦着他的耳朵呼啸而过。


他在岸边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不敢下水,“根本没想到会经历这种局面。后来我拖着皮划艇往上游走了很远,想从其他地方绕开这个漩涡,但后来发现不行,于是又硬着头皮下水。这一次也是很悬,几乎是贴着那个漩涡的切线漂过去的。”


尽管在前期做了详细的筹划,但艾路明显然还是漏算了被人打冷枪和遭遇巨大水流漩涡的可能。漂流长江听起来豪情万丈,事实上却时时“和死神跳贴面恰恰舞”——在艾路明漂流长江的前一年,勇士尧茂书殒命金沙江;在艾路明漂流长江的那一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孔志毅、王建军等10人不幸遇难……但艾路明依然不打算放弃, “我当时就是想去。别人也许也想,但没有行动,我是想到了就要去做。”


1986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艾路明从长江源头漂流至武汉,再由武汉下水游至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开创单人漂游长江先河。(图片由当代集团提供)


在从宜宾出来后大约10公里处,他遭遇了那个险些让他也折戟沉沙的水流漩涡,皮划艇被湍急的水流快要扭曲成了麻花,艾路明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分不清东南西北,所幸一股上升的水流在危急时刻将他和他的皮划艇托起——31年后,两鬓斑白的艾路明在北京一家人声鼎沸的面馆里一边吃着热辣的重庆小面,一边回忆他的过往,波澜不惊。他的人生不曾与任何常人的轨迹相重合,传奇、戏剧的底色从他创下单人漂游长江先河之初已然早早布下。


无论是弃掉公职与六位同为武大校友的同道以2000元起家,打造今天总资产500亿元、参控股六个上市公司的湖北最大民营企业当代集团;落户农村,担任武汉市新洪村村长20年的同时,以哲学系博导身份执教武大;还是花甲之年仍雄心勃勃地竞选阿拉善SEE会长一职,为此交付80%的时间于公益—— 企业家、农民、博导、公益人诸多身份汇成一个令人困惑却新奇的艾路明。


他被称为“隐形富豪”,亦有人称他为“布道者”。熟悉他的人则称他为“老顽童”、“扫地僧”——这两个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前者不拘小节,幽默风趣,快乐而自由;后者是隐形的顶尖高手,深藏不露。


“我很幸运,”艾路明告诉《中国慈善家》,“ 我想做的事,都会在想到以后去努力完成,不做就不行。”


追溯他所称的这份幸运的源头,武汉大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所在。


《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


武大的自由


在1978年踏入武汉大学之前,艾路明曾是一名搬运工人 (注: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高考制度在1967年至1976年间中断10年,在1977年恢复) 那段经历让艾路明看到社会需要改变,直觉告诉他,做官,可以让这些改变发生。怀着这一愿望,他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他看来,哲学,是让这些改变发生的基础。一句话,他想做官,不论是乡长还是县长都行。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上任伊始,便打破陈规,主张学生自学,号召学生成立各种学术性社团,“在实践中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樱花诗社”、“思想家俱乐部”、“UFO兴趣小组”等一批学生社团在武大应运而生,其中,艾路明和柴晓涌、王铭等人发起创立的“多学科讨论会”,成为当时武大400多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标杆。


“多学科讨论会”的雏形原本是一次次茶余饭后的吹牛行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学科和思潮,给当时的武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互讨论,渐渐地,这种讨论逐渐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数学系、物理系、计算机系、哲学系、生物系、化学系、经济系——不同院系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把各自了解、掌握的新知识、新观点一 一抛出,然后接受其他同学的“批判、诘难”。


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每个参与者都不断修正着各自的观点,与此同时,也修正着各自未来人生的方向——计算机系的柴晓涌在留学美国后,改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哲学系的艾路明则在这里纠正了他最初的认知和目标。


1978年,艾路明(右二)考入武大哲学系。在他看来,哲学,是改变社会的基础。 (图片由当代集团提供)


“我发现其实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艾路明说,“改变社会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只有从政一条路。”


“武大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自由。” 艾路明说,“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诞生了‘多学科讨论会’,也让我在主修哲学之余,得以选修了数学、物理以及经济学的课程。”


跨学科的课程选修对于艾路明来说并非易事,例如在学习拓扑学这门课程时,他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想着一个学期即将度过,这门课程的学分极有可能拿不到,艾路明感到有些遗憾。老师却告诉他,没关系,只要他坚持把课程上完,写出一篇拓扑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就准许他通过。


“武大的老师们在学术上保持了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他们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目,让学生自己挑选,在读完之后和他们共同讨论。”艾路明回忆,“我的硕士导师是陈修斋先生 (注:著名哲学史专家、莱布尼茨专家、翻译家,曾在武汉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 ,我的博士导师是董辅礽先生 (注:著名经济学专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 。我记得单董老师拿给我的书籍资料,就有几百万字,他知道我的经济学基础差,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不是读经济学的,他告诉我,‘你得把这些书看完。’”


之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经济学,在于艾路明找到了更适合他的、改变社会的方式——做企业家。


用另一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艾路明曾追随儒家提倡的“而优则仕”的理念,期冀以官员的身份实现改变社会的想法,但他后来认为,如果中国所有的精英分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或穷经皓首于治理学问,那么社会改变的进程将十分缓慢,应该有人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用另一种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


那条路的名字,叫创业经商。


在当时那个大学生还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创业经商,通常意味着无路可走的窘迫——公家饭碗端不上、国企单位进不了,退无可退,为了生存,只好去做买卖。更何况,商人的身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不受尊重。


艾路明曾经端上过公家的饭碗,不但端上了,还是众人眼中的“金饭碗”。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党校任教。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工作,和其他六位同是武大研究生会的同学一起,拼凑了2000元钱,下海经商。那一年,艾路明31岁,时间是1988年。他们一起创立的公司,取名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所做之事,是从小便中提取尿激酶出口日本。


创业经商并不比当年独自漂流长江来得容易,惟一值得庆幸的,也许仅仅是在创业的这条道路上,他不是一个人前行。


当七个武大研究生从武汉三镇的公共厕所中拖着满载尿液的塑料桶赶回工厂时,路人对他们报以的,是掩鼻疾走,于中甚至有一两道轻视和鄙夷的目光。但是三十年后,这些和厕所打交道的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资产过500亿的“当代集团”。



截至2016年,当代集团下属企业达100多家,旗下控股和参股人福医药、三特索道等六家上市公司,涉足证券、教育、体育、环保、文化等产业。


近30年间,将区区2000元转化为500亿,这一成绩堪称“辉煌”,“做企业没有辉煌这件事,”艾路明摇摇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企业家)时刻都在危机之中,即使马云、马化腾、任正非这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会有各种问题存在,就像人每天都必须吃饭,不吃就饿得慌,企业时刻都要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不然就会遭遇不测。”


即便如此,艾路明并没有把自己捆绑在企业经营上,他早已启用年轻人接手企业管理,而他自己,则投入到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领域。


“有些事可以放手交给别人做,比如企业运营;有些事得自己亲力亲为,比如慈善公益。”



20年村官人生


1994年,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政府找到辖内各企业,希望每家企业定点帮扶一个贫困村,具体的做法,就是捐款。艾路明觉得依靠捐款做扶贫并非长久之计,那些钱极有可能用不到正地方,而是被吃喝挥霍掉。他找到区政府领导,表示与其捐款搞扶贫,不如让他去做个村长书记,这样可能更有助于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 如他所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顶着博士头衔的村长。


“我就是想做这么件事。”艾路明说,“那个时候农村不像后来,当时还是很贫穷的,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扶贫工作。”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20年。从1995年到2016年,艾路明一直有着一个“武汉市九峰乡新洪村党支书兼村长”的头衔,这期间,1998年政府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长必须是本村的居民,于是艾路明干脆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入了新洪村——他并不想在扶贫工作上走过场,而是想着如何能切实地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一项扶贫措施,就是通过小额贷款缓解农民的“用钱荒”。他做了一个实验,每家一亩地可申请贷款300元,农民申请到贷款后,再由当代公司聘请专家指导农民种植,并负责统一收购,村民拿到货款后,再将贷款还给公司。当时,为农民做小额贷款的理论研究很少,而推进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则几乎没有。据此,艾路明还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二项扶贫措施,是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主张。他在对新洪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洪村农产品种植单一,农业税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从1998年开始,艾路明承担了村里所有人的农业税,由他自掏腰包解决这一问题。


他的这一举动使新洪村村民彻底放开了手脚,再没有了因为无法“交公粮”而产生的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新洪村的产值此后持续上升。7年后,也即2005年年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艾路明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在这两项举措外,新洪村的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艾路明都要参与决策,甚至连街坊妯娌间的争执不和,也要他这个村长出面调解。


“村民什么都跟我说,他们问我种什么能挣钱、怎么能拿到小额贷款;乡邻间吵嘴打架、分田种地,都会找上门来。” 艾路明回忆自己的村官经历, “虽然对做企业没有什么帮助,但我却从中感到了一种快乐。”


在艾路明担任新洪村村长书记的二十年里,新洪村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仅在2010年,新洪村村民人均收入就达到3500元,比十年前翻了整整5倍。2016年年底,政府对新洪村完成了土地收购,艾路明的“从政”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在被问及是否会感到遗憾时,艾路明回答,“在我任职期间,我尽量多地帮助村民们争取到属于他们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这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卸任;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农村的土地问题依然存在,这算是一种遗憾吧。”


艾路明(中)和当代集团几位创始人至今向武汉大学捐款过亿。在这1个多亿的捐款中,有3000多万被用于建造武大的研究生楼,5000万用于成立教育基金,剩余的2000万则用于引进高级师资力量、资助科研项目的展开等事项。


做公益的意外收获


艾路明从未离开过武汉大学。他在这个精神的殿堂里接受了从学士到博士的完整教育,最后又回到这里,将他所习得的再往下传。


“第一次向武大捐款是在差不多10年前了。”艾路明回忆,“当时武大要启动一个项目,不太方便用教育经费来做,因此学校希望通过向毕业校友们募捐的方式来完成,那一次我捐了518万。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又捐了几次,前后加起来,总额有1个多亿。”


在这1个多亿的捐款中,有3000多万被用于建造武大的研究生楼,5000万用于成立教育基金,剩余的2000万则用于引进高级师资力量、资助科研项目的展开等事项。


“为什么捐款建研究生楼?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创业的七人,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不过大家系别不同,有生物系的、化学系的、哲学系的,如果分散开来捐,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嫌。捐建研究生楼,这样不论任何系别,都照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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